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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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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路易斯·芒福德(1895-)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几乎显得太完美了。他们在生活与写作中常常鼓舞人们建立一个远离新一代大学教授们的世界。已被称为美洲最后的私人学者的芒福德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什么财产，也很少受惠于基金会的资助。他也没有做一个拿薪金的编辑、研究员或教师。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他设法以写作为生，而这曾经是很困难的，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可是，他做到了。他的28部著作，从《乌托邦传说》(1922)和《技术与文明》到《历史上的城市》(1961)和《机器神话》(1967—1970)组成了他个人的非凡卓越的文艺作品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芒福德一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往日的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他漫步着，鉴赏着，并写一些有关纽约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渡口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渡船就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甚至是从纽约商业区到泽西城这样的短途也给人们带来一点不可知和冒险，因为要考虑到涨潮，躲避其他的大小船只，所有一切都与大海、天空那么接近并可以环视整个城市……”波西米亚人的格林威治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也属于年轻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蔑视社会习俗的一代，但还不是彻底幻灭的一代。格林威治村是我们的阵地。”凡勃伦起到了典范作用。作为《拨号盘》的编辑，芒福德了解凡勃伦，并把他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像芒福德一样，凡勃伦也拒绝“承认”专家们的“禁止入侵的告示”。
正如他后来要说的，芒福德主要为大学教师和聪慧的读者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各种周刊和月刊应有尽有，像《拨号盘》和《美国信使》，一个字只付给两分钱的报酬，还有像《哈泼斯》和《斯克里皮纳家族》，稿酬稍多一些，因此，我从不被迫选择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不了我自己的意图的主题。”这是青年作家的黄金时代，出版商为那些大胆的写作计划慷慨解囊。“对眼前的一代作家说明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个领域的出版自由的状况似乎近于残忍。”后来，他偶尔在学院教书，但他只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不在那里占据一个永久的职位。他珍视独立。他惟恐一旦背上和大学签定的协议书的包袱，便会丧失这种独立。
芒福德发起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向吞噬文化的学院化的最终宣战，他这么做似乎是正当的。1968年，芒福德碰巧看到了他喜爱的一个作家——爱默森的作品新版本，他把爱默森视为浸润着所有美国文学的“山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学术性的爱默森日志全集就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一个“有效的”文本。
芒福德被吓坏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已经将爱默森流畅的散文变成了污泥淤渣。以精确为名，这些优秀的教授们在各种手稿和出版物之间无意义的分歧上插上了标识旗。他们用了20不同的区别记号，这些记号便成了印刷文本的一部分，以“侮辱读者，不仅要表明删除、插人或者是一些变化，还要保留尚未经过增删的原文，偶尔还有增删的痕迹。”
对芒福德来说，学术事业已经横行霸道了。“这样，这些‘期刊’已经履行了当时美国学术对一个天才作家的最顺从的义务：这些‘期刊’已经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可读性了。”一个朋友企求芒福德不要批评这种学术版本，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学术界认可的局外人。
这是真的，但我是一个忠实的爱默森读者；而且，正如结果所示，学术上的无能也许是我进行这种批评的资质。因为，谁将对这样一个权威的事业提出质疑呢……除了那些不可能因为对此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而危及他们的声誉和晋升的人?
芒福德对学术机构的正面迎击激发了另一位老将的行动。他就是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和芒福德同年出生，他和芒福德有很多相似之处：全部的美国经历；独立写作的漫长而多产的一生；拒绝专门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威尔逊更珍惜他的独立，更怀疑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他已经博得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时，他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明信片寄给了那些请求他服务的人。在明信片上写着：
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写前言或序；不为宣传作声明；不做任何编辑工作，不做文学竞赛的裁判，不授予面试，不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不回答调查性的问题，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
威尔逊近乎故意的颓废使他和学术界知识分子疏离开来，甚至处于对抗状态。1944年，当一个教授要求得到他发表的作品的全部参考书目时，威尔逊意识到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代人已成为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得到学人们的关注。他属于那几乎“灭绝并成了传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学实践是共同的技艺，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是共同的动力。”许多人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作家所烦扰，“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刻苦工作，并为自己树碑立传。”教授们只想把文学中起作用的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是想自己操纵文学。“学院中的文人彼此在不同的学术专业上相互合作，他们处于不同的级别，职位高低也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20年代的这个文人表现为另一个遥远的学术世界的居民，而且他常常显得是被学者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实体。”’
受芒福德的鼓舞，威尔逊翻阅了由现代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他学术版本。他发现同样放荡的另一面，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上的里比多贯穿于虐杀着美国作者的文本注释。35名学者正忙于查阅马克·吐温的不同文本；其中18名正在“回过头去阅读《汤姆·索耶》，以便确信没有因为只注意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分心去做这样的苦差事：‘Aunt
Polly’(波利婶婶)多少次被印刷为‘AuntyPolly”’。当大学在一些不可读的学术版本、常常是不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挥霍资金或者进行无度的研究时，廉价的、可读的美国主要作家的版本就几乎不存在了。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一切都证明了学术事业已经成了充足了气的皮球。
美国的虽然正在衰老但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人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抗议风暴——以及一些呼应。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表示回应的小册子，加上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标题：《专业标准和美国版本：答埃德蒙·威尔逊》。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机构的论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长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高登·N．雷直言不讳地指出：威尔逊及其支持者代表了在推崇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的年代里过时的业余一派。威尔逊的反击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憎恨那些业余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严谨的专业标准被应用于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主题而惊恐不已。这里，至少，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一种类似的主导思想已经不言自明，但这种思想在从植物学到民间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里都遭到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标准始终占上风。”
二
作为对事实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这种判断一争高低了。在注重理论或者大众文化或者国际恐怖的年代的职业已经向未来提出了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把某人描述为一个“文学家”几乎是损害其名誉，有点像是乡村诗人或家族史学家。然而，从出乎意料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固执的文学家，他们大声斥责那些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大学教师的霸权：新的以及不是那么新的保守分子。对学术诡辩以及学术上追逐名利的声讨常常可以在像《新标准》、《评论》、《美国学者》这样的保守派的刊物上看到，而在左派和自由派的刊物上是很少看到的。保守分子敬重文学家，而常常抨击教授和学术界能人。这是为什么?
