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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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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已为时晚矣——这代知识分子已老朽得无法出场了。
这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应。作家和编辑退却了，他们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难道不如过去的作家那么有才华和魄力吗?被激怒的教授们列举出了在他们的领域引起轰动的知识分子少壮派。左派人士退却了，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谈论着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年轻激进分子，难道不如过去的激进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队伍更壮大吗?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献给纽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激发了一些愤怒反响：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日益兴盛；没必要为曼哈顿知识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并退居二线。这没什么不好。
这是黑暗中的啸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活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然而，比起这个有趣的发现，还有更多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共文化的活力才是问题所在。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论题，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有关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激进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消亡已经谈得很多了。当然，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激进主义的衰弱是和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应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白宫用膳；他们受到公众的青睐、承认，并受到了政府的支持，
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人满意——此书旨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比新保守主义分子更激进，他们常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忽视；他们和时代不合拍。也许。但这么说可能又让人费解。和50年代相比，左派已经很活跃。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在各地授课；激进分子发表无穷无尽的言论；更广大的左派几乎不怕麦卡锡主义的压制。然而，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为什么?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生活。
一代知识分子是“看不见”了，下这么一个结论是困难重重的。人们似乎接受了“媒体”——报纸、书评、电视问答节目——的评判并信以为真；这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混淆电视曝光和知识分子真正的影响力的风险。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比起市场来讲，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我的观察判断很容易变为一种陈词滥调，也就是说，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研究沦为经济学。包含书籍、文章、杂志、讲座、公共讨论，或许还有大学授课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显然从属于市场和政治势力，但不能缩减为仅是市场和政治势力。网络电视或全国新闻周刊对文化生活的冲击也不能低估；然而，这些还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结束，大学的膨胀：这一切也都给文化增添了活力。它们理所当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题。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如果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太高不可攀，那么就拿最后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也还是拥有公众；而后继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不会拥有公众了。公众在最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抢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并为他的演讲喝彩，或是站上几个小时听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公众越来越喜欢电视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范围便缩小了。爱读书的公众也许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缺席了，那么，那些消逝的听众有可能会说明为何如此。
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实。读严肃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公众已经不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到丹尼尔·贝尔，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还能诱发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说明还有公众在。公众人数可能正在减少，但年轻的知识分子确实都消逝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是公众的消失。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的确，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往常常为小刊物写作；但这些刊物，只要还有希望，都面向一个庞大的社群。“我们把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1917年，充满活力的文化月刊《七种艺术》的编辑在辞别社论上这么说，“艺术是经验和想象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根源。”④投稿人都把自己视为男女文人，看重并追求一种简约的文体。他们为各地的知识分子及支持者写作；这些刊物规模虽然不大，毕竟是面向世界的。通过这些刊物，作家便可能得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群，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一些小杂志上训练过以后，马克斯·伊斯门或德怀特·麦克唐纳或欧文·豪得以轻而易举地转向较大的刊物和公众。
