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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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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上一代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反思不复存在的波西米亚人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自己的过去。甚至作为教授，这代人也始终承担着对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责任。新左派一向介入日常生活并喜欢向大学发起攻击，反叛似乎是他们的本能。但如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却成了目不斜视的教授，他们只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以及专题会议。也许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几乎完全包容在校园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向学术界的规范进行挑战。
当然，年轻的教授并没有被动地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学术界的纪律。通过建立可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们指责那些在他们的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有来历的、或者根本就是官方的观点。这种学问是奇特的，它是左派知识分子进发出的情感，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学问。在几个领域里，新左派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学问也同样是奇特的：它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位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成了一种最深刻的讽刺。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最近25年，人们感到极大惊讶的事不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现，而且是他们德行的丧失。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
“伍兹、佩里和霍金教授是才气平平但功名心重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仅仅是步人社会的跳板，”E．B．霍特在谈到他系里的几个年轻教师时这样声明，“我不尊重他们，我也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帮我洗刷了是他们(哪怕是名义上)的‘同事’的污名，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说了这番话以后，霍特于1918年从哈佛大学辞职，来到远离缅因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然而，长期以来的学术生涯造就出来的充满敌意和尖酸刻薄的评论家不能轻率地被当作失败的或遭拒斥的学者而免职。马克斯·韦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授，曾经提议所有未来的大学教授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忍受一个又一个的庸才，年复一年地盘踞在你的上面，而毫不气愤、毫不痛心吗?”他又补充道，“我发现只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局面。”
对美国大学生活的两次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20世纪初对名人丑闻的披露和报道。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和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都谴责操控大学的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辛克莱著作的内容主要是以“标准石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钢铁托拉斯大学”(匹兹堡大学)为标题的几段文章。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止于列举出哪些压力联合起来对大学进行着错误的操控，辛克莱尔和凡勃伦都还谈到了对教师和科研的影响。
辛克莱尔回想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点什么值得教给我的东西，都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愚钝、世俗及狡诈的人。”
自己就有点神经质的批评家凡勃伦评论说，神经兮兮的批评家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由于保守势力的操控而在研究中受到压制。其实不然。教授们有充分的科研自由，并得到允许“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和信念”。没有外部障碍限制教授。然而，与他们保守的督学一样，“他们的认识视野被常识和偏见限定了。”对于学术上的成功来说，“一大群有攻击性的平庸之辈是最有资格的。”
就在这同一时期，H.L.门肯对大学教授也进行了严厉的挞伐。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我所有的本能都让我站在教授的一边。我尊重勤奋地致力于一门学科的人……我天生是一个苦行僧。”然而，对教授们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一个使他高兴的结果。从上到下都受到威胁的教授“几乎一律都在一种甜蜜的空虚愚妄中寻求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有勇气的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也不是思想观念自由传播的倡导者……他们是所有人中最谨慎、最胆小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们的行为就是他的证明。
他们自成一体，不是对暴民起到约束的作用，而成了他们最愚蠢的言行的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向民众灌输伪历史、伪哲学、伪理想主义、伪英雄主义……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为了教育后代，以及出于对子孙的担忧，我收集了一大堆学界的争论、说明和宣言……内容从对政府的装腔作势的赞歌到幼稚的长篇大论都有。