原则上，保守分子对学院或政府提出的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至少，自从埃德蒙·伯克以来，他们已经反对专家、律师或教授参与政府和社会，这是保守派对启蒙运动批评的症结所在。他们已经珍视献身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对手指责道：他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就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退位。他的位置不在密室里，而在他自己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人表示杰斐逊的长处“可能使他获得一所学院的教授资格，但他的这些长处不能和西部军队的司令部相冲突，也不能和总统职位相抵触”。
对贵族文学家的这一约束激发了对大学的批评。仅是由保守分子撰写的书的题目就指明了他们的担忧：罗伯特·奈斯比的《学术教义的堕落》，亚当·厄尔曼的《美国大学的衰落》，拉塞尔·柯克的《高等教育的颓废与复兴》，托马斯·s·默纳的《知识分子的衰落》。这些著作都斥责膨胀的大学里特有的追名逐利和腐败现象。这些作家对过时的文学家的忠诚使得他们大胆谴责那些对晋升和津贴趋之若骛的大学教师。拉塞尔·柯克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早在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职位，早已抗议论资排辈和学术官僚化。
保守分子对大学的强烈抨击穿越了政治口号。在《学术教义的堕落》中，奈斯比所言偶尔听起来像一个睁大了眼睛的激进分子，揭露他的同事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常常痛惜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征服：“拨给大学的第100万美元”其实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在大学占据一个教职后自以为是地说，‘这是我的学院’并发现教职员工头脑简单，足以相信他的话，第一个这样的人是大学高度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
承包人和唯利是图的广告商取代了廉洁无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全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企业精神”在大学中蔓延，败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妒忌——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惟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同样，臣服于贵族文学家，说明保守分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出现在公众当中；他们反对学术企业主义及其话语。保守分子不像左派教授那样更容易被专业刊物、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活所引诱，他们的写作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能读懂的，也被人们阅读。当像《文集》、《大街》这样的致力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几家左派刊物在近几年里已经出现以后，激增的激进派的期刊却适合于各门学科中的支持者；没有名气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恩科利蒂克》或《社会文本》上发文章。然而，保守派的刊物却采用了公共话语；一个门外汉也能拿起《新标准》就看。
而且，保守派的刊物似乎不仅向新的学术界名家进行挑战，同时也强调其职能，以吸引那些职位不稳定的教授。《评论》上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向文学系对理论的狂热提出质询。“现在导致竞赛倾向的一些术语——解构、传播、认识、镜台以及类似这样的词——对具体的文学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要取代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乔弗雷·H·哈特曼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科鲁斯曾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他和同事们坚决反对“把从事批评或评论的作家贬低为非文学身份或者妄说他们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文学批评家是以对最高理论的狂热崇拜，包括对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们自身的狂热来承担责任的。《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这样评判，“这种对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一整套全新术语的热情看上去像是某一工业中对过时的工具进行系统改进的计划。”
保守派的批评常常是热情洋溢的，对学界的精明交易和低劣的论文嗤之以鼻，而左派却保持沉默。然而，右翼的反击很快消退了。保守分子对专家的反对基于他们对所有的、至少是那些不识分寸、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智主义，称赞他们时常挑战的专家。他们的文学家因为一门心思地投入专业而平安无事。
从德雷福斯事件到越战，保守分子大声怒斥知识分子参与学术以外的事务。用几乎雷同于那些围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人的话来说，保守分子已经对抗议越战的学者进行抨击。
为教授们说话的小帮派……不是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是作为教授，并且仅仅是作为教授出现了。因为当了教授——生物学教授、英语助教、拉丁系语言导师——他们便声称有权要求和政府就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没有人会认为对于水管工、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银行家或劳工领导人来说，除了论题涉及他们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某个专门领域，他们仅仅因为是干这一行的就有和政府公开辩论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分子对职业的批判适得其反，变成了对特殊利益和领域的防卫。他们反对谈论对外政策而不问诗歌和下水道的诗人或水管工，好像劳动分工是从天而降。与对职业时常重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相比，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
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其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禁锢于他们的实验室和学科领域。如果当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是希望知识分子作为公民大声说话，或者是作为确信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公民大声说话。对不被承认的局外人的敌视使专家弃文从商，乔姆斯基说，这种敌视也使批评家沉默下去，而他们必然都是局外人——比如他自己，一个批判对外政策的专业语言学家。
乔姆斯基写道：“在有关社会问题或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或辩论中，问题不断地提出来，常常带有相当大的恶意。不断地有人向我进行挑战，要我拿出论据，也不断地有人问我受了什么专业训练能使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人们假定，像我这样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局外人，是无权对这类问题发表意见的。”问题是，一些专业学科成功地淘汰了那些持异议者“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极大依赖将肯定使我们很少得到区别于正统观念的看法和分析”。
然而，保守分子对忠于他们自己学科的专家们有更好的看法。甚至连这点也不是他们自始至终的原则。他们的文学家只坚守艺术和文学而不参与辩论，站在辩论的右边；他们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批判家。对于大多数保守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矛盾，是腐败堕落的证明，是对异己权力的臣服，这也不是美国人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法律中，“政治”本身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知怎么地让左派带进了大学；至少，政治是政治家的专职，政治家是从不干预艺术和学问的。一度，文化与学术和政治分家了。左派又把它们搅和到一起。
这种歪曲的政治概念消解了他们自己对标准和价值的防卫。希尔顿·克雷默的《新标准》和约瑟夫·爱泼斯坦的《美国学者》坚持不懈地指控左派把政治注入文化。爱泼斯坦指出，“政治入侵文化是最后25年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仅想象在某一点上文化没有被政治毒害，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只能意味着左翼政治。他们自己的政治不是政治。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学术的一般的期刊杂志很少像《新标准》和《美国学者》那样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艾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美国学者》这份联谊会团体刊物从来没有与任何特殊的政治相联系——直到一个新保守分子开始把它从政治中拯救出来。”《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也许曾经是开明的，并宽容激进派的，但直到它变得保守了它才具有如此残酷的政治性。
