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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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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言的少数》(1966)中，杰克·纽菲尔德(1938—)考查了新左派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本书也许是早期研究中最好的一部，它提出新左派——“预言的少数”——注定会越来越重要。他预测在15年内，“学院课堂上将会讲授鲍勃·狄伦的诗”，艺术剧院里将会放映披头士的电影。他还大胆地猜测新左派理论家将作为社会的下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汤姆·海登、诺曼·弗鲁西尔、罗布·伯莱奇、马里罗·萨维欧、里查德·弗莱克斯、鲍勃·帕里斯以及卡尔·奥格莱斯比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
作为一个文化观察家，纽菲尔德的表现不错。披头土的电影有时被艺术剧院订购，鲍勃·狄伦，虽然他的诗也许没有被研究，但他在诗坛仍很活跃。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预言家，纽菲尔德只能得零分。明确地说，“主要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不准确的分类。在他列举了这份名单的20年后，名单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哪怕极小的可能被视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汤姆·海登(1939-)，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简·芳达的丈夫)名声不小，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剩下的人中有几个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马里罗·萨维欧[1942-]，鲍勃·帕里斯[1935-])；一个成了社会学教授(里查德·弗莱克斯[1938-])”；其他的都活跃在城市里、地方上或和平政治领域(诺曼·弗鲁西尔[1937-]，罗布·伯莱奇[1937-]，卡尔·奥格莱斯比[1935-])。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少价值，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关系。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 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 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
要想象出一个能引发这种反应的美国知识分子委实不容易，除了 C·怀特·米尔斯，而他于1962年就去世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仅仅扮演了小角色，随后就隐退了；其他人则扮演了将自身置之度外的角色：保罗·古德曼、诺曼·梅勒、麦克尔·哈林顿、威廉姆·H·怀特、雷恰尔·卡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贝蒂·弗雷登。然而，米尔斯几乎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搭起了桥梁。米尔斯的贡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面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二
1959年，米尔斯直截了当地申明，“今天在美国根本没有左派。”他提供了一份辞职和退出人员的目录：倦怠的前共产主义者，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欢庆取代了政治；或是一些“坏了”气氛的专职前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些为了事业辉煌而抛弃政治的“青年得意者”；以及“十足理性的，但……又拒绝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如此暗淡的政治前景却给了米尔斯一线希望。“在当前精神贫困枯竭、政治意志匮乏的形势下，依我看，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东山再起。”
一年半以后，米尔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语气发表了《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他宣告了新的开端。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米尔斯就已经发表了气宇轩昂的为古巴革命的辩护，《听着，美国佬!》。他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假定了——或希望——现实问题消失，但这种思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全球，一股新的政治清风给新左派的理论、道德和乌托邦主义带来了机遇。“让那些老家伙愁眉不展地去问‘不再冷漠了——又会怎么样?’吧。”他最后说道，“洋洋自得的年代正在终结。让那些老妇们自作聪明地去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正开始再次行动。”
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我们可以在自己工作中，作为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
知识分子要获得新生不仅要求具备道德勇气。米尔斯相信，在美国早期的杰斐逊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常常提到托马斯·潘恩，在他的时代，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开辟“一条直接通向读者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会问津；大部分杂志因为过分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结构。”