在凡勃伦和门肯以后，对学术界有力度的批评减少了——直到C.怀特·米尔斯。米尔斯珍视知识分子，他怀疑大学没有能保护或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在大学扩充的前夕，米尔斯把它的特征描述为“仍然是工作领域最自由的天地”。然而，“教授毕竟是合法的雇员，因此他们也受制于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味。”社会机构“自然地选择”顺从的人，他们被“如何写、何时写以及写什么”所左右着。威胁着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不是黑名单、秘密警察，也不是逮捕，而是不安全感。
教师自由的最深刻的问题不是有时发生的免除教授职位的事，而是一种莫名的日常的担忧——有时被婉转地称为“谨慎”、“有品位”或“权衡能力”。“这是导致自我恐吓的担忧……真正的限制并不是像著名学者的一致观点对叛逆者的控制那样的外部禁忌。”
近来，对校园生活所作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缺乏凡勃伦或米尔斯那样的活力。然而，它们所显示的情景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并未对某个教授的偶尔被解职或者大企业所起的作用加以考虑，而只是评估学术界就职与晋升的规律。这些分析研究表明，要想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而后来，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起初的成功保证了后来的成功。“一旦开始时就获得了好职位，而这只是靠名望起作用，并不是靠表现出来的能力……后来的职位就由最初职位的名望高低所决定。”马丁·芬克尔斯坦总结了对大学生涯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大学里的成功取决于“任职学校的声望和知名度”，或者是“关系人的地位和权力”，或者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
莱昂内尔·S·路易斯的研究证实，博士学位体制即攻读研究生，构成了学术成就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那些希望单纯靠教学能力或科研成果来获得职位的人来说，要想不被挤到最边缘的系科去，希望十分渺茫。”
路易斯设法收集到反映学习成绩的秘密文件——一些想在大学中获得职位的求职者们提交的推荐信。从这些信中他得知，人际交往的技巧和魅力胜过了学识，甚至才智。“在仔细阅读过一些学科的三千多份推荐信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体上，大学教师都希望周围的人有魅力、性格随和并善于交际。对教授们来说，诚实、有天分或科研成果丰富都是次要的，有无合作能力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往往更加重要。”路易斯最后说，在一个受合作心理支配的社会中，大学似乎应该成为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最后的圣殿，现在却变成了“赞助、委员会决定、相互吃吃喝喝、漠不关心和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深渊”。
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调查研究说明上什么学校、认识什么人才至关重要，而不是干得如何。不是工作的质量而是社会关系对学术成就有普遍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一个不用功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见得比一个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更有出息。没有绝对的保障和自然而然的奖赏。然而，对大学生涯的调查表明：天平肯定向有良好关系者倾斜。南达科他州斯比尔费什的黑山州立学院的教授，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好书，在专业上可能仍然没有知名度。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篇学位论文就会被社会尊为专家。他的文章常被引用，本人常受邀请，并获得资助。
甚至科研方向的最新发明——引文、脚注、索引，鼓励的也是谦和与软弱无力的学术著作。一本出版三次的大部头《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从成千上万本期刊中抽出对一些文章书籍引文的脚注。查阅某个作家，例如，C·怀特·米尔斯或丹尼尔·贝尔，常常可以看到米尔斯或贝尔被引用的报刊文章的清单。大体上，这可以让科研人员找到探讨米尔斯或贝尔和有关问题的材料——或者至少是脚注。
然而，这一索引越来越被兜售为了解某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的科学方法。它也被用作职务晋升或获取奖赏的指南。总的来说，对某个教授引用得越多，则其地位就越高。对某个人引用得多，则表明他或者她很重要。相反，引用得少，或者根本无人引用则说明某人无知名度，毫不重要。约翰·韦纳评论说：“如果引用的索引变成了晋升或占有职位和获得补贴或资助的基础，那么，有人引用自己的脚注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在思想市场上，脚注就是通货单位……人们肯定该给朋友们作脚注……并竭尽可能让他们也给你作脚注以为回报……”
像任何对名声的量化的研究一样，这一索引是流通的。它衡量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然而，如果用它来衡量人的成就，那些努力奋斗的教授们所应吸取的教训就很清楚了：布一张大网，尽可能多地建立相互关系，不要让自己孤立于主流之外。不仅仅是作脚注，紧密结合别人的贡献来设计自己的科研都会很有好处。你引用别人，别人也会引用你。大家都从相互奉承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二
研究职业本身也是一项职业。但是，对学术专业化的研究，包括薪金、阶级背景、民族和性别构成、地位等等，却不能测量出其根本的文化向度。这种研究常常会测不准或打了折扣：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进了大学的左派分子并未创造这一过程，但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未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
这里只可能大致地说明一些学科是如何屈从于专业化的。米尔斯的话很有见地，因为他最初的研究勾画出了美国的哲学是如何退居校园领地之内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内战以来的“哲学的专业化”，即哲学进入大学的进程。在20世纪，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的专职哲学教授取代了一度曾构成美国哲学界主流的律师、图书馆员和科学家这些“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甚至提供了有关哲学“衰退”，在公共舞台上出现次数减少的一些数字。他统计了登在一般杂志上有关哲学文章的数量，发现在专业刊物增多的同时，在一般传媒上对哲学的“注意力”减少了。哲学家们越来越宁愿相互对话。