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类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冲击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环境。他们继续在文化界露面，因为他们掌握着公共话语。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考察颇有讽刺意味：从公共生活中退离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成年人——那会儿正是持续了近15年的动荡时期。这些群众运动的老手们过去经常把大学作为他们攻击的靶子，谴责他们的老师，并嘲笑过去的思想家，今天他们怎么会变得比老前辈更平静，干上大学教师这最严肃的职业呢?我不给出惟一的或简单的回答，然而，这个讥讽暗示着大规模的文化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一种在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此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没离开过校园；还有人发现，除了学校就找不到别的去处。他们成了激进的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但算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是如何推断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缺席呢?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觉那里的确是一片空白。举出一组重要的、年轻的美国批评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这也许靠不住；他们的名字都不响亮。然而，要说出“青年”知识分子的名字并不总是困难的。一度作家们、批评家们习惯于抱着成见探索新的一代人；他们可以提出新一代人的很多名字，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尽管对他们的德性却说法不一。今天，即使是一份最简洁的名单中也会出现许多空白：重要的年轻的批评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
可是回到5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活跃的批评家，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莱福、C·怀特·米尔斯、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昂内尔，特里林、大卫·里斯曼、欧文·豪、小亚瑟·施莱辛格、埃德蒙·威尔逊、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锡德尼·胡克，还有其他无数的人。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朽著作：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的社会》、贝蒂·弗雷登的《女性的奥秘》、保罗·古德曼的《成长的荒诞》、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威廉姆·H·怀特的《组织人》、以及麦克尔·哈林顿的《别样美国》。
我简单列举这些著作及其作者，是想说明两个震撼人心的事实：占领着当今的文化巅峰的还是这些著作和这些作者，很少有别的著作或作者进入这个巅峰。今天，25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继续倾听早在50年代就受到关注的那些知识分子诺曼·梅勒、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或高尔·维达尔给我们阐述的理论和思想。
当孤独的年轻知识分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向老一代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挑战，甚至没有人能对老辈作者的思想有所补充。他们通常露个面就销声匿迹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岗位上掌三十几年大权——从50年代到肋年代——是令人惊讶的；在一个以青年人及自身的生机勃勃为荣的社会里，这同样是令人震惊的。当日趋老化的美国工业设备引起大量的话题时，知识阶层的老化却没被注意。人们不禁要问：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
十多年前，一个研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对年轻的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缺席发表了评论。查尔斯·卡杜辛发表了他对美国思想家所做的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他想归纳出——指出并描述——美国“知识精英”的特性。为此，他采访了110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人所知，因为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期刊上，诸如《纽约书评》、《评论》、《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纽约人》和《纽约时报书评》等。‘
卡杜辛在研究中收集到了很多有趣的和不那么有趣的资料，包括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名单。1970年的10名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以及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除了桑塔格(1970年她37岁)，其他人谁也不年轻。即使知识分子的名单扩充到“前”70名，其中还是没有青年人，这使卡杜辛深感烦恼。应该说，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错。
“[名单上]没有青年知识分子，这个事实不是一个‘错误’，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构，”卡杜辛总结道。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出现在文化生活中，哪怕是某个时期。更有甚者，老朽的“精英”今天并没有退位，他们自20年前以来一直占据着显赫位置。“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卡杜辛说，“基本上还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
卡杜辛要求那代“精英”能承认刚刚出道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做不到。卡杜辛认为这未必会意味着永久的空缺，他猜测：“后来者尚未使自己成名。”他又充满信心地认为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可是15年以后看来，他的这一信念没有充分的依据；后来者仍然没能使自己出名。今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单看上去很像卡杜辛的名单(除了已故的)——这份名单15年前就发黄了。
自从卡杜辛的研究开始，其他非正式的对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也已出现了。尽管它们没有为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感到痛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缺席。比如，丹尼尔·贝尔成了几代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最近，“第二代知识分子”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喜，也没有新的名字(诺曼·波德霍雷茨、斯蒂文·马尔库斯、罗伯特·布鲁斯坦、米奇·得克特、杰森·爱泼斯坦、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西奥多·索拉塔罗夫)。当今一些反映重要见解的文学选集也反映出同样的文人老化；《党人评论》(1984)，创刊50周年纪念的特刊——近400页——中，我们看不到年轻人的面孔。甚至为展示青年人的才华做出更大的努力，也是为时不久的事情。《乡绅》杂志定期刊登激烈而有益的年度讨论，内容是有关“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正在使美国发生变化的40岁以下的女士和先生”，他们普遍撒网，刊物上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肖像。如果把计算机能手、建筑师和艺术总监放在一边，《乡绅》1984年和1985年都没有刊登显赫于他们专业以外的任何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
当然，对这些原始资料都应给予具体分析。比如，卡杜辛的研究受到五个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项让他煞费苦心的经验的和“科学的”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循环论证的：要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说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那么如何选出第一批呢?在“有影响的”杂志的2万篇论文中努力搜寻，我们便能认出最频繁投稿的人。缺陷在这里：要被采访的群体已经被有影响的杂志抢先选中了。而且，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又还能指出谁是有影响的呢?大概只能是他们自己吧。