这并没什么，假如仅有道德勇气还不够，那么它毕竟是一个先决条件。米尔斯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他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屈服而悲哀：他们显得依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在阶级、地位及自我形象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更稳固的中产阶级，坐在书桌前的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体面的郊区住宅……他只是做一些记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不是写几本书告诉别人所以然”。他号召知识分子拥护“真理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他那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他谴责了“文化的贫乏”，知识分子勇气的丧失殆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米尔斯的身影。他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听着，美国佬!》(被《哈泼斯》摘录)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也许引起了过多注意；他在有关古巴的电视辩论前夕突发心脏病。然而，米尔斯的精神、语言，以及他树立的榜样却被铭记在早期新左派的心中。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的成立宣言——为新的校园政治所作的辩护(休伦港宣言[1962])，就借用了他的观点和词语。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已经写了一篇有关米尔斯的学位论文。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米尔斯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甚至是一个英雄。
这个时期过去了。当然，米尔斯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除了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今天，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都能够并且确实充斥了会议厅，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欺骗性。不断增加的人数并不能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数以百计的，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左翼社会学家中，没人能和米尔斯同日而语。
这不是什么奇特现象，而是历史形势所趋。激进的社会学家也许梦想着革命，但是，他们却依赖其职业为生。专业化也意味着私人化，表明退出了一个更大的公共领域。米尔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公共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教授；今天，激进的社会学家首先是教授，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1964年为了纪念米尔斯而出版的《新社会学》，是献给“美国社会学的毕业生”的。但是，在它发表二十多年以后，参加了这本书编写的年轻的美国作者们并没有超越社会学去从事公共写作。在这方面，他们体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
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新左派知识分子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自由，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就教些什么。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自由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外界调查人员。威胁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自由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保证的自由。对于许多大学的许多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
三
米尔斯曾经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这是一所拥有悠久的独立激进主义传统的学校。麦迪逊分校的一份印有米尔斯和他的指导教师汉斯·格斯画像的杂志《左派研究》，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命运。到50年代末，如果幻灭和麦卡锡主义已经损害了老一代共产主义左派，那么这也为并非老效忠者的左派开辟了新的生命空间。在1959年，那些创办早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期刊《研究》的人，都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研究》的创刊社论说道，“当研究生期待着学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学术生命中的一种强烈的个人风险。”他们提倡复兴激进的学术。“我们相信对激进派学者的工作给予学术上的承认和接受……将会……复兴美国的知识生活。”
然而，《研究》从学术上的自满和专门化中逃离出来，1963年它从麦迪逊这个校园城搬到了纽约，呼吸新的空气，如果不是参与城市政治骚动的话。这种转移并不能解决该刊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承诺的持之以恒的论争。几年以后，不满于刊物自闭式理论研究的三个编辑——诺曼·弗鲁西尔、汤姆·海登及斯托顿·林德——放弃了编辑工作去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如果大多数编辑以及《研究》的同仁都成了教授，那么这三位编辑和其他一些人，像索尔·兰道(1936-)，华盛顿特区的政策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及电影制片人，还有李·巴克森德尔(1935—)，一个报刊发行人，海滩裸体运动积极分子，还有詹姆斯·温斯坦(1926—)，社会主义报刊《在当今时代》的发行人，他们都是在大学外谋生的。问题是这些大学教授——马丁·斯柯拉(1935一)、罗纳德·拉多什(1937—)、沃伦·沙斯曼(1927—1985)、迈克尔·赖伯维茨(1937—)、詹姆斯·吉尔伯特(1935—)、琼·沃里奇·斯科特(1941—)以及其他人——并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非学院人士也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两位编辑斯托顿·林德和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走过的路十分显著地表明了选择的有限性。