尽管米尔斯对杜威的成就表示某种怀疑，但他仍将实用主义者看成是最后的公共哲学家，一种献身于人民大众和传播“开明及自由”的知识、反对专业化倾向的思想家。这种评价也许依然标志着杜威在哲学上的地位。杜威当然未被遗忘。然而，他在哲学系里的地位会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地位一样，在一堂讲课的开场白中被说成是尽管享有名望却是不科学的先驱者。
杜威在其漫长而卓有成就的一生中经常批判经院哲学。他公开向公众阐述他的思想。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痛恨哲学的经院化。他在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修道院的小室变成了专业的讲堂；一大堆‘权威’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无穷无尽的专题讨论和刊物填补了时光的空白……如果说老一辈的经院哲学家吃力地把时间用来从古旧的稿纸上把字迹抹去的话，那么，新一代的经院哲学家……则批评某些别的批评家用来批评别人的批评……”
他的《哲学重建》一书谴责了“哲学退出现实舞台”这一状况。在杜威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问题和题材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压力。”哲学必须回归这种社会生活“以重新获得正在失去的活力”。这些话引自杜威1948年为他的1920年文本所作的新的序言。这表明了一个始终如一的观点。这也说明20世纪哲学丝毫也不注意杜威。
杜威从他生涯的一开始就在寻找听众。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他力图创办《思想新闻》，一种介于传单和刊物之间的读物，计划把哲学注入日常的天地中。这一“报纸”保证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当作是人的一种生动的生活，因而是共同的兴趣，而不是将它们归于仅属专门兴趣的、与生活割裂的文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经常为《新共和》撰稿并参加许多活动和委员会，唤起公众对这种或那种弊病的警觉。例如，在78岁时，杜威成了调查苏联指控托洛茨基的墨西哥城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但是，杜威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几乎代表了一代哲学家。布鲁斯·库克里克在其关于哈佛大学哲学的《美国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该书并未提及在芝加哥和纽约任教的杜威)得出结论说：自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已经抛弃了公众。库克里克在论说的最后思考了“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哲学教授“不知道美国哲学一度在大学以外显得很重要。即使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对前辈的观念模糊、思路不清和头脑糊涂表示轻蔑……19世纪哈佛大学的哲学还起着生活的向导的卓越作用，而20世纪中期的它却反映了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的观点”。新的哲学家“把时间用在行政管理、评定毕业生的委员会工作、组织会议和经营刊物等方面。当这些狭隘的专家只注意学识时，他们就将工作看成了游戏，一种不是面对生活问题而是逃避这一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库克里克，一位历史学家、哲学的门外汉得出的结论。但是，最近几年，一些专家本身也对自己的学科发出了警报。他们怀疑专业化或私人化是否已走得太远；是否应该重新再建公共文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对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提出了疑问。诸如威廉·M·沙利文的《重建公共哲学》，杰拉德·格拉夫的《反对文学的文学》，大卫·里奇的《政治学的悲剧》等著作对整个领域提出了挑战，对潜在的专业化倾向提出了指控。
约翰·杜威所作的哲学上的努力至少在威廉·M·沙利文看来是十分巨大的。他设法恢复公共哲学的活力。沙利文写道：“自从约翰·杜威去世以后，没有一位专业的美国哲学家在专业圈子之外的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号召建立一种“和风俗习惯、和对日常生活实际的理解密切联系的公共哲学。要想保持哲学的真实性和保持使个人的公共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力量，那么，哲学既不能是在智识上脱离实际的一种理论，也不能只是一整套标语口号”。
约翰·E．史密斯在《美国哲学的精神》一书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也同意杜威的观点，对美国哲学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经院之物”表示遗憾。英国分析哲学的全面胜利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教授之间的内心对白”。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与重大问题的联系，忽视历史、文学、宗教和艺术。他希望如果哲学重新具有了更广泛的经验和理论的观念的话，那么，在文化生活中，“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声音”的衰退倾向就会被逆转。”
一本有关约翰·杜威的书籍的作者理查德·J·伯恩斯坦记述了“哲学上越来越大的不安”，并说这种有益的不安部分是由于重新赞赏杜威所引起的。“像里查德·罗蒂这样一位哲学家引用杜威的话决非偶然，他极为明智地批评了现代哲学许多贫乏和不当之处，”要求“重新回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精神上来”。
由于哲学几乎已经无法改革，很可能这些呼吁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当然，每一门学科的自我批判都有自己的过程。然而，哲学的自省也许是最软弱无力的，因为美国哲学所推出的是一种抵制批评性思考的专门知识。其逻辑和语言上的神化把少数能对哲学重新思考的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都排除在外，而这种对哲学重新思考的努力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学者时常在追求的。
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最无希望的地方有时却可看到改革和自我批判的迹象。但哲学却似乎是人文学科中最常规化的学科，最难以改革。正因为这个缘故，与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不同，在哲学方面持异议的刊物寿命不长，影响甚微。《泰勒斯》这一哲学杂志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于1967年创立了《泰勒斯》杂志。由于对教授们不谈欧洲哲学感到不满，他们组织了关于萨特的讨论会，然后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的刊物。