我浏览期刊并随意地向熟人提问题，也肯定了一代人的缺失。《纽约书评》或许被我当作一级刊物推出，它表明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反映美国的过去的重要期刊——《拨号盘》、《大众》、《党人评论》——与成年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从约翰·里德到马克斯·伊斯门和菲利普·莱福。然而，将近25年以后，要想说出一个和《纽约评论》有关联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很困难。当然，出类拔萃的作家也确实在刊物中出现，从玛丽·麦卡锡到拉什·克里斯托弗再到高尔·维达尔，但是他们都不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成了名的。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我非正式的研究结果。几年来，我已经请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及作家说出有广泛意义和重要性而不是什么专家的新的美国知识分子。以其读不懂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而受称赞的X教授不发表看法，以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电脑化而受称赞的Y教授也不发表看法。我的标准和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对知识分子的调查中运用的标准大体一致：“政论学家、非商业性杂志的编辑、小册子的撰写者、一般论题的作家。”
我没有得到什么让人信服的回应，而且，常常是毫无回应。以自己的智慧和悟性而骄傲的朋友们通常迅速地回答：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不，我再强调一遍，我正在寻找在美国(或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听到：伯克·肯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诺曼·O·布朗、锡德尼·胡克。不，不是，我又重申，是新的、年轻的、有普遍重要性的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噢，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在最后的10—15年中的?……是，当然……有……呵……你是说，10—15年，不是25年吗?……呵……是……对……没……有……没有……”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朋友们都若有所思地走了，为那个既让人震惊又没被人注意到的缺席而困惑不已。
这是令人惊讶又不被人注意的；而且这绝非小事一桩。社会越来越依赖于那些带着30年前文化和政治斗争烙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美国文化的未来不是“绿色的”而是“灰色的”。
考察难以捉摸的文化生活，我很难提供一种准确无误的结论来拒绝所有可能的其他答案。我关于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有可能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挑战，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活跃在新闻报刊上。我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新的”和不怎么新的报刊(个人新闻报导、丑闻报导、僵硬呆板的评论)证明——或曾经证明——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一代是存在的。而且，不说其他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仅报刊记者就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把所有的生活都仅仅局限于出版——截稿日期、篇幅、稿费这些烦琐的日常工作上，最终肯定是冲淡而不是加强了智力劳作的意义。我在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中简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的论点也可能受到这样一种回应的攻击，即年轻的知识分子出现在电影和电视上；或者认为在老一代编辑和出版发行人操纵的公共舞台之外，新作家不但存在而且正茁壮成长。然而，新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主流影片或收视率很高的电视片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不管这些编辑们是多么专横或目光短浅，他们是否能把握时代的方向也是让人怀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文化的发展、时常也使文化降温的经济风向。在数以千计的描述20世纪美国变革的统计中，有两项或许能大致解释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第一，受聘于大公司的人数不断增长，取代了独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艺者；第二，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大爆炸”。这些潮流使知识分子从独立性转向了依赖性，并放弃了自由撰稿人，转向在学院里作付酬的教学工作。在1920-1970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大学老师却增加了10倍，从1920年的5万人发展到1970年的50万人。
新创建和扩充规模的学院，如果我们不说是强迫的话，只是容许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以安稳的带薪和有津贴的教学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写作必不可少的压力，还有暑假可以写点东西，混混日子。当丹尼尔·贝尔在1958年为了过大学生活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他告诉鲁西他有四个正当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这四个月的假期中，他可以写点东西，休息休息。诗人戴尔默·施瓦茨对他的一个同事抱怨道：“除了教学，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烦恼就是一个人花那么多的时间为挣钱而煞费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从城市进入校园，从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他们放弃了晚上迟迟不睡觉、和朋友聊天、梦想着他们自己的计划的快乐，这些似乎都不足挂齿；当然，他们也抛弃了为吃饭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愿望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的烦恼。圈内的人很少把自由写作的生活浪漫化。埃德蒙·威尔逊说到他的朋友、音乐评论家保罗·罗森费尔德时这样写道：“他决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人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
然而，大学教师生活所获得的有利因素，诸如薪水、安稳、暑假等，似乎还没有不利因素多：有时早晨8点钟就得去开讲座，委员会辛苦而单调的工作，有时新居远离老朋友等。然而，这些得失权衡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损失，它们尽管不怎么引人注意，却最终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像大学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既不再依赖于发表一些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小杂志，也不再依赖于像《纽约人》或《财富》这样规模较大的期刊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途径。专业刊物和专集维持着他们的生计。现在，他们的文章由学术编辑、“评审人”以及同行来评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党人评论》的编辑来审阅。他们的学术天地小得多了，这还是刚刚开始。稿件没有被《经济史杂志》采用并不会造成生活拮据。工资还是能拿到的，因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学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堕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美国大学的无情而猛烈的批评最早出现于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伦有意用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于这种情况出现的范围和程度。当大学教师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一个扇面，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也就产生了一种不小的影响。当他们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个活动范围时，他们的规则便成了法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并未鼓励一种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凡勃伦谴责的“全面堕落”尚未完全反映现实，即战后年代里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要求。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知其然和多产是最关键的，而政治上胆怯倒没什么。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这对于维持这个大学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得关注着一大堆东西——他们的发现、论点、事实和结论。