他们的职业几乎成了镜像。林德是一个成了劳工积极分子的教授；阿罗诺维茨是一个成了教授的劳工积极分子。斯托顿·林德(1929—)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罗伯特·S和海伦·M·林德)是经典社会学著作《米德尔顿》的作者。罗伯特·S·林德，一个基督教徒及一个成了持异议的社会学家的改革部长，他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给斯托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托顿自己的写作也倾注着道德精神。”斯托顿·林德沿着一条高层次的学术道路前行，从就读于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到任教于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然而，60年代紧张的政治活动——民权、反战以及抵制征兵——把他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中断了他与大学的联系。
1965年，在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林德回答了一个政治学教授，罗伯特·A·斯柯拉皮罗的提问，这位教授把这件事诅咒为对学术的“曲解”。林德向斯柯拉皮罗呼吁的规范学术的纯洁性发起了挑战。
我应聘于耶鲁大学，猪湾事件的设计师里查德·比斯尔就是这所学校造就的人才，《越南第六点计划》的作者W·W·罗斯托……以及迈克乔治·邦迪(越南战争时期的总统助理和精力旺盛的捍卫者)也都是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如果斯柯拉皮罗教授是研究越南暴动分子的专家，那么，我自己就是研究美国反暴动分子的专家。我想我知道有关常春藤联盟对这些没有被选中的专家们进行的培育：培养势利小人，培养褊狭的种族优越感，培训对人类犬儒式的和操纵控制的态度。”
耶鲁并不赞成这些观点，当它把林德踢出校门之后，林德对这所大学的不满迫使他去尝试另一种职业。他找不到什么方式把人类的价值和行为注入他的历史学领域，“我决不会……为了证明我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即使我是个激进派)，而在余生中求得资深保守史学家的青睐。”结束了史学教授生涯以后，林德成了一名学法律的学生。1976年，他搬到俄亥俄州的杨斯顿开业当律师，为反对工厂停工的钢铁工人作法律代理。
他的写作反映了他的生活轨迹。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学术专论，《纽约荷兰人社区的反邦联主义》(1962)。后来，他研究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起源》[1968])，对越南战争的征兵抵抗(和迈克尔·费伯合著的《抵抗》[1971])，以及工人阶级或组织者的经验(与艾丽斯·林德合著的《民众：劳工组织者的个人史》[1973])。晚近他就劳动法和钢铁工人抵抗工厂停工问题又出了一本书。他的《民众劳动法》(1978)是一本小册子，是为工会会员和组织者写的，概论了联邦劳动立法问题。
《向停工开战》(1982)一书对俄亥俄州的工厂停工作了说明，在那里林德为几个工会和社区组织作法律顾问。“在我成为一个律师以前，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解释道，“在我们的斗争停止以后，自然要想到尽我所能告诉人们我们所做的事。”他又补充道“我已经特意将普通的钢铁工人放在叙事的中心位置。我想他们应该在那个位置上”。这种反精英的、民粹的、道德的立场始终贯穿于林德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中。
林德作为一个劳工律师或编年史家所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并且，偶尔在报纸和杂志上，他还就更普遍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然而，他自己的职业无意中证明了似乎没有人能抵制的专业化。他拒斥了大学的褊狭、精英主义和思想贫乏；但他却没有成为(或许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更普遍的知识分子。今天，他是作为一个担当社会责任的劳工律师而写作的。
另一方面，阿罗诺维茨(1933-)开始就做了工会组织者，对这份工作的种种限制的不满驱使他进了大学。几年前，两种小型学术期刊，《新德国批评》和《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包括阿罗诺维茨本人在麦迪逊开了一个会议。曾经与《研究》有联系的一个历史学教授保罗·布赖内斯(1941一)思考了阿罗诺维茨到麦迪逊去做教授和编辑的讽刺意味。他回想起《研究》离开了威斯康星的那早几年：
从威斯康星搬到纽约市，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住在这里更便于和超越校园限制的左派分子活动的联系。那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是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的组织者，他的加入推进了这一目标。通过他，《研究》……不仅到了工人阶级手里，还把工人阶级带进了刊物。如今世事迁移，《社会文本》的三个编辑之一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成了一个有职位的教授。他正在寻找最初《左派研究》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
阿罗诺维茨本人就近乎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这说明老一代独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去，教授们成长起来了。他的职业类似于麦克尔·哈林顿的职业，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著名的格林威治村的住处——白马的最后一次纷争中，阿罗诺维茨见到过麦克尔·哈林顿。阿罗诺维茨常常回想当年倾听那些蔑视50年代远离郊区的行为，坚持留在城里的“政治知识分子难民”的演讲。
在麦卡锡时代，劳工运动的战斗性明显地减退，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一切都不能使这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气馁，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在白马大量地喝啤酒。他们和垮掉的一代及那些老将一起挤在那间屋子里，这些老将都是(30年代的)陨落的文学激进主义分子。