用编辑保罗·皮可恩的话来说，他们建议把哲学从“烦琐无聊”的境地挽救出来。”开始的几期就为后来成为《泰勒斯》规范的特征定下了调子：用长篇、密度很大的文章来介绍和分析不出名的却往往带有现象学倾向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例如恩左·帕希和卡雷尔·柯西克。在第三期和第四期，《泰勒斯》进一步评价了法国结构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赫伯特·马尔库斯和乔治·卢卡奇(他的主要著作还未被译成英文)。一篇研究《泰勒斯》历史的文章说：“现在大家公认《泰勒斯》成了让说英语的读者能接触到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近二十年后，《泰勒斯》依然在出版和评介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它对美国哲学有何影响呢?一句话，等于零。专业哲学的石头地面是无法耕种的。这也反映在《泰勒斯》的自我界定中。后来它被称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研究生哲学协会的正式刊物”，它还重新称自己为“完全处于美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之外的一种哲学刊物”。这是一种含蓄的说法。最后这家杂志完全放弃了与哲学的关系。此后，除了一些别的叫法之外，它称自己是“国际多门学科的季刊”，而最近又改称为“批判思想季刊”。
远离专业哲学并不仅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创建《泰勒斯》的青年哲学家几乎无人获得哲学方面的学术职位。刊物本身也未发现任何哲学系愿意资助它。一度，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默许了《泰勒斯》，但是，自创刊以来已经出版了厚厚的大约70期的《泰勒斯》(和其长期编辑保罗·皮可恩)却从来未附属于任何系科和大学。而且，在大批的编辑顾问(超过25人)中，仅有两三人具有哲学方面的职位；大多数都在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或文学系任教。
的确，《泰勒斯》也许代表的是一种并不比它所无法推翻的哲学更明白易懂、更具有公共性的理论模式。然而，它甚至不可能在哲学界占有一点点地盘，说明哲学这一职业不允许有任何批评和质问。当一门学科支持那些持异议的思想家或刊物时，这就说明它愿意重新考虑其表达方式和任务，甚至梦想重新赢得公众。
自省在诸如文学和国际研究等其他学科中更加有希望，因为在那里自我毁灭还不是那样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几乎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国际研究就是一个专业化以及因此而付出代价的典型例证。特别在大战中及战后，当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重新关注世界时，他们将钱投人大学，对其进行研究。在最近出版的副标题为“美国学术领域的一个部分”的有关国际研究的书中，罗伯特．A·麦考伊论证说，制订和资助国际研究计划导致知识和兴趣从美国知识社会转变到大学之中，其结果是可疑的。
他告诉我们在大学里知识屈从于庸常的现实。青年学者为一般的读者或期刊写文章，会有被认为不够严肃的危险……而胸怀抱负的国际研究方面的低年资教师会因在自己的范围内或学科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享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可能获得继续任教的权利。这些压力带来的后果是使这一学科转为内部学科。麦考伊得出结论说：国际研究这一昌盛的新领域并未能丰富公共文化生活，反而变成了“主要是而且几乎只是”学术上的封建领地。
麦考伊一方面避免做出尖锐的判断，一方面却又指出国际研究学者比起早期独立的大学指导教授更加对基金会和政府卑躬屈膝。在抗议越南战争的高潮中，国际研究学者本该可以有所作为，相反却因无人加入而变得十分触目。”当然，对这一现象可以有各种解释。这些学者没有参加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事实的主观筛选而导致他们支持美国战略?抑或是他们恐怕公开质问美国政策会危及今后的资助或升迁呢?
另外一种估计认为许多“有资格的专家”用“高深的”文字质问了政府，却并未站出来成为公开的反对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受到同事们的白眼。这些人在倾向上、金钱上和价值观念上与政府连在一起了。“政治学家如在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显然会危及他的前途。”
麦考伊并未从辈分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其他人却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在外交事务上和政府部门中年轻的、更听话的学术专家取代了老一些的、独立的大学指导教授。所谓的中国通由于家庭、血统或生意关系了解中国，有资格质疑官方对蒋介石政府采取的立场——结果他们付出了代价，被解职或降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较新的专家都是从国际研究的研究生院和著名的研究所出来的。他们了解得少得多，也更不愿意质询政府的决策。
大卫·哈伯斯塔姆将越南惨败归之于清洗掉了中国通而由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取代的缘故。这些所谓“最优秀、最聪慧”的人只是通过文章和论著了解亚洲。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经过九次安全审查于1954年被开除出政府。(14年后他被勉强地宣布为无罪。)哈伯斯塔姆评论说，戴维斯的解职对美国来说标志着“提供亚洲报道和专家见解的某种完结。最优秀的被毁掉了，而新的专家都是不同的较差的人……约翰·戴维斯以后的美国人却很不一样；他们决心把美国对事件的看法和界定强加给亚洲各国人民。这变得易于操作，但并不反映实际”。
比起国际研究来，政治学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杂乱得多的领域。最近，大卫·M·里奇在《政治学的悲剧》中、雷蒙德·西德尔曼和爱德华·J·哈珀姆在《被祛魅的现实主义者》中所作的判断都发现了此类常见病的后期症状。政治学已经缩小成为一种无聊的、自我封闭的职业游戏。里奇问道：谁是重要的政治学家?似乎没有。他认为“大思想家越来越少和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一般知识分子的黯然失色意味着美国公民在依靠专家来获得信息。然而，这些专家所做的事只反映他们自己大学的状况，而非公众的需要。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跟踪调查了专业政治学的兴起和解体，得出结论说：政治学初创时想将知识与有见识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已经变小了。