这种对政治的片面的界定削弱了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当保守派在大学里看见左派分子时，他们大喊“政治”。然而，他们对更多的保守分子却缄默不语。为什么?他们是在政治以外吗?在保守系科的一个激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分子就没有在大学里雇用保守分子一样。我们假定保守派的观点是很难让人们听取的——似乎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学院院长的整个政府结构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右派。
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共产主义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中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共产主义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 1000名共产主义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 ?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行却不危及他们的工作、不被取消讲座、不影响他们著作的销路、也不使他们丢面子，那么，那些信念和本能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轻松自在。
H．L．门肯对于保守派来说就像C·怀特·米尔斯对于激进派一样：受到尊敬但却被忘却了。
三
当大学教授中的保守派操纵了公共论坛时，不是所有的左派和自由派都已经退避到专业的巢穴中。左派中的一些人继续对一个较大的听众群说话。如果说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安居在纽约市，那么，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落》、《权威》以及《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影响都很大，引发了一些个案研究、小说、诗歌及个人体验。纽约的刚毅和疯狂注入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公共话语、权威和现代主义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活力来谈论这些重要而生动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便将他们与大多数教授区别开来。
他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名单可能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莫里斯·狄克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为一般的期刊写作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如果不是剑拔弩张的，也至少是戒心重重的，这是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纽约教授们也许扮成昔日纽约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今天的教授。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森尼特和伯曼的写作奕奕生辉；和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他们的写作却是单调乏味、矫揉造作，甚至是浑浊不清的。
森尼特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作用：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的第一句话中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有一天早晨在新英格兰墓地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不是散步本身，而是这句话体现了他与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距离。毫无幽默而又造作的托词代替了智慧和嘲讽。伯曼诚恳地表明他是跟随着沃尔特·本雅明的，但他的著作又比本雅明的更有“一致性和条理性”。本雅明“躲躲闪闪，犹豫不决”，而“我却试图重新捕捉源源不断的变化而辩证的潮流”。
最后一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尖酸刻薄、善辩好斗而又灵巧娴熟的。像《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这样的著作却似乎是按照完全相反的原则创作的：它们冗长、含混，缺乏批评性。没有几页写得清楚明了，也没有几页写得很专业。谢尔顿·沃林本人就是一个持异议的、独立的教授，他把《公众的堕落》称为“手法拙劣”的废品，其方法、其罗嗦重复，以及支离破碎的英语几乎是让人不能理解的。”只有几个简短的部分写得还算清楚，从总体上看，作者似乎在故意制造含混。
如果《公众的堕落》显得含糊不清，那么森尼特的《权威》就是晦涩含混的——或者说是平庸单调的。书中的资料来路不明，论点不清；这本书没有写成。“通过调查了解到如今人们对权威、友爱、孤独以及礼仪的看法，从而产生一些更具有政治性的、更带有梦想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此书充满了堕落的学院风气，从形式上看，可以被视为低劣的报刊文章。书中提及大量的带有学究气的作品，却没有一个脚注(这还算好)；但是，文章没有力度，文风不优雅；充塞着文本的是死板的语言，这些才是不能容忍的。
在本章中，我将要探讨的是这样的阅读机遇如何产生……我的目标是要说明不管在这些特殊方面的需要链是多么混乱，它都不会制造混乱，也不会破坏这样的一种感觉，认为有力量的人就是领导者，相反，它常常为国民提供一个机会和他们的统治者进行交涉，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统治者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在他的《公众的堕落》和《权威》中，森尼特提到大量的作家或评论家，但是，却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进行批评和指正。森尼特的著作虽然论及权威，但他从未向权威发起挑战。在森尼特的思考中，每一个人只是为他的整个作品添加些调料，每个人只不过是指出、提醒并发现一些他认为有趣的东西。多元和宽容是可贵的，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是使自己的作品最终变成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森尼特是一个缺乏机趣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这种机趣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相反，他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点头、恭维。流动在他作品中的这种谦和、平等的意识熄灭了思想的火花。
马歇尔·伯曼还算是一个较有力度的作家。然而，他对现代主义的论争却形成了一个黑格尔的蒙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母牛看上去如同午夜似的一片漆黑；他的术语和论争是如此大而无当、冗长散乱，以至于囊括了任何人及任何事。现代主义是生动、精彩、悲惨、痛苦、激奋的，同时也是辩证的。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尼采的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谁会不同意，但谁又能信奉伯曼那显然是激情勃发的论争呢?这一切继续膨胀为一种松散的、不严密的概括，以及轻佻的言辞。他用以下这些词语结束了对马克思的讨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划定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并存的空间。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传统都试图召唤并攫取一种独特的现代经验。两者都以敬畏，以及充满恐惧感的振奋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面对现代经验。两者都将现代生活视为穿入时代的一枚带着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潜力的子弹，两者都拥有一种终极或超现代性的想象……以此作为穿越或超越这些冲突的途径。”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适用于很多 19、20世纪的思想家。以20种不同的形式重复了20遍，伯曼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含混不清的思想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在伯曼那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
在讨论城市生活和街道的时候，伯曼即使竭尽所能，他的文章看上去也还是充满冲突、复杂和沉闷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驳简·雅格布斯，雅格布斯当然是反对发展和城市复兴的；对伯曼来说，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是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在现代主义的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发现“在她的现代主义的文本下面潜藏的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亚文本，一种怀旧的逆流……雅格布斯，像如此之多的现代主义者一样……在一片幽暗、朦胧的地带游移，在这里，最丰富、最复杂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最卑劣的信念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细微而难以捉摸的，如果确实有界限的话”。