在他的第一本书《虚假的承诺》(1973)中，他也体现为一种过渡性的人物。这本书是由自传和对劳工阶级生活的思考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的，表明了随心所欲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阿罗诺维茨在1950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他承担了一系列引导工厂工会活动的工作。他在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任职，在那里他呆了很多年，直到1967年退休。后来他又参加了反贫困运动和另一些学派，最终在斯塔顿岛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教职。
今天，他是纽约城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教授。他更近期的著作——其中的术语和问题——反映了他的新境况。例如，一篇杂乱地讨论福柯、德里达及拉康的论文(收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是这样开头的：“话语的通约性问题是描述有关人类的知识结构的二律背反的一种方法：我们能说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吗?或者说我们知识的对象是由根本不连贯的结构／话语构成的吗?”这是《虚伪的承诺》所涉及的大量问题之一。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凭着过去的联盟，阿罗诺维茨始终不仅对新的学术听众作贡献，甚至也不仅是对一种单一的学科做贡献，他还时常在《乡村之声》面对公众的一系列问题发表讲话。他最近的一部著作《劳工阶级英雄》标志着他又回到 (也是一种修正)他的《伪诺》“的一些论题上。这里可能有几条线索可以大概地了解知识分子生活。假如阿罗诺维茨的作品光彩夺目，这或许纯粹是因为他的才能，也可能是因为他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站在城市非学界知识分子的传统末端。而且，在那里，从劳工和反贫困组织者到专职教授的发展扣去了最足智多谋的一部分人。《左派研究》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展现了全部的选择；他们也揭示了刊物的局限，这就是在一个学院时代的文化活动的本质。
四
以前在美国历史上决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寻求并找到了大学里的职位。这个世纪初期的激进分子几乎从没有当过大学教师。马克斯·伊斯门完成了他所有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但却不去拿学位。他为什么要这样?斯科特·尼尔林作为极少数社会学教授之一，已经被开除了。印一本论文要30美元。伊斯门无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大学教授。相反，他成了一个自由演讲者和作家，他是在“刊登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破产的刊物”的几个编辑的召唤下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你是《大众》选中的编辑，”聘书的正本就是这样写的，“无偿劳动。”
然而，当高等院校渐渐扩充的时候，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能找到工作。当然，大学的规模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气候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至少几百名教授，或许更多，都和共产党有联系；然而，很少有人冒险再向前一步，成为一个公共激进分子。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前途。不仅是大萧条限制了新观点，麦卡锡主义也有力地提出大学教授禁止加入左派。当然，麦卡锡主义指的是由上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组合起来的反共产主义。然而，作为表示存心折磨与迫害的不确切的术语，它至少要追溯到1940年，当时，纽约州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由议员赫伯特·拉普和弗雷得里克·R·库代尔领导)开始在大学教员中调查颠覆分子。
众所周知，要计算出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这很清楚：麦卡锡主义打着不同的幌子成功地肃清或平定了学界激进分子。仅在纽约市就有58名教师被解雇，也许在全国有100名。在麦卡锡主义末期，一项研究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在校园里失踪了。其大多数主要实践者都被逐出学界，并且，左翼学派的传统……也被打破了。”
那些被逐出校园或是被煽动的人仅仅说出了整个经过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教师要么是自我审查，要么是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人很少能谋到新的教职。华盛顿大学以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报告书中提到，“三个被免职的教员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能重新在更高的学府找到工作。”徒劳的尝试之后，一个被指控的教授以在公众中度其余生而感到宽慰。这个可悲的事例在艾伦·W·施雷克的《没有象牙塔》中作了详细说明。她在书的结尾写道：“大学院校没有与麦卡锡主义作战，却为麦卡锡主义做出了贡献。”
因为命运使一些教授被免职和失业，这一幽灵能使、也确实使这个教员队伍安静下来。他们的勇气至多有、或许还没有自由的个人群体那么多。早期差点被解雇的H.L.门肯说道，“考查一下经济学教授的情况，他们没有被赶出去。谁能说濒临崩溃的教训对他们不起作用呢?当然，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免职和将其湮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更宽泛的文化来说，这种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已经被湮没的激进分子(或保守分子)是不存在的。