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土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欣欣向荣的大学吸纳了知识分子，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进人大学的，也不是突然间就唾弃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加速进入大学被认为打破了代际的节奏时，有关“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开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人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对于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学院都很小，而且拒激进分子、犹太人和妇女于门外。做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在学院教书。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回顾特别排除了教授。学院这条路因为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也就谈不上被断然拒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搬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并在那里著书立说。
认识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几代人，便可以对于这些粗浅的分类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纪之交出生的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代表着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他们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从容地为公众写作。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是公众崇拜的偶像、批评家和不屈从任何人的辩论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尔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尔·贝尔(1919-)、欧文·豪(1920-)——可以被称作承前启后的一代。当大学还处在边缘的时候，他们已成长起来为小型杂志写文章了；这种体验赋予他们一种文风——优雅的、易接受的论文，面向更广大的知识界。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常常接受大学的教职，当非学术界人士的习性衰微时，他们作为大学教师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过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过时了。
学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击了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所成长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并不存在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上一代知识分子很少留意大学里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另一种情况：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留意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每一种情况下，“留意”意味着对真正的选择做出评定；它折射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不仅是变化了的个人意愿。
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平庸之中有变化，同时还鼓励知识分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彻底革新。1940年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在大学的环境里成长；大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计划到完成——这通常会遭到局外人的嘲笑——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17)即使他们希望——而通常他们是不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经历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更早的美国知识分子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1900年的那一代很少有人写过那种论文；而且，当这极少数的人写那种论文的时候，大学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微不足道，也不能让他们把眼光紧紧地盯着论文，而是把目光投向大学以外的更大的公众群。特里林在回忆他的博士论文时提到这一点：“我决心涉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气质……这一决心就是要发现自己的受众，但这种受众不在学者中，而在一般公众中。”(18)
在沿着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前行方面，特里林完全是个例外。“过渡”的这一代人中也没有人获博士学位。他们在50年代进入大学(在后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成为没有博土学位点的“重点”大学里有终生教职的教授；或者根据以后几乎不再被沿用的条款，他们被授予更高的学位。丹尼尔·贝尔回想起当他就要被获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时，遇到了一个让人棘手的问题。他们问他：“‘你有博士学位吗?’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怎么会没有呢?’我说，‘我从来不会屈从于一篇论文。’”最后他们根据他以前的工作，那本他写成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授予他一个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
这种非正式性反映了过去的一个时代。现在像欧文·豪或艾尔弗雷德·卡津那样没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要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就不可能了，或者像丹尼尔·贝尔、奈森·格莱泽那样因过去的工作和成果而被授予学位的人也没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可能带着为几种刊载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杂志写的一堆论文出现在论文“答辩”中。而他们的前辈无需获得必要的学分或上讨论课——也不用付正常的费用。很显然，后来的这些学术障碍或新规定比什么麻烦都烦人；多年来，它们的实行限制了年轻的生命并最终限制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和个性。