从这里开始，要确定雅格布斯和她的有历史意义的对手罗伯特·摩西都是现代主义者仅有一步之遥。当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伯曼生动、尖酸地描述了摩西是怎样摧毁布朗克斯区的。为了说明这点，他指出了一个特征：“摩西及其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强调了有关战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的断裂。”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伯曼用他自己的冲突、复兴、辩证法这套可信的术语做出了说明。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包含着它自身的内在冲突和辩证法；表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可能凝结为教条的正统观念并变得古板而陈旧；表明现代主义的其他形式可能被淹没……如果我们学会通过一种现代主义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自己身上构想出一圈圈的光环，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另一种现代主义——最古老的现代主义之一，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也是最新兴的现代主义之一——那里学会打破这些光环并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森尼特和伯曼那固执的含混以及永恒的勃勃兴致都已经使他们抛弃了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惟恐被指责为否定主义，他们的著作里点缀着一些建设性的观点。森尼特的著作周旋于大众心理学的边缘，对生活及其问题只字不提。在《权威》的最后，他提出的建议可以从不满于工作这样一个起码的意义上再提升一步，他的英语和其他一切是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的。
那么。这些，就是打破需求链的五种途径，它们都建立在正直以及通过讨论修改上层决议的权力上：对积极活跃的声音的利用；对类化的讨论；允许以各种各样的服从来响应一个方针；角色转换；有关培育训练的面对面的协商。这些破坏和瓦解是把抽象的经济与官僚势力整合为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契机……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破坏与瓦解，对万能的权威的恐惧才可能得以真正地减少。
伯曼更加雄心勃勃。他是人类灵魂的传教士，是城市人民党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复兴、力量及群体的迹象。他的目标是将“现代主义”拿来为自己所用，以便“我们将看到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理解的更有深度。我们将感受到我们和全世界的人民的共通性、一致性……而且，我们将回过头来面对一种极其丰富并生气勃勃的现代主义文化……一种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只要我们渐渐地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伯曼动用了所有这些流行词语：根源、群体、共通性、力量、生命力。这对于成熟的左派分子来说，是一派学术胡言。
他以轻快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著作。在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会有助于拯救布朗克斯区。“我想借用现代主义来引发一场和我们的过去、和我的布朗克斯的对话……”一个“现代主义的视野和想象能给我们受到重创而残缺的内城区以生存的希望，能有助于或迫使我们非城市的大多数人看清他们在城市命运中的风险，能带给城市富足的生活和美”。
伯曼常常梦到布朗克斯壁画。它可能被绘制在沿着克罗斯一布朗克斯高速公路的撑壁上，这条高速公路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城市。“这幅壁画可能不得不以一些根本不同的风格绘制出来……布朗克斯的孩子们可能被鼓励回来并把他们自己置于画中：高速公路的撑壁大得足以容纳所有这些孩子……驾驭着历史穿过所有这一切可能是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驾驭历史的人可能会感觉被这些人物、环境和奇异的图案深深吸引……”
好像在上班的路上汽车从这幅壁画旁疾驰而过，或随着纽约人来车往的交通从壁画前缓缓移去都不足以为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于是，伯曼又针对这幅壁画产生了一个同样丰富而奇妙的念头：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形式考究的拱门”。
这个拱门可能是圆环形并可以充气膨胀的，好像一个自动轮胎或过水面包圈。当它被打足了气以后，它可能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消化的硬邦邦的面包圈，但又是飞快穿过入口处的一个理想的轮胎；当它被放了气以后，它就变得软塌塌的，就像有了漏洞，会出事的轮胎，但它又像一个面包圈，诱惑你停下来，尝一口。
这就是伯曼的现代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梦想。当然，上面所述并未详尽一切。这个拱门什么时候被充气，或者什么时候被放气?将给它涂上什么颜色，是轮胎色、还是面包色?(伯曼教授对过水面包圈的精通还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似乎认为它们一旦漏气就会变形。)显然，这是一个幻想，但作为一种想象，它就像一些快餐店里的巨大的炸面饼圈和热狗一样，是由灵感而生的。作为一种计划，它尚未成熟。
伯曼在表达他的思想观点的时候像以往一样冷若冰霜：我本可以继续谈论过去10年里更令人激动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我想还是以布朗克斯区告终……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明白了这部耗费了我大量时间的著作是怎样融入到我们时代的现代主义之中的。我一直在挖掘一些被埋葬的历史的现代精神，试图在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中揭示一种辩证法，希望帮助我们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
这些句子似乎是从一个没完没了的演讲中拎出来的。最初的纽约知识分子被视为能说会道的铁嘴——和斯巴达式的作家；他们写一些文笔优雅、韵律优美的散文。后继者失去了这种才华。森尼特和伯曼都是絮叨、饶舌的作家；优美的散文变成了稀松的一本书。森尼特这样写道，“不同的经历以及在远离亲朋好友圈子的社会某一地区的经历；‘媒介’是与这两个公共原则相抵触的。说了这些以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这好像是一个自制的公式。”
这些例子都不是偶然见到的。这些著作缺乏平衡与典雅。它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伯曼的著作是私人化的，而森尼特的却是官僚化的——他们的作品都似乎是未完成的写作。他们不着边际地闲聊、摸索，而这种不切题的漫谈使他们的论争毫无锋芒。正是在这里，形式变成了内容；《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都是极其含混晦涩的著作。总的说来，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或是一种心绪，而不是提出一种见解或给人以启发。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喜欢这些著作；论争和内容在题目和基调面前逊色三分。甚至有那么一点原创的笔触，这些著作也没有为一个读者群去审度广博的社会问题；当一本书真的关注社会问题了，读者是会感到高兴的。这些著作如何写下去，或者说它们是否写下去似乎并不重要；一个或两个章节以后，它们是否又具有可读性了，甚至又具有连贯性、一致性了?是否有人能明白森尼特的观点?或者是否写到350页伯曼正梦想着可以充气的面包圈?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些著作是凭着它们的书名、它们的主题以及作者为公众写作的一般性努力而生存下来的。然而，生动、鲜活的纽约文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这种文化中，思想和语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取得成果的倒是纽约文化的后期。
还应该提到纽约文化生活的一个附加标志：《纽约书评》。《纽约评论》的发展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建立在独立写作、年轻的思想家和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基础上。从—开始，也就是在1963年新闻界罢工期间，当《纽约书评》的痴迷者苦于再也看不到这份刊物的时候，《纽约评论》已经流露出对纽约文化生活的虚张声势。
可以断定，正是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书评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1963)这篇文章中自夸“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为第一期“投稿了”。他提到了伊丽莎白·哈威克、德怀特.麦克唐纳、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菲利普。莱福、诺曼·梅勒、威廉·菲利普斯、玛丽·麦卡锡，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投稿人。
一个青年批评家在为《纽约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波德霍雷茨(和几个其他评论家)赤裸裸的自我与群体的张扬。里纳塔·阿德勒带着对波德霍雷茨以后事业的神妙的先见之明于1964年写道，“有关这篇文章有几点极其重要的说明。苜先，‘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出现了14次(题目中出现的一次不算)……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独的演说者……而且，‘在我们最有才华的文学志士(包括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中，评论被视为那些野心勃勃、努力向上的青年人的一项职业’……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辞意味着新的评论家把批评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声张个性的机遇而不那么看作是对文学的支持。”
阿德勒预见到了未来：她把这种评论描述为“……一种精心的相互参照以求彼此提携影响和声望；一种走向以惊人的拙劣论证为特点的反动……虚伪的智性主义和腐败的自由主义……一种态度和技巧的杂糅，力争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正在被评论的书中移开，去关注评论者的个性……”。
当这些锋芒指向波德霍雷茨(他主编了《评论》和许多后来与《纽约书评》“决裂”的刊物)的时候，它们也针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心爱的期刊——一度——是《纽约评论》。10年后，一项有一本书那么长的研究论证说《纽约评论》几乎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刊物。“如果你年轻、有天才，并且是白人，那么，别理《纽约评论》。而且，它的那些编辑或许也不会理你……总的说来，当《纽约评论》渐渐地开始对付青年作家或‘没有名气的’作家时，它已经声名狼藉了……”