然而，“湮没”可能被更精确地反应出来。在学术自由史上，常常模糊不清的是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反比关系。不是课堂教学而是公共声明或政治活动激发了对教授们的敌意。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自然退缩了，并回到他们的专业上。专业化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它也带来了大大挫败学术自由的私有化。
这里有一个似乎是学术自由的著名事例。198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里查德·T·艾利被指控为“鼓励”并为罢工和联合抵制“辩护”，特别是一个地方工厂的罢工和联合抵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评议员面前接受的审判是以对学术自由的大声辩护结束的。在一项其中部分继续对威斯康星大学校园表示景仰的声明中，评议员们宣称“不管是什么限制约束了在其他地方的调查，我们相信出类拔萃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都应该永远鼓励持续的、无畏的汰沙拣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然而，这些雄辩之词掩盖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或许更预示着未来；因为艾利，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受审判后作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写道的，“将来集中精力搞‘科学’调查比从事‘大众化’的写作要好得多。”几年后，当他成了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时，他对这套书的书名——《市民图书馆》表示不满，因为它似乎太大众化了，太不科学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爱德华·W·比米斯在芝加哥大学卷入了一场风波，他的命运强化了艾利从自己的事例——离开公共争议中得到的教训。
比米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铁路归公众所有。在伟大的、震撼了芝加哥的普尔门铁路大罢工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比米斯和罢工工人站到了一边。用约翰，D．洛克菲勒的资金建立起来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并不赞成比米斯的立场：“对我来说，冒险进入任何一个芝加哥的俱乐部都是不安全的。”他向比米斯指出“在针对一些引起人们公愤的问题对公众说话时要十分地谨慎”。在学年末，比米斯被驱逐出校，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有种种不同?部分原因似乎是比米斯固执地致力于公共话语。事实上，比米斯已经写信给艾利，祝贺他的平反昭雪。然而，他又补充了一点遗憾。“你对接待解雇的工人代表或劝告罢工工人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否定，好像他们都是错的，我仅对此为你感到遗憾。”比米斯继续哀叹说艾利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几年后，他给艾利写信说道，“几年前，你在最通俗的刊物上写一些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希望你偶尔回到这样的写作实践中去。”
他们的学术前途充分地反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与公众的关系。正如沃尔特·P·梅茨格所写的那样，艾利“在其余生中在学界保持了充分的体面”。然而，比米斯却成了“一个学界的以实玛利(被社会唾弃的人)，并有党派观点强及对政府不满的名声，这是他以后再也无法洗清的污名。在堪萨斯州，除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和一些不合适的生活用品以外，他再也没能在学界任职”。
当然，有关艾利和比米斯的这几个段落并没有穷尽学术自由的历史及其教训。另一个事例，社会研究新校的成立，也启示了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关系。新校的创始人不仅强烈地维护学术自由，而且还抗议大学生活和思想观点的褊狭性。新校常常和来到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流亡学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它是由一战后美国的流亡学者建立的，这些流亡学者都是逃避现成大学的教授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成立了一个肃清颠覆性的和不忠诚的教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现了几个人：卜麦肯·卡特尔，几年来一直为师生掌管大学而申辩(“带来更广泛民主的学者的民主”43)，还有反对美国参战的亨利·华兹华斯和朗费罗·戴纳。他们俩都受到了指控。“他们的免职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一些人的辞职。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也辞了职。和其他人一起，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杜威，他们成立了社会研究新校，这是个只由师生掌管而不受好管闲事的行政管理者制约的机构。
对学术生活贫乏的普遍不满激活了新校的创始人。他们接受了凡勃伦的控告“美国的大学继续鼓励主要为了树立院校声誉的出版物，奖励平庸与奖励优秀一样平常，这样便对持异议的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从众”；他们拒绝遮蔽了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新专业主义的假设”。管理新集体的阿尔文·约翰逊把伦敦经济学院视为一个典范并想创造一个新的致力于“高级成人教育”的机构。厌倦了学院的常规和从众的罗宾逊也把成人教育视为新校的核心。对于比尔德来说，这些建议还不够。他希望和现有的大学完全断绝关系——甚至是它的气味：他建议新校建在“马房、车库或酿酒厂附近，在那里甚至是常规教育的嗅觉特征也将被有效地遮蔽掉”。
在 20世纪30年代，约翰逊在新校为欧洲流亡学者创建了流亡大学，这成了大学毕业生院。据路易斯·科塞尔说，尽管“被认可”，大学毕业生院“并不是美国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这是值得祝福的：它允许新校支持那些在其他地方无立足之地的学者们。近些年来，原先的气氛几乎看不见了；然而，通过支持院校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到一个教训。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五