指导美国政治学的信念和核心都让位于过分专业化，结果忽视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政治学门外的读者已经缩减，有时甚至已经消失……美国政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期望赢得有知识的公众及进步的优秀分子的注意和尊敬……(但是)现在政治学已经成为一种机构，而不是一场运动。
里奇根据不同的材料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美国政治学学会发展了，但会议和出版物都让“非学术性的一般读者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读不懂”。在这一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并非反映了实际的需要而是学术王国的建立。教授们可以在一些微小的领域内称霸。政治学和社会学及国际研究的共用词汇将人类及社会的矛盾简化成图表和电脑打印件。这些学科将社会看成一个工程问题。
里奇写道：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列出了传统的词汇并建议政治学家用专业词汇来代替它们。
在老词汇中有“专制主义”、“正义”、“民族”、“爱国的”、“权利”、“社会”和“暴政”等。而新的词汇中却有“态度”、“冲突”、“交互压力”、“游戏”、“相互作用”、“多元论”、“社
会化”和“价值”等……尽管说是有正式的理由，而在政治学上术语的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与构成专业的形式关系甚大而与科学实质关系较少。
事业和出版的压力加剧了知识的大批量生产。只要认为出版的数量比质量更重要(在一篇研究文章中，质量只占第五位)而且好统计，必然的倾向就是“不断把政治学的范畴化成小而更小的专门知识的领域”。由于知识的范畴分细了，竞争者的数目也就减少，就更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位专家。在六年之内，这一行业正式承认了33个新的领域。一度还读得下去或至少使人还感兴趣的文章已经完全关上大门，封闭起来了。
甚至已经开出的课题也反映了人们的谨慎小心和事业发展的要求。政治学家似乎经常忽视最急迫的问题。例如，在10年里(1959-1969)，三家最重要的政治学刊物(在924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关越南的文章。在同一时期内，主要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只发表了1篇有关贫穷和3篇有关城市危机的研究文章。只要青年政治学家需要科研资金和支持他的推荐信——推荐信越多越好——那么，讨论一些温和而无刺激性的问题和采取纯技术性的论证方式就会将别人的反对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政治学家说成在追求真理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中大多数追求的是资助。
社会学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15年以前，艾尔文·古德纳发表了一篇对社会学随意进行评估的文章《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他希望学术性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互改变对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并非如其所想，这一希望却果然实现了。现在越来越难将两者分开。但是，他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攻击却很正确。这种理论使用了一整套技术词汇，将暴力、权力和不平等淡化为社会问题。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800页社会学巨著《社会行为的结构》中有4页是专论暴力的。
古德纳争辩说：社会学家本人的生活影响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古德纳写道：有些人是“绅士教授”和“绅士农夫”。
大多数人在过着郊区的生活；不少人有夏日别墅；许多人到处旅游……社会学家日常生活的状况将他融入现实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得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世界……他们本人的成功经验使得他们对发生这一切的社会的看法充满了情投意合的感情。
古德纳甚至指责说：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控制了这一行业，并不是因为其理论的优越，而是因为帕森斯是哈佛大学的人，这就使他的理论体系自然获得了声望。随着发展着的社会学系科雇佣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帕森斯的理论也就能到处传扬。
自从古德纳的书出版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但变化不大。甚至几乎数年不见的帕森斯的理论还会卷土重来。“最近一位社会学家查阅了45年(1936--1982)以来的官方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帕特里夏·威尔纳希望找到评论像冷战、麦卡锡主义、抗议运动这类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社会学家。开始时，她还担心如何来区分所有这些文章。但结果她只发现了很少的几篇，在2，559篇文章中，只有不到5．1％的文章谈论这一类问题。在这个社会和政治的大混乱时期，择偶的动态却对社会学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成了他们最乐于谈论的题目。此外，个人写文章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伙人或一组人合写文章。“充满个人所写文章的期刊由69．4％急剧下降为2．4％。这一显著变化表明科研从‘承办人’转向了‘团体’，也表明了资助的科研活动的兴起。”
怎么办呢?里奇为政治学提出了一项策略，不幸的是，这一策略恰恰证实了这一专业的力量。他知道正面挑战这一学科的任何青年学者都会被赶出门外。因此，他建议：“在教书生涯开始的时候，最好表现出平平常常的专业能力，发表一些稳妥的意见，出版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书。这一策略会有助于年轻的学者继续担任教职。”一旦学术地位建立起来，“大胆就更可以行得通了。”甚至可能用“浅显的文字”写出“了不起”的思想。不幸的是，里奇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忘记了他的策略早已过时——或者说早就遭到失败：一切都毫无改变。当最后获得了必要的级别和安全感时，大胆思考的才能甚至愿望都早巳枯萎了。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部分地回答了里奇的建议。在日渐萎缩的学术市场上，“不发表文章就灭亡”的老格言已经不够用了。
今天发表的文章如果不是登在适当出版社的适当的刊物上并受到大学褒奖的话，那么就完全可能是发表了文章也灭亡。这个制度不是用来欢迎无名小卒的……当幸运的得分者好不容易在一个重要的学院获得了继续任职的奖赏的时候，谁还可能——或者谁还肯——来捣乱呢?