然而，这些批评忽略了一些东西。《纽约评论》在办刊的最初10年里是充满活力与激奋的——或许是由它与外界强大的张力所点燃的。然而，今天它却大不一样。临近25周年纪念，它不仅已经从左派转向右派，而且，更为明显的是，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投稿人来说，《纽约评论》不是进一步依赖于普通的教授而是依赖于属于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教授，那些有头衔、有职位的教授，尤其是那些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授。它的微乎其微的几个独立作家是像高尔·维达尔和西奥多，德雷珀这样的老的投稿人。当它继续发表一本正经的，有时是带有挑衅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时，阅读《纽约评论》使人想起的是伦敦的午茶而不是纽约的熟食店。
从1985年随意抽取10期进行检查，结果证明了这种变化，尽管这样的检查是不科学的。排除诗歌和二流文章，在116篇一流的评论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作家和教授写的；其中，20篇是来自牛津和剑桥。《纽约评论》拥有英国教授和常春藤联合会的教授证明了它曾经主张、维护的自由写作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灭绝。
当然，这还可能证明更多的一些事情。新的青年作家在《纽约评论》的长期缺席已经被注意到了。这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缺失，还是也同时反映了《纽约评论》编辑们的愚昧?里查德·柯斯莱内茨(1940-)，一个已经仔细地，或许是带有成见地审视了他那代人的青年作家，“总结说青年作家黯然失色，得不到关注不是因为占据、包揽了《纽约评论》的纽约知识分子有多少才华，而是因为他们各居其位，形成了一种权力网络。柯斯莱内茨写了一篇有一本书那么长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据，那就是纽约的同行不允许任何比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罗斯年轻的人进入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出生于1933年。对于柯斯莱内茨来说，失踪的年轻作家是受压抑的作家。
肯定地说，这一论争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污蔑为对没有才气的、被拒斥的作家的抚慰。为了对自己的、事无成作一番解释，他们幻想有人要阴谋反对他们及他们的朋友。柯斯莱内茨也许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不应该以对《纽约评论》的评论家的憎恨为借口而不对这一刊物进行探究。
对《纽约评论》最严重的指责常常是大而无当的。年轻作家的缺失不能归因于一种或几种刊物在编辑方面的政策。然而，没有一种期刊能简单地照映出文化潮流，细读《纽约评论》便可以发现可悲的证据。它从未培养、甚至从未留意过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25年来，它从文化战线撤出而没有任何贡献。今天，文化运作必须依赖于外来资本，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知识分子。一种被延误的政治后果开始呈现出来。像《新标准》和《评论》这样的保守派刊物，努力地、当然也是明智地培养年轻的作家。《纽约评论》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尽管它现在抛弃了激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是，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公共话语权的左派作家较少。
然而，对《纽约评论》的想人非非可能毫无意义。编辑们控制不了文化的闸门。因果微妙地纠缠在一起。《纽约评论》从不欢迎年轻的作家，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不等你伸手邀请就主动来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遍缺席，特别是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缺席，不是因为旧日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大门紧闭，而是因为这些中心根本就瓦解了。
四
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大学教授，并且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大学教授的命运，这几乎就是屈从于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以校园为家。其他人是禁止人内的。为什么?甚至除了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管子工和木工以外，还有一些职业，如果不说是要求的话，也得至少要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即加入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在美国13．6万名专职图书管理员中，“难道其中一些或很多人有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吗?书商和编辑、律师和医生、新闻记者和财团经理又如何呢?他们会仅仅因为没有大学的证书就永远被排除于知识分子行列吗?
显然不是这样。然而，这里决定性的一类不是那些珍视思想和观念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致力于公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任何人都不能说木工或图书管理员或脑外科医生就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但很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乏让我们看清了日常工作环境是否鼓励公共创造。如果律师也从事教学，他们可能常常会写点东西，只有法官和其他的律师会读、或想读他们写的东西。图书管理员可能热爱书籍，但又可能因为在八小时的细心工作之后筋疲力尽而不能提笔。
马克思以后的100年(或许是以前的100年)，提及某个人，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或第二个问题是他或她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有点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工作就是生命。这个问题也意味着在询问他或她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错误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们都在为工作而奔忙，那么他就学到了一门技术，这就好比一个木工置身于律师之中，或者一个教师置身于影视工作者之中。当一个人有了职业以后，兴趣就丧失殆尽了。“一个高中教师?……非常有趣……喔……我想我需要给自己充电……”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也许，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或她思考些什么，梦想些什么，或相信什么?
然而，除去其粗俗和愚昧，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社会秩序就是这样压抑人的。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工作，那么我们便了解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人们是室内装饰师或皮制品进口商，那么我们便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弄清他们的思想和关注。如果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也假定他们不是作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人们时常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把他们与他们的工作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假定不是一种道德评判；它仅仅是建立在工作灌注生命这样的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归纳或概念。博物馆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牙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为公众写作。
除了大学教师，只有一种群体的工作环境需要他们为公众写作：记者。置身于大学门外，或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大学，这些记者使采用公共话语、针对一些公共论题的写作传统经久不衰。尽管大多数非小说著作是教授们写的，但是，是记者们常常提出相当数量的话题。“美国的经典文学家埃德蒙·威尔逊自称是一名记者。“当我说到我自己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当然不是指我一直在与新闻打交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主要靠为期刊写作来谋生了。”
不断地，记者已经支撑着——更多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不是在他们的日常写作中——一般性的文化；社会几乎感激不尽，于是将他们神化，这就是社会的反应。随着大学教师的生活与写作变得苍白无力，新闻工作已经得到了扩充与发展，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伟大：生动有力、有责任感、有公共性。在无数的电影影片中，从《所有总统的人》到《沙场》和《火线下》，记者都已经被浪漫化了。他们寻求真理，不惜以生命或事业为代价；他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公众事业。教授们所不具备的一切他们都具备。
现实有点不大一样。如今，“记者”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术语；它包括那些从事电视和广播工作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出版”界的人土，他们又可以细分为专职作家和业余作家或自由写作者。主要网络和访谈节目的电视新闻记者自成一体；他们几乎都得不到高薪水以及特别的关注。正如电视上的一切，电视记者的罪恶(与德行)也传遍大地。