到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学也不再惧怕敌对的政府和敌对的政治气候。相反，高等教育正日益兴旺并充满自信。人口统计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新的战后家庭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比前辈更庞大的人群。出生高峰期的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人数进入大学。几乎所有的统计都清楚地表明了绝对和相对的增长：不仅1960年上大学的青年要比1900年多数百万，而且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的青年的百分比也稳步上涨。1900年，大学全然是精英们的事，在18至22岁的人中大约有4％的人能上大学；而到60年代末，18至19岁的人中有50％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仅10年(1960-1970)之久，一些州(例如，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把教育经费增加了六七倍。大量的新校园，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还有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都是在60年代创办的。老的大学扩充并翻新了。一个评论员说，“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老的私立学院、破败的城市大学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学院计划并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图书馆及艺术活动中心……小韦尔斯学院……建了一个特大的图书馆……苏提·韦恩州立大学用大理石和水晶建造的一个会议中心来装点学校。”
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有了一个飞跃。“1900年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约25万。今天，仅纽约市立大学的人数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毕业生——那些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的人——从1939--1940年的大约十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多万人。“教职员，由1910年的3．6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五十万有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些教职员吸纳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作，还有更多别的什么：文化和政治的火焰正在校园里熊熊燃烧。
新左派和大学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回升，这有赖于时代和政治派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繁荣兴旺的大学仅仅是新的家园，他们高中毕业后就转到那里并打算一直呆下去。其他一些人指责大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或是逃避真正的政治运动的避风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像那些参与《左派研究》的知识分子，相信大学可能聚藏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文化。
据一些人的推理，教授和学生，或仅仅是教授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大学作为资本主义所在地取代或补充了工厂。“通过分派教师和学生为“新的”工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使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有人提出争辩，“在知识产业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的同时，新资本主义带来了大学师生的无产阶级化。”左派分子做着更美好的梦，梦想他们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
即使那些离开了大学，担当集体或劳工组织者的人也被那似乎充满生机的大学引诱回去，或者，他们更可能是作为被平息的骚乱分子回到大学。在校外生活了几年后，富有思想的新左派分子意识到对于一种思辨和写作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的机遇是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沿袭这样一条轨迹：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前任主席1968年声明，“我……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计划。”今天，托特·吉特林(1943-)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更广泛的“运动”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面对面地谈论大学。当活动家常常蔑视纸上谈兵时，左派知识分子却主要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这里有一个暗示了学院力量的嘲讽。不像老左派，新左派正面抨击大学。然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时已经不那么懊悔了。对此，莫里斯·艾泽曼在他对新左派的形成所做的细致的说明中进行了如下评论。
当豪上了市立学院以后，他已经带着决不在学界工作的“决心”这么做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任职”。新左派分子似是而非地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比豪要敌对得多的政治立场，然而，同时，他们对在同样的那些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并不感到那么矛盾，而是感到自在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飞快地从边缘的、受敌视的角色转变为安全地学院化的角色，尽管在校园里激进分子暂时占优势。