当然，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可能。那时开放的文化空间不存在了，他们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正在萎缩的文化空间——不管是否被承认——把年轻的知识分子成群地赶进了大学。如果大学教师的薪水和安稳只是诱饵的话，那么，传统知识分子生活的衰落对他们来说才是可怕的打击。
靠写书评、写文章维持生计已不再是什么困难不困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可能了。有影响的杂志和报纸的数量不断地在下降(仅存的几种杂志和报纸的稿酬也没怎么上涨)，无路可走，于是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如果说西部的疆土边界线19世纪90年代就封闭了，那么文化的边界线到20世纪50年代才封闭。这10年以后，知识分子不得不进入也已确立的学院体制或重新接受培训。
正在萎缩的空间不仅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生活范围的丧失，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全都更新为杂货店和住宅。20世纪初以来最主要的城市波西米亚群落——格林威治村，以保证人生自由、艺术、性和自由思想为承诺，吸引了美国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付廉价的租金就能得到。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约翰·里德、弗洛埃德·德尔、马克斯·伊斯门就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中，并赞誉这种生活。当然，有时他们也对这种生活感到不满。
格林威治村尽管经常被描写得死气沉沉，但在40和50年代期间的确是充满生机的。“我是在1949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抵达的，”麦克尔·哈林顿写到，“放下我的行李便去找格林威治村。”他找到了，那里的人都来自一个大家族，“自愿脱离中产阶级。”对哈林顿来说，当50年代“垮掉的一代”把火炬传给60年代反文化的一代时，格林威治村就结束了。那是60年代初的某一个晚上，一个“腼腆的、名叫鲍勃·狄伦的小孩，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出现在一队骑兵中[聚集在他们常去的小酒店]并模仿着伍迪·格思里的样子。”
格林威治村的消亡，当然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它的消亡无疑使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活黯然失色。整个50年代，这地方成了逃离传统职业的人们的避难所；即使作为一个神话，它也使一种独立的生活初见端倪。当然，一些伪善者、骗子和爱捣乱的人也涌入格林威治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情况一点也不错，况且，这或许正说明了这个地方的某种魅力：他们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没有格林威治村，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除了大学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也不能向其他选择进行挑战。
即使H·L·门肯对波西米亚群落没有特别的好感(“这个村落只能制造毫无意义的噪音”)，也得承认“这里的景观给了我愉悦”，因为它展现了“年轻人对教授们教学上的专横的自然而然的反叛”。在“对预科课上的一团迷雾嗤之以鼻后”，我们发现一个从乡下来的、穿着灯心绒裤和丝绒夹克的年轻的准诗人，在麦克道戈尔街地窟里愤怒地用拳头敲击一张松木桌……他的话里充满了对诗集、未来主义、幽灵、旋涡画派(未来派的一种)以及表现主义的精神错乱式的尖刻批判。这是一个奇迹吗?——他问道。
不再是奇迹了。绅士化使格林威治村的廉价租金取消了，把边缘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挤了出去。本来属于波西米亚式生活中心地带的地皮，在真正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的时候就割让给了他们。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把纽约变成了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城市，一个再也不能维持不富也不穷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生活的城市。
在其他各地，城市波西米亚式文化人也屈从于同样的经济压力。格林威治村是主要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聚集地，但不是惟一的中心。旧金山的北海滩、洛杉矶的威尼斯也同样吸引着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他城市也自诩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临时的、小而整洁的波西米亚驿站。这些做法当然很容易受到诽谤。然而，不管你对社会有这样或那样看法都不应忘却，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甚至在一切个体的生活中——众人拾材火焰高，几个朋友在一起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朋友可以相聚在圣·路易斯的咖啡屋里，也可以相聚在西雅图的书店里。波西米亚群落就可以这么小，同样也会生气勃勃。
然而，即使这与世隔绝的书店或咖啡屋在近几十年中也相继关闭了，变成了健身中心和酒吧，重新开始营业。滋养着波西米亚文化人的廉价而又使人心旷神怡的城市空间已不复存在了。城市生活环境的暗淡无光使文化空间也完全黯然失色。杰罗尔德·西格尔在他对波西米亚的研究中写道，“曾经被放浪不羁知识分子占据的自由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现在已经变得日益狭小，甚至越来越难以发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被严格细分为郊区购物中心、繁华的市中心以及荒凉的贫民区这样的社会中成长。无论是在文化上或是物质上，地理环境都没有为在城市或郊区的校园以外寻求类生活的知识分子提供避难所。
所谓的文化生活，乃是由知识分子的如下活动构成的，他们不只是写作或思考或画画，而且还生活、工作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却很容易被忘却；埃德蒙·威尔逊或乔弗雷·哈特曼，后者是耶鲁大学的英语教授，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他们俩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生活。我提及这点是因为我的论述将由于他们的小传而变得耐人寻味；至少我将提供出生日期，有时还提供当前的活动。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要把这本书搞乱，而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代一代人发展过程的轨迹。它关系到那些为《纽约人》或《中西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撰稿的人，不论他们是出生于1910年还是1940年。
然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观念是不一样的。生平经历不能取代思想。为了这项研究，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出生，他们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又正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人生的全部不可能只简化为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精神也许更为重要。
保险业的官员也许能写出好诗；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写出革命文告。然而，通常他们都不会这么做。最好是记住这种事而不要为之烦恼。保险业官员常常作一些记录和摘要，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常常写专题论文和奖学金申请。精神也是一个问题，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训戒。人们固然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人，但也不完全如此。
有几点需要加以注意：对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不针对个体，但也不回避个体。评论必须锁定在对具体人所作的判断上。然而，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钱和政治所歪曲，随意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也许，正在衰老的一代人把握着公众的注意力，而没有被公众注意到的则是正在繁荣兴旺的青年人文化。这些情况谁又能说得清呢?