讲演节目已经发现了电视记者。据詹姆斯·法勒斯报导，当今甚至那些不大的商业群体也开始组成代表大会，让一个能给他们以训示并使他们对在华盛顿的生活感兴趣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协会得到会员们的慷慨解囊，不可避免地选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记者人会，这些记者出色地做完了电视谈话节目。法勒斯对这种有害的结果进行了反思。特别擅长使用“学术上那些夸张、空洞的警句”的保守、好斗、爱炫耀的个人操控了电视访谈节目和讲演节目。“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种成功的典范是一清二楚的。这样的典范，10年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20年前是里查德·罗维雷或西奥多·H·怀特，30年前是詹姆斯·赖斯顿或沃尔特·李普曼。现在，这样的典范是乔治·威尔……这一新的典范有助于使政治辩论比其他时期更加狡诈和盛气凌人。”
缺乏这种权势和影响力的出版社的记者则是一个大得多的群
体，他们从事的工作有点像较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涯。然而，正 如校园限定了大学教授，报社限定了记者；分派的任务和最后期限
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尽管所有的新闻工作都受到这
种限制和约束，但是，它们也同样折射出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当前，报纸种类的缩减，以及不断加强的通过“隐晦的”和有关“生活作风”的新闻报导来吸引大量的读者的努力阻碍着记者。大学自然地扩充了，报纸也已经减少了。一项严厉的调查质问报纸是否正放弃它们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其原因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有一点是为人熟知的：正是把美国人从城市输送到郊区的这股力量使城市的报纸大伤元气。当人们放弃了大量的交通工具以后，他们便开起了小汽车。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只能扫视路面，而不能浏览一下报纸的头版新闻。“中心城市和大量交通运输的瘫痪意味着大都市的报纸不再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从商业区的办公室和工厂蜂拥而出去买份报纸，以便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打发时光。新兴的郊区……以及开小车上下班的工人已经减弱了数百万个家庭的读报习惯”
例如：《纽瓦克新闻》，很可能是新泽西最有名的报纸，是一个完整的新闻团体，它拥有五名主笔作者，一个华盛顿的通讯员，有它自己的剧院、艺术和书评，还有一份星期日杂志；它常常被当作“新泽西的《纽约时报》”。《纽瓦克新闻》于1972年停办了。什么原因?商业区的运送报纸的卡车遇上交通阻塞，到不了新的人口集聚中心。“正是大城市的报纸拒绝随其读者向郊区转移。”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收看电视也已经使读者人数、特别是读晚报的人数大大减少。报业公司的合并减少了日报的数量，或者是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家族办的小报能维持多少天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日报正形成报业连锁。在1982年卖出的35份日报中，有32份是被新闻团体买下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00年将不会再有一份家族办的日报。”
全部买进、全部卖出以及停业，已经使得日报的数量急剧下降。“1920年有700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本·H·巴格迪基恩说，“1982年，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也仅有27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不仅是停业和合并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公司购买小型日报也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连锁常常裁减专职人员，并起用加入了辛迪加组织的及被开除的人员。差不多相同的报纸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生产出来。
这些经济事实向记者们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少的大城市的报纸意味着倡议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论题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甚至是大型报纸也坚持不懈地扩大“隐晦的”新闻，用大量的版块来谈家庭或休闲。不同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得新闻通讯员或主笔作者的生活有多少改善。辞职再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记者们壮大了胆为争取到任务或新闻材料而战斗。但是，如果那种可能性缩小了，那么他们的脊梁骨也就软了下来。为什么在一个急需听到清晰的、批判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的年代，却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一个业余作家和自由写作者的更大的群体使得专职作家的人数相形见绌；这里，“新闻工作”这个术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自由写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能写专业作品的人——儿童作品、烹饪指南以及减肥健身秘诀。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作家是靠写作谋生的；他们从事自由写作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写作者的队伍是永远流动着的，不断地会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自由写作通常需要精通某个流派或风格，这样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烹饪、旅游、运动、电影。
少有的详细调查中有一个发现：1979年，美国作家中的一半人数靠写作挣的钱不到5000美元。“现有的数据传达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作家写作挣不到多少钱。如果作家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那么大多数人将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甚至对于许多大奖，像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如此。”这都是些一般的作家，而被研究员冠以“承担责任的专职”作家却挣得多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事“流派小说”的创作，这是最赚钱的活。然而，一生从事写作的专职作家仅仅占作家人数的5％。大多数的作家随着经济形势在专职与兼职之间穿行。
所有这一切表明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职业。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自由写作很容易使作家才思枯竭。计划、研究并完成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为此编辑将付酬劳——使作家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项目。自由作家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这使得严肃的和一般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写一篇有关名人嗜好或现状的文章可能会激发编辑的兴趣；而写一篇有关城市危机的文章却是枉费心机。
为《纽约人》写稿的自由作家的偏激的兴趣反映了这一形势。对于那些没有成名的作家来说，《纽约人》几乎是可能为持久的、也是严肃的非小说(和小说)的写作提供生活工资的惟一的刊物。《纽约人》对于自由作家不仅是可靠的生活来源，也是惟一的；被《纽约人》拒绝以后——这是常有的事——接下来的选择便是为20个编辑提出100个项目计划。《纽约人》收益减少，最近已经被一个大的媒介公司收买，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刊物是不可能持久畅销的。”
要战胜自由作家这种通常的命运并致力于一般的文化需要巨大的才华、献身精神或显而易见的时运。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已经做到了。然而，自由作家的文艺作品只是太丰富了而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归类；而且，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不安定的经济状况，那些今年在写作的人明年就不写了。他们要么成了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专职作家，要么已经改行做别的什么了。由于这些原因，在新闻编辑上，年轻作家的强有力的声音就很难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新报刊”的出现和对名人丑闻报导的复兴保证了美国写作面貌的改变。新报刊产生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边缘或产生于新的“地下新闻报道”。莫里斯·狄克斯坦写道，新报刊带有“社会气候、个人情感、阐释、主张和舆论、小说家的性格描写、论及淫秽、丑闻、关注时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见解”的特点。
汤姆·沃尔夫的宣言和选集《新报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辩护和一些不同的特点。新的报刊记者和地下新闻报道毫无关系，和个人的声音也不相干；他们都是正规新闻报道的年轻的成员，他们宁愿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新的报刊记者们发现了“详尽的现实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它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一代的文学家感到害怕。