在他们1966年的著作《新激进分子》(是献给C·怀特·米尔斯的)中，索尔·兰道和保罗·雅格布斯转载了1959年的《左派研究》的开篇社论。他们指出，那些《研究》的编辑当时是激进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已经“认为在其他大学存在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且认为《研究》将成为新左派理论的喉舌。然而，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没有发展……”他们又补充说“激进分子应该离开大学的观点还没有得到以后将会得到的广泛的支持”。
由兰道和雅格布斯所作的这些陈述被时代歪曲了；对大量激进的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的1959年的《研究》的社论几乎说到了点子上。到1966年，激进分子可以并且应该留在大学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似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群体确实在许多学院出现了。在60年代中期，包括和《研究》有关系的一些教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作为激进的学术论坛。他们乐观地设想在这个国家的50名学者可能贡献出他们的论文，而且，或许几百名学者可能出席第一次大会。1000人参加了1965年的会议开幕式；到1967年，将近三千名新左派学者和随从人员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的米德尔顿举行的激动人心的自由讨论会。
尽管还有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在大学教师中，新左派还是充满自信地出现了。有多少人呢?《华尔街日报》是有关这类事的不可靠的来源，它推测有1.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在美国的学院任教。然而，这是不可能确定的。通过与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进行比较，可能会微微察觉其规模及其变化。1955年，关于在大学里的公共激进分子的讨论可能占了12页纸或少一点；在对C·怀特·米尔斯和保罗·巴兰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这种讨论开始泄气了。
今天，有关大学中激进分子的讨论可以写成七卷本的著作——事实上，已经有了。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伯泰尔(1935-)和教师兼编辑爱德华·维诺合编了三卷本的调查，《左派学术：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它逐门学科地温习了左翼教授的写作。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开始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生……这是一场温和的、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著作及演讲作战……”
每一篇论文里都提到了主要的人名和著作，并列举出附加的传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持异议的刊物，像《辨证人类学》，《反叛的社会学》，《新政治学》，《激进历史评论》，以及《对跖点》。奥尔曼和维诺的调查也不是穷尽一切的。不容置疑，激进分子已经在高等院校树立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左翼教授、著作、刊物是常见的；“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学家吸引了数千人。
对于保守分子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常常指控大学已经屈从于左派分子了。保守分子的刊物，如《评论》、《美国学者》或《现代》，几乎每个月都要发表一些文章，哀叹左派大学教师已经俘虏了大学。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开头写道：“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在学界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那些采用“启发式教学法”的左派教授的“入侵和征服”。
保守分子在白日里对大学的审视中也做着这个噩梦。大批的学界左派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官僚化和雇佣，这一平常的现实已经形成。留在校园里的新左派努力地工作，表现得很好。通常他们一步不拉地上了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是失业：免职或终止合同。在一个密集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学术生命的终结。学术兴盛的年代之长久足以吸引大批的准教授们进人大学；他们足以明了地保证所有的人都看到“没有空位”的标志。专业化在失业的威胁下进一步发展。眼前和遥远的过去的教训，从麦卡锡主义到投向第一个局外人的第一块石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融合进来；利用得到的时间建立学术上的资质；藏身于主流之中。
恐吓、威逼教授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很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被逼出校门的教师的事例，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称职的专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这些作为新闻来报道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来自精英和常春藤联合会学派；仅靠宣传，它们就常常“愉快地”被解体了。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1949-)几年前出版了《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献给《纽约时报》所称的“特别值得赞扬的人”。1984年，斯塔尔成了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哈佛大学的前途似乎是安稳的——直到1985年他被解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解除教职，是被免职，这是为什么?