经济学领域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罗伯特·库特纳，一位独立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指责了这一专业变得适应潮流和文不对题。经济学家越来越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式，倒不是因为这些模式可以说明现实，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易于发表。这些模式可让经济学家无需收集新的信息就可以写出文章。他提醒我们瓦西里·列奥迪耶夫(1906-)，这一专业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常指责这一专业对建立数学公式的崇拜。
1970年，列奥迪耶夫在对经济学家的一篇讲话中抱怨说：“建立数学模式这项产业已经变成经济学最显赫的分支之一，也许就是最显赫的分支。”不幸的是“这种对建立数学公式不加鉴别的热情往往导致掩盖了其中论点寿命短暂的内容”。这些模式的大多数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无用或无效。其余的则为人丢弃，仅仅是因为更新的和更高级的版本出来了。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得到了这一信息。他们“靠建立更多的和更复杂的数学模式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列奥迪耶夫要求经济学家不仅要回到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上来，而且也要回到他们加以抛弃的“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最近，列奥迪耶夫对八年里(1972-1976；1977—1981)这一专业最主要的刊物《美国经济学评论》作了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年复一年，经济学理论家们不断产生许许多多数学模式……而计量经济学家则将各种可能形式的代数功能运用到基本上为同一套的数据上。”两者都未能促进对“真实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作”的理解。列奥迪耶夫得出结论说：只要资深的经济学家“继续控制年轻教师的训练、晋升和科研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按库特纳的话说，列奥迪耶夫“对他的专业已经极为失望，他已经不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文章了”。
库特纳在对这一专业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同辈分的人的变化规律。仅有的仍然清醒面对经济现实的经济学家已年老或退休了。“在上一代，经济学更多地从事于观察、争论和本专业知识发展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中叶的著名专家们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看见经济学院真正摇摇欲坠，也曾在一些经济机构中工作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去世。”库特纳称之为“老一辈有个性的伟大经济学家”，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和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传播给广大的读、者，但在本专业内部却没有留下什么胚芽。”(名单上还可加上罗伯特·海尔布纳[1919-]和罗伯特·赖克施曼[1920-])。这些异教徒们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是想实行自己牌号的经济学的青年助教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获得教职。”“本专业的社会学，能发表文章或获得晋升以及科研得到资助的那些人的政治学”“更加证明了这一咄咄怪事。
最近在专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批评，也就是一种自我批评。长期以来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工作的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判断说：“尽管仍然有冰冷的光芒在闪烁，”英美经济学“现已产生了许多残废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到厌倦，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不关心伦理道德，也不考虑方法”。
麦克洛斯基还调查了《美国经济学评论》的稿件，发现在1981年至1983年期内在159篇全文登载的文章中“仅有6篇使用文字”。沉迷于使用统计数字、图表和“直接视觉刺激的方式”毁掉了经济学这一专业。稿件“让外行人连字面的了解都做不到。青年经济学家过高估计了一种狭隘的、有时也是愚蠢的独出心裁的技巧”。在麦克洛斯基看来，创新性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这些一般说来科学的偶像——都已“不再有任何用处”。
虽然麦克洛斯基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参加这种创新，但是，他暗示纽约知识分子们特别容易受这种科学崇拜的影响。他仔细审读了《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1964)。这本书树立了罗伯特·W·佛吉尔的声望。他把佛吉尔称为“经济史上使用数学统计法革命的拿破仑”。佛吉尔开创了经济史所使用的被广泛模仿的科学方法。
佛吉尔(1926-)出生于布朗克斯，青年时期热心于激进政治，后来才研究经济学。他在一个不稳定的学科中占有一席不稳定的地位——用麦克洛斯的话来说，“一个明显的右翼、非正统的领域”——这促使他采用了他那科学的用词和方法。
学术性政治学的需要要求这样做。在北美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经济学史系科……1964年经济史在美国经济学系科中处于守势，被那些穿着闪光盔甲在校园中趾高气扬的新技术专家论者斥之为过时了……重要的是青年经济史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佛吉尔一再显示了他的经济学武库的光芒。
自从佛吉尔的有关铁路的书出版以来，他的著作充分说明了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他继续强硬地主张他所称为的“科学的”历史(而反对“传统的”历史)。在佛吉尔看来，“科学家“是穿着实验室工作服，使用复杂的统计数字勤劳工作的科研人员。而传统历史学家是梦想者、诗人，即文学家。科学经济学家的发现和报告甚至不是给下层民众阅读的。佛吉尔告诉我们，大多数数学统计家认为他们著作的适当读者不是“那些读历史来娱乐的人”——在这里，那种轻蔑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而是那些能评价和证实这些科研成果的人——不是一个广大的公众群，而是一小群受过高度专门训练的专家。”
按照佛吉尔的看法，大规模团队的努力是数学统计史的标志。他骄傲地宣称，“最近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不少于10个。”由于他们重视“事实和行为规范”，个人的声音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佛吉尔和他的专家们聚集在科研所里，梦想开拓新的殖民地。他列举了过去的胜利。佛吉尔得意地说，“在经济史中数学统计法极为迅速地得到发展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占统治地位的研究形式……美国主要经济史刊物上刊载的大多数文章现在都是数学统计式的；数学统计学家在经济史学会的领导层中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佛吉尔对专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得意，但他说明历史现实的数字能力依然值得怀疑。1974年，佛吉尔和斯坦利·L．恩格尔曼(1936-)一起出版了《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这是一部两卷头的著作，自诩其科学量化的方法将奴隶史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缺陷表明了迷信方法的灾难：数字和方法掩盖了现实本身。“科学的”历史变成了科幻小说。