莫里斯·狄克斯坦和汤姆·沃尔夫的描述几乎与现实不符；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相，这些真相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被当成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大多数“新的”运动，“新的”报刊也是过时的回忆和修正。詹姆斯·阿吉和沃尔克·伊凡斯合著的杰作《让我们现在就赞扬名人》代表了经典的流派和风格，这是一项有关大萧条时期南方佃户的研究，它对新报刊闪烁其词；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同样程度的道地的现实和原始的激情。根据那些被《财富》杂志接受和退回的文章，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却不受重视，直到1960年再次发行。
阿吉声明，“打算使这本记录和分析穷尽一切，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琐碎，”这本‘记录’包括诗歌、照片、报幕、发言，对鞋子和罩衫不留情面的描写，抒情的写作，心灵的哭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瓦解传统的报刊。阿吉在一次充满激情的发言的开场白中说，“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说是极其丑恶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的话：人类社会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通过需求和机遇并为了利益被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公司、一个新闻机构，密切窥探那些不设防的并遭受了惊人的伤害的人群的生活，窥探一个无知而又无助的乡村家庭，为的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忠实的新闻”的名义(不管这一悖论意味着什么)，以人性的名义，以社会大无畏精神的名义把这些人们的残缺和耻辱赤裸裸地暴露于另一群人面前。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勇于改革和公正平等的名誉。这两样东西，如果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在任何一个银行都是可以兑换现金的……
今天，不是作为写作而是作为一代人的体现的新报刊几乎不存在。沃尔夫选集里提到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技艺和专长，但他们不、或许从未代表一种有凝聚力的运动。“最近的一项调查识别出了新的一类人，“文学记者”，他们是新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像时代本身一样，他们更沉着，更专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年轻的作家，他们未必把自己视为新记者，但他们确实发现专注、喉舌、精确和象征主义是他们工作的特点。”“文学记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在其他不属于“文学记者”的作家中有约翰·麦克菲、琼·狄迪恩、简·克雷默、特蕾西·基德、萨拉·戴维森——但这既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写作类型，也不能构成一种文化风貌。
更带有政治性也更加个体化的左派对新报刊的看法也经历了自我的离散和丧失的过程。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相当大的学院都起劲地夸耀“地下”报纸。解放新闻署，一个用作地下报刊出版社的清洁的屋子，有600名订购者不断接收到大量信息。这些报纸的编辑部是由一个小的记者团体组成的。怎么了?出版物消失了；最成功的出版物自我转变为娱乐向导。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总体上像60年代一样，成功是某种毁灭。传统的新闻出版是包含着地下出版的。一篇更具有个体特征的文章出现在现有的日报上；涵盖了性、毒品，还有一度左派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批判的新闻内容都是允许的。丹尼尔·爱斯伯格一直计划在地下出版社出版五角大楼公报，直到《纽约时报》决定冒险为之。
地下记者群体为了奔向1000个不同的目标解散了。有献身精神和才华横溢的留了下来，但再也听不到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了。阿贝·佩克对“地下出版社”的陈述是以对当前它的主要人物的去向的一项调查结束的。他自己的轨迹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是常见的。“从1967年到1971年……我写作、编辑、打字、大扫除、卖报，并被芝加哥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种子》聘用。”他后来从事自由写作，成了美联社的一名音乐栏目的专栏作家，随后又成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职工作人员。“1980年，我申请离开《太阳报》，这就是我的辞呈……我感到自己深陷于机械的日报新闻工作中。”今天，他是西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教授。
佩克报道了地下出版社其他75个成员的去向。那些仍然在写作的包括大卫·哈里斯(《梦想难破灭》的作者)；戈雷尔·马库斯(坚定不移的批评家)；亚当·霍克斯恰尔德(《琼斯妈妈》的创办者／赞助者)；哈威·沃瑟曼(《哈威·沃瑟曼的美国历史》)；戴夫·马什(《摇滚之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积极从事电视新闻(丹尼·谢克特、洛厄尔·伯格曼)。”佩克的这份完整的名单因为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而实际暗含着一个结论。哪里曾经有希望并有机会听到独异的一代人的声音，哪里现在就有一些作家。
20世纪60年代使得丑闻报道东山再起，这又回到了权力结构研究，回到了对政府的谎言和遮掩谎言的手段的尖锐抨击。“一度，在水门事件期间，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都是文化勇士。这种复兴已经消退了，要是仅仅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就好了。《堡垒》，和左翼丑闻报道关系最密切的刊物，停刊了；后继者(《七天》)从未发行；另一份(《琼斯妈妈》)也颠簸不定——并且正在考虑不用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轻率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煤矿工人鼓动者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赌注加码。丑闻报道或调查性的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毫无结果。要调查商业区贫民窟的房产所有权或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或者需要一个极有实力的出版商预支资金，或者确实有一个读者群；前者非常少有，而后者则值得怀疑。而且，不断地提起诉讼可能阻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发展。主要报纸“没有钱和律师”，一项有关“新的”丑闻报道者的研究这样评论，“自由作家可能会因为与一桩诽谤诉讼作战而耗尽心力。”确实，雇佣调查人员的主要报纸当然是不给他们自由空间的；他们只能研究那些编辑和管理部门认可了的主题。
I.F.斯通于1963年写道，“我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的青年必须在一些大型的报纸或杂志社为自己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我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组织或派别的支持……”从I.F.斯通(1907-)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一代报道丑闻的记者，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人。斯通始终是一个记者，他为一系列的左翼报纸工作，最后一种，《纽约每日指南》截止于50年代初期较黑暗的岁月。失业以后，斯通设计了一个方案，他按照那些已被废止的激进出版物的通信名单发出了四页纸的每周新闻信札。1953年，斯通发行了第一期《斯通周刊》，订购者有5000人。
15年来，斯通为他的《周刊》活着，也靠他的《周刊》活着，一个人运作的刊物最终达到7000册的发行量。它表面上故作严厉，孜孜不倦地披露政府和新闻界的谎言及矛盾，成为激进分子不可或缺的资源。罗伯特·斯柯拉在给《斯通文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献给了每日和每周新闻的人，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斯通过去写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增值，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
斯通于1971年退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有无数个政府和新闻界的丑闻报道者和批评家，但他们谁都没有斯通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博大的视野。许多人是偶尔被重用的教授，他们还承担其他义务；一些人是无法对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进行专职的严格督察的记者。文化的轨迹是众所周知的：哪里曾经人迹罕至，哪里现在就人头攒动，但他们似乎更沉着、更温和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哪儿?”60年代的口号(按照革命者的说法)是：我们无处不在。当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伯克利并用它来驳斥那些认为波西米亚群落和流浪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的报告时，他并不是完全错了。应当知道：把当前的事当作历史来理解是冒险的，甚或是不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分界很容易混淆。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激进分子则兴高采烈地看到60年代几乎是毫无先兆地来到了。