斯塔尔似乎是为一个更大的公众群写作的，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前)系主任暗示说斯塔尔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在专业社会学以外误人了歧途。“假如我想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斯塔尔说，“那么我应该离开哈佛并做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纽约时报》指出斯塔尔“独立工作，对公共问题感兴趣……他很少为专业社会学家的听众写作……‘主流’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其话语是学理的，并且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斯塔尔没有被拉进这帮伪君子中。由于他的知名度和成就，他很快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碰巧，普林斯顿最近辞掉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大卫·亚伯拉罕(1946--)，据他的污蔑者说，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懒散而草率；而据他的支持者说，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例在报纸和杂志上引发了无止境的文章，那么，它也不是典型的。“然而，据新闻界的及时报道，在斯塔尔和在常春藤联合会学派的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还在继续发生，并且在其他地方不再被报道了。要找到几个没能引起任何注意的事例，只要越过从哈佛大学到波士顿大学的查尔斯河。
亨利·吉罗克斯(1943-)是一个青年教育学教授，他向来比较刻薄，并持不同意见。他广泛地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有一本被巴西的教育家保罗·费赖尔作了介绍。几个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在大学任教。然而，最终要由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拍板定论。他是一个对民权没有什么贡献的保守分子。他说，“把亨利·吉罗克斯赶出波士顿大学将是一件乐事，”他派一个新保守分子奈森·格莱泽做特别委员去对所有其他委员和推荐进行审查。格莱泽写文章对吉罗克斯进行了蛮横的政治攻击，认为他属于一个政治“宗派”，在高等院校不会有立足之地。尽管西尔伯在特别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中以二比一胜了格莱泽，他还是接受了格莱泽的建议，免了吉罗克斯的职位。
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报道这件事——而且波士顿大学还是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涉嫌政治而被免职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可能制造新闻；在波士顿大学的一些类似的事情可能引发一些短时间的议论。但是，当一个青年教授由于政治原因被从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韦瑟福德的西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解雇出去，或者甚至是从日常新闻地带之外的著名的大学，像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雇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当地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概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有关大学教师生活的事例：保罗·皮可恩(1940-)翻译、编辑并且写一些有关欧洲社会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仅在他主编的杂志《泰勒斯》上大量发表文章，还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他那些常常被选编的随笔、短论是用六种语言写的。他是一个真正勤奋而又精力充沛的学者和编辑；他写过一部有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获奖的著作，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在一大帮学者的热情支持下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谋一教职，这些学者包括丹尼尔·贝尔(“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皮可恩先生获得更高一级的职位并保有教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方面[他]已经最先努力拓展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向度”)，赫伯特·马尔库斯(“……皮可恩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我高度敬重保罗·皮可恩的著作及其鼓舞人心的影响”)。
皮可恩所在的系科评价了这些学者们的举荐，并一致表决授予皮可恩教职，表示“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员……他的出版物……在很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的……华盛顿大学能有这样一个高智能的、杰出的人物真是荣幸之至”。
华盛顿大学却坚决表示有这样一个人是大学的不幸。他们拒绝授予皮可恩职位；拒绝他为自己的呼吁，甚至拒绝他恳求为自己呼吁。面对学者们对他的举荐，行政部门认为皮可恩已经游离主流太远；一个系主任在审查了他的材料之后声称，他的贡献“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仿佛主流是惟一的潮流。也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漂游在主流之中，否则就滚蛋。皮可恩再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稳定的岗位。当然，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能引起片刻的关注。”
社区大学的情况更糟。在那里，学术自由的传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所有高等教育中，能够引起注意的事例都必然是包含委员会和行政部门会面并写出推荐信的那些职位。然而，不断增加的大学教师(也许占了全国教职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长久的职位；他们常常兼职教书，或者和大学签订仅仅一年(可以续签，或不可以续签)的合同。让这些人离开学校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报告或介绍信；他们被免了职，除非重新被聘用。这样，他们在专业化的压力面前就变得特别脆弱；离失业只有半步之遥，他们正申请失业救济金(他们经常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社会学家以及更冷静的保守派承认左翼教授首先是教授。一个社会学家说，大学的迅速膨胀意味着许多年轻的教授都是来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是一种本可能导致危机和时代冲突的形势。然而，没必要烦恼；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由现成学院大力支持的有关大学教师的常规政策已经重新肯定了政策本身。”
这是一些保守分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保守分子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大学里的激进派》一书承认，自从激进派1968年占领了现代语言学会(MLA)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回想起来，激进派在1968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已经证明是暂时的。今天的现代语言学会和1968年以前的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混进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的保守分子感到一种让他愉快的惊讶：激进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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