《在十字路口的时代》至少部分想证明奴隶劳动比从前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这一生产率不是靠外部的体罚而是靠先天的劳动道德观念得来的。赫伯特·C．古特曼在他的《奴隶制与数字游戏》这一尖锐攻击的著作中发现他们的证据与方法是完全不恰当的。例如，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研究了一个农庄主对自己几年来鞭打奴隶所作的记录。他们作了必要的计算，得出结论说：“这个记录表明在两年期间总共鞭打了160次，每人每年平均被鞭打0．7次。”“在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看来，既然鞭打的机会如此之少，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这几乎可以科学地证明奴隶不是被体罚强迫去劳动的。
古特曼却证明佛吉尔和恩格尔曼错算了在此农庄劳动的奴隶数目。但是，即使是按他们的说法，他质问这一数字——“每年每人被鞭打0．7次”——的意义何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事实如果重新解释一下，意思就会是“一个奴隶——‘平均’——每456天就要被鞭打一次。每两周就有三个奴隶被鞭打。”这说明受暴力折磨的水平要高得多。古特曼论证说：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的错误方法有掩盖实际情况的危险。“例如，人所共知，在1889年与1899年间，每年‘平均’有127个黑奴被私刑处死。人们如何来评价这一平均数呢?设想1889年美国有600万黑人……只说这一记录表明每年每个黑人平均受到0．0003起私刑，故在1889年大约有99．9997％的黑人未受私刑，这有什么用?在古特曼看来社会暴力的作用不能用平均数来推断。”
古特曼的反驳很有典型意义，表明一些历史学家在逆专业化的潮流而动。历史往往对想重新发现没有人研究过的民族、劳工、妇女或少数民族历史的那些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吸引力。像古特曼一样，那些进入这一专业、属于左派的人士在两方面一直忠于自己的许诺：他们不仅要重现过去，而且要为参与的人——为公众群重现过去。因此，写劳工、奴隶、家庭、妇女以及冷战根源的美国历史学家为公众的议论提供了内容，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议论。威廉姆·A．威廉姆斯(1921-)，尤金·吉诺维斯(1930-)，霍华德·津恩(1922-)，克里斯托弗·拉什(1932-)以及其他人都出版了谈论公共问题的值得一读的书——从《美国外交悲剧》(1959)到《自恋的文化》(1979)。
在设法将历史引出学术领域、将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方面，赫伯特·古特曼自己的著作十分典型。古特曼(1928—1965)是犹太移民的儿子，活跃于左派政坛，起初就读于皇后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后转到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是独立左派和劳工研究传统的大本营。以后他在新泽西的法尔雷·迪金森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最后又回到纽约，在市立大学任教。
古特曼的著作不是技术上的专论，而是公开的反驳。他的《1750---1925年间奴隶制和自由中的黑色家庭》一书就像开篇的第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是直接为围绕着丹尼尔·P．莫尼罕的《美国黑人家庭：导致民族行动的实例》”的公众和学术界的尖锐争论而写的。古特曼针对的是认为黑人家庭已经被美国社会所摧毁和瓦解的这种看法。他想表明黑人家庭包含着惊人的弹性和活力。他还想削弱莫尼罕报告的政策意义。这个报告认为黑人的贫困原因在于黑人家庭，而不是像古特曼所认为的那样在于结构性的事业和种族主义。
在重新研究被忽视的历史底面——不为人见的工人、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新”社会史方面，古特曼是一位先驱者。他怕这一历史会忘记其公共义务。他对“新历史领域分裂的倾向”提出警告。许多历史“太狭窄地区分成类别，太狭隘地统计化和行为化……新的社会史正遭受着非常受局限的过分专业化的灾难。”古特曼不满这种学术化倾向，发起了一个至今仍在进行中的让历史公开的计划——美国社会历史学计划，计划出版一部上下两卷通俗的美国劳工史——《谁创立了美国?》，以及一系列为广大观众设计的幻灯片和电影。
古德曼的努力无疑是强大而很有影响的。但是，它是否可能属于一个几乎已被抛弃的文化社会呢?威廉姆斯、古特曼或者拉什是否是对专业以外的公众负责的、过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呢?拉什曾经是古特曼和吉诺维斯两人的同事。他评论了他这一辈历史学家和他的师辈里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不同之处。他这一辈难于接受霍夫斯塔特非常自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 (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三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
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四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专业来坚持政治”。1967年由激进分子建立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成功地使官方政治学组织民主化。它在学科内部参加竞选，在会议上建立新的小组讨论会，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政治学与社会》。然而，它的成功只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小组，“而不是发起一个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一群知识分子设法建立与学科之外的公众的联系。其实，核心小组的活动只局限于政治学的政治本身。”最终“其目标只会缩小为学科内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具体的、有限的物质要求……争论、批评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教育和动员别的专业人员的一种努力”。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是最该受谴责的，他们最热衷于服从院校的要求(并获得好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继承了冷静的科学方法，蔑视无用的道德上的抗议。接受和利用大学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聪慧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往往不仅设法树立他们思想的可靠性，也创立院校或权力基地以及教授、研究生、出版物及基金的紧密网络。他们需要在院校的权势和威望。
最近出版了主要由左派教授编著的有关他们的一部论“历史社会学”的书。书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地位和成功的报导。塞德·斯柯克普宣称他们中间有几个主要人物十分成功。
查尔斯·蒂利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大量科研基金，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科研中心，并在四五个学科中充任专业掌门人的角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在科研中心和刊物上……在各大学轮流召开的年会上，也在控制着每年年会几次会议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一个部门中设法表明自己的世界体系观点。
对该领域的这一不断的探索描绘出了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成功。这是涉及从女权主义历史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各方面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文章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探索表明的更多的是财产状况和事业成功，而不是思想。