是的，没人能说得清。然而，和公共生活毫无关联的隐秘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判断比想象更多，就必须依赖一些事实，从手头掌握的材料，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著作着手。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选择哪些著作呢?公正的调查必须仔细分析所有材料，同时应该看到它们都是带有偏见的；即使最审慎的文化上的结论也不仅是对个别艺术家和作家的评定，而且还是对事先选定的群体的评定。当然，从狭义上说，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这群人和那些没有能给公众留下任何印象的人相比是成功的。就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最离经叛道的几代人也是从众者；他们认可了某种文化上的规训。
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一个批评家可能向苏珊·桑塔格或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有影响的观点发起挑战，但是，向全部的作家候选人发起挑战并同时提出另一份不知名的候选人名单就不可能了。这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人想象到一个平和的历史进程优胜劣汰，选推出了天才而埋没了平庸者，这些人相信有形的文化包括了值得一看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我既不想把看不见的或默默无闻的天才浪漫化——这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一贯爱好——我更不想夸大那些受到赞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更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运气和朋友，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内在才能。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至少自从《拨号盘》于1918年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开始，曼哈顿及其知识分子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不仅主要的出版社，还有主要的知识分子刊物都云集在纽约：《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纽约人》、《国家》、《纽约书评》及《哈泼斯》。
这是令人遗憾的。西海岸的作家和诗人长期为没能受到纽约出版社和评论家的注意而牢骚满腹。得出以下结论是合理的，即纽约是因为强权和腐败而称霸一方的。也许，西海岸至今仍没能创办和纽约抗衡的知识分子刊物倒是个严峻的问题。从人口密度、平均收入以及图书销售来看，洛杉矶这个大都市足以和纽约抗衡，或许还超过纽约，但这些数据却不能变成文化杂志的数量。《洛杉矶时报》虽然不能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倒还有点名气，而《星期日书评》杂志就算不上什么了。
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可能基于一种让人眩目的视觉幻象。虽然文化活动涌人诸多城市和大学，这个日益衰退的文化之都仍然显得富丽堂皇。尽管年复一年纽约在缩小，但由于没有一个与之匹敌的中心，它投下的长长的影子仍然把别处都覆盖了。从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或俄勒冈的波特兰来看，纽约像是一座文化的高峰。
我在论述过程中也被同样的幻觉缠绕着。即使当我涉及到一些个人和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期的期刊时，我也不想夸大认为他们有显著优越性的幻觉；即使当我在论证一代知识分子的消逝时，我也不想把前几代人奉为圣人——对于以往那些没有写出什么经典之作而让人失望的纽约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更明确地说，如果说那些来自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雄踞于文化风景之上直到80年代，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而是因为文化的风景已变得太平板化了。
当然，50年代的一些著作——德怀特·麦克唐纳、C·怀特·米尔斯、路易斯·芒福德的著作——是一流的；而且名单还可以扩大——但人数不会太多。美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文学的、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批判很少令人震惊。在莱昂内尔·特里林身上可略见一斑，他通常表现为美国(和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文风是世界性的、有思想的和优雅的。
莱昂内尔·特里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优势恰恰是他明显的局限。使莱昂内尔·特里林出类拔萃的是他文章的韵律和审慎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他的才气、独创性或思想的力量。他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至多不超出英美文学；他的社会理论是肤浅的；他的哲学是薄弱的。他那些为仰慕的听众作演讲的文章不堪卒读。在《自由想象》的首篇文章中，特里林对V．L．帕林顿的说法正好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简单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热情而著称”。甚至同情特里林的一些研究也暗示，他的文章是含糊不清，或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就其单一但却完全是批评性的特质来说，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接班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不论是莱昂内尔·特里林、保罗·古德曼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还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小威廉·P，巴克利，都因为他们掌握了公众话语而隐约出现在广大公众之中。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论家：他们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接下来的一代人却放弃了这种语汇，因而也没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确实， 60年代的活动家赢得了公众的注意。而和60年代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去从事其他事业；还有一些人消逝在大学里。今天要说出哪怕几个60年代成年的、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决非易事；甚至那个时期的作品——《反文化的形成》、《美国的绿化》、《追求孤独》——都缺乏早先社会批评的力度。当然，这一事实重申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一些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露面了然后又退出了。所以说，一代知识分子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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