然而，我们应当抵制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对我们的诱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改变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已改变了。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沉迷于研究和会议论文的教授们同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对应起来就可以了；要否定其中的联系就太蠢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家的历史，新闻史也就是新闻记者的历史。
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郊区的成长和大学的扩张发生的。当快餐外卖取代了油腻的餐勺、自动售货机替换了报摊或绿色的校园排挤掉破破烂烂的城市公园时，没有必要把这些说成是文明的没落。但它对文化生活节奏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种影响对谁都一样，不管他是在城市马路上还是在郊区林荫道上长大的，也不管他是那种被出版商拿捏的知识分子抑或是被三个“裁判”、十名同事、几个委员会和若干系主任拿捏的知识分子。
大学鼓励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它并不要消灭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适应这种模式的知识分子，只是不聘用他们。即使是《时代》杂志帝国的亨利·鲁西，这个常常被斥为宣传大师的人，尚能雇用甚至喜欢那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而大学却与之不同，是由委员会决定聘用与否：受聘者需要学历、关系、谦恭有礼和良好的品行。这与征求某个个人的同意完全不同：要引进一位有才华的学者，首先得获得某个委员会的赞同，委员会再推荐到系里，系里与委员会主席商讨后再向系主任提议，最后由系主任向校长建议。想象一下“埃德蒙·威尔逊教授”或“H.L.门肯教授”简直就有点荒唐。
在书籍的提要和献辞那些少见的角落标志出文化的转变也是可能的。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书籍中通常有辞藻华丽的前言题献给支持作者的资助人，并期望他会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教益和启发。在17、18世纪，买书和读书的公众取代了资助人，书常常题献给高雅而感兴趣的读者。“读者群不再限于宫廷和贵族，”一个对伊丽莎白时代书籍前言的研究表明，“作者可以毫无麻烦地献给各阶级的读者圈。”“献给绅士读者”或“献给优雅高贵的英格兰女士”或“献给可敬的伦敦市民”都是一些典型的题辞。
跳到当代，打开一本非小说类的严肃读物，就像在浏览私人电话簿。正文前面常常是一列密密麻麻的名单，有同事、朋友、研究所和基金会。无名的读者变成了有姓名、地址和受尊敬的读者。这是风格上的变化，但还不止于此；这是民主时代的出版审查。它意味着作者或作品通过了考查，获得了某个专门网络的许可，这一网络过滤掉了粗鄙的和不可接受的东西。这是一项严肃而规范的工作的标示，它既保护着、也恫吓着作者和评论者。即使是完全文责自负的作者，他的书通过了一大批学者的审查、由一所著名大学出版、又得到许多基金资助，谁还去找他的茬儿?
这都是潮流，而不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国家太大、文化太复杂，没法理出个规则。然而，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容易被辩解得无足轻重，好像任何概括都不可靠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笃定要发生。知识分子可能到处都有，但在哪里他们几乎都面临着相似的和有限的选择：青年人尤其易受打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知识分子的选择余地日渐狭小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玩笑：非理性的、前卫的、松松垮垮的60年代知识分子长成了比前辈知识分子更衣冠楚楚、更职业化而深藏不露的一群。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300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斯威齐或布雷弗曼；有成群的城市批评家，但没有芒福德或雅格布斯。
私人与公众、隐匿与可见、职业与业余，这些都是含义深刻而费解的术语。它们不是简单地对立的概念。今天是隐匿的和职业化的，可能明天就变成了开放的和公共化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主要是教书和彼此为对方写作，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但他们有学生，这些学生会转向其他方面。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老师，这些老师的名声并不显赫，却对自己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老师激励着、引诱着、教导着自己。文化的传送带有可能彻底转向吗?曾经是公共性的东西现在却悄然无声地进入了大学教室和作业中，这可能吗?
这是保守派的噩梦：当激进派和自由派被从公共的和显眼的岗位上逐出时，他们实际上去充实了教育体系，从内部侵蚀着国家。保守派常常哀叹说，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名牌大学，到了圣诞假期时却发现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个系里的四五十名教授中有一个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就已太多了。比如在伯克利，他们对真理的兴趣不大，倒觉得被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可信。
但这不过是噩梦而已。至少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大学是颠覆性的而公共文化是辩护性的，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大学生概况的研究表明，他们比过去更保守、更关心前途和金钱，而对一些华发渐生的新左派教授思考的东西很少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促进着专业化，转向更易于接近的同事关系。此外，今天也像过去一样，大学保存了一种文化的呼吸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这种情况既不应当清除也不应当神化，似乎左翼文学批评家除了自己人之外会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公共专家”(Publicist)这个词如果曾包含着与政府、法律有关的意思的话，现在也已废弃了，成为好莱坞和“公共关系”的牺牲品：它如今指那种操纵媒体的人，挂名的负责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老式的公共专家是另外一种人，或许正相反，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个定义中必须包括不是单纯专业或私人范围的义务，而是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
民族与地方语言的精致、新的城市阶级的声音与僵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学院精英们的习语，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的特征。埃里希·奥尔巴赫解释说，“整个欧洲，”随着拉丁语的式微，“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和英格兰，受过教育的公众操着自己的方言出现了。”方言的运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出宗教和科学论争的许多群体如今要进入论争中了。
例如，伽利略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是他所发现的和说出的东西，而是他在何处、怎样说的问题。他放弃了拉丁语而用流畅的意大利语为新的公众写作。正如在一次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之后佛罗伦萨大使的报告中所说的，“他被告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这正是伽利略所拒绝的。一段现代人的叙述中说，他决定，“离开大学而把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这无疑要损失拉丁语所具有的国际价值，但伽利略并不在乎被逐出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畏光的学究们的圈子……他只有在大街上、广场上才觉得自在……”
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即投身于更广阔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那恐怕是不公平的，也未免过于戏剧性了，无论如何这样一项使命是单独一代人所承担不了的。然而屈从于某种新的拉丁语、新的与更广大的公共生活脱离的学究气，这种危险使未来涂上了层层灰色。专业的和晦涩的语言可能成为保护伞和必需品，同时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
有没有选择?任何既有历史性又有批判性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悖论：它勾勒出了构成整个世界的大大小小的趋向——然后又批判它们。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出了公众自身的重组；这正好吻合了电视的疯狂发展、郊区的扩张、城市的衰败、大学的膨胀这些趋势。大型公众杂志如《展望》和《生活》的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标志着划分开了那些曾经是同类的公众；它们被“专门趣味”的杂志所取代——网球、计算机、旅游、运动，从这些发展的眼光来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消失而转变为专业性的，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并且可能是期待中的。
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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