在谈到毕生事业时，左派学者当然不把推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动力说成是为了建立院校权力，而是说他们想设法建立一个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对立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左派学者不断提到葛兰西和他关于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的教学和写作看成是为政治复兴奠定文化基础。他们力图开发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和“新”历史学。
这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左派对其过去和激进主义的广泛历史一无所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声称有一个体面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往往和大学有关。然而，在美国还从未稳固建立过一种持异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它很杂乱，很脆弱，往往遭到失败。左派学者们研究过去、研究国家、研究经济以便最终避免这种失败。
然而，在哪一点上左派学术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呢?在哪一点上它完全变成了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呢?马克思主义学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得到结构学派或者说“科学”学派的指点，与专业化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期望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结果往往看上去却像它想推翻的社会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决裂，但他们对“客观的”和“结构性的”分析的喜爱又将他们带回原地，促使他们将文化、思想意识和主观性当作很不重要的诗文加以抛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蔑视保守理论的话，他们用来代替这一理论的却是似乎毫无优越性可言的国家的技术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洞悉资本主义深刻秘密的长处，但除了其密集的公式外别的东西很少。卡尔·博格斯得出结论说：“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典型地选择了一条撤退的道路，不去管具体的政治现象，而热衷于抽象地看待生产力、国家职能和阶级关系。”
这种对苍白无力的格式的青睐往往被公然承认并加以夸耀。埃里克·奥林·怀特，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是完全由其写作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他希望“和主流的社会理论进行辩论”并“同时……培育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风格”。也许这值得称赞，但也有一些缺陷。正像他承认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构成经验主义研究。它们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建立起理论前提。”
此外，怀特的理论前提出自于法国派——因为构建上的主要缺点来自尼克斯·波兰察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现在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一派中只有偶尔的举例和奇形怪状的图表加上一些平淡无味的定义和声明。为使自己的任务减轻一些，怀特提出了六种“更为不同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图解模式”(“结构限制”，“选择”——两种相互补充的形式……‘正面的’与‘反面的’——“再生产/非再生产”，“功能一致的限度”，“转变”，“调和”)。这使得他能清楚地描绘出国家、经济结构、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模式当然可以做得更复杂一些。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它并未真正汇入主流，却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表明这一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怀特对其中一个章节所作的结论：
表2、3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的主要意思是在阶级分析中分析阶级结构、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这一点是十分主要的。要想从政治上充分了解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和约束力，有赖于清楚说明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态形成限制的方式、阶级斗争既改变阶级结构又改变阶级形态的方式以及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也许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巫教。
另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论述了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保罗·斯塔尔合著了有关大学生与大学抗议的两册书，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沃勒斯坦在《大学危机读本》(1971)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大学中的激进分子的看法。他说：“有许多艰苦的学术工作要靠左派去做。如果脱离实践，不参加政治运动和政治行动，那么这种学术工作绝对无法做好。但如果脱离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同样学术工作也无法做好，这种辩论的主流仍在大学之中。”
这些话表明了时代的特征，而这种看法所遭遇的命运同样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不会完整地度过70年代。由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要做的工作只剩下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只剩下在“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下“艰苦工作”。这种对争取获得高尚学识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激进的学识就不再是激进的呢?像60年代的许多书一样，《大学危机读本》是专门“纪念C.怀特.米尔斯”的。在这一文集出版的15年后，看上去与主流的竞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塞德·斯柯克普所说的，沃勒斯坦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涉及的面很广。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出版了两卷厚厚的书，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他不仅创办了一本刊物(《评论》)，还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机构，称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及文明研究中心(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他的成就巨大。他一直在努力扩大研究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标准方法。
他最近说：现在流行贬低学生运动，而实际上学生运动导致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识的“大爆炸”。但他的这个充满新学术术语的正面评价意味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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