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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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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说明波西米亚精神的发展及其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常常会引出一些恼人的问题：如何界定波西米亚精神?它的兴衰是什么造成的?它又是何时并如何对知识分子及艺术家的活动产生影响的?以其关于官僚化的“铁的法则”而闻名的罗伯特·米歇尔斯曾提出“波西米亚的社会学”这一说法。米歇尔斯相信对于青年人来说，波西米亚过去常常是以贫困、自由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为特征的一个场所。作为一个通道，它可能通向——这里米歇尔斯沿用了亨·默格的经典描述——艺术学院，也可能通向医院和停尸房。
除了短暂停留在这里的青年人和学生，还有或多或少的永久居民及“多余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组成了波西米亚群落。对于米歇尔斯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在那个生产相对过剩的社会里“确实”成了多余人，这是“知识生产没有得到控制”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多余人。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经过努力，在现有企业中找到了能赚钱的工作。“出于责任感或对失业的担忧”，他们忠诚地拥护教会、望族和君主。然而，多余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二类，变成了无业游民、局外人、不满者，他们聚集在波西米亚，梦想着未来和回忆着过去。
米歇尔斯反映的情况仅供参考，而不是结论性的。他强调了在大多数有关波西米亚的讨论中被忽视的事实。’这些事实毫不掩饰地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波西米亚群落进行了界定：他们控制着人的去向，并塑造了一个环境。如果说人类物质匮乏，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有可能枯竭；如果说栖息地环境太恶劣，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是不可能扎根的。任何有关波西米亚的论说都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居民(他们的祖籍、职业以及失业)和城市环境。
波西米亚群落是远离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乡村波西米亚群落，他们为了短暂的兴旺或仅仅为了有个避暑别墅离开市中心。然而，使波西米亚赖以生存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而是这个城市的氛围或特质。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以及优雅的环境，这些不牢靠的城市居住条件滋养了波西米亚群落。经济萧条、繁荣、城市的复兴、高速公路、贫民窟或郊区都会轻易地损害这些居住条件。当这些娇弱的环境被破坏或被改造了以后，“多余的”知识分子不是失踪了而是离散了，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地。100个艺术家、诗人和作家携家带口和朋友们一起分散在城市的10个街区是一回事；而分散在10个州或10个大学城，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其中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对怀疑论者来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和机构的依赖有点虚伪的味道：自称是局外人却无一例外地得益于局内。他们要求街道、咖啡屋和代表城市文明的酒吧逃避城市文明的重负：工作和常规。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波尔格曾经对“中心咖啡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称之为“避难所”。这是收容那些不能顺应生活的人，那些抛弃“家庭、职业或同伴”，或被他们抛弃的人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将混乱的人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由德国来避难的一个学者阿尔伯特·索罗门对此表示赞同，并把波西米亚咖啡屋称为“无家可归的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的沙龙，低收入的作家的客厅”。
然而，波西米亚的虚伪不是单纯的不诚实，它暗示着一种公然的冲突。劳动力和财富的社会是武装起来向这个社会时常承诺的闲散和乌托邦发起进攻的。思想和梦想都需要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知识分子不停地逗留于咖啡屋和酒吧，乃是以努力摆脱金钱和苦力的束缚来影响坚如磐石的公民的，哪怕这种努力只是做个样子。维护现存秩序的人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把批评家和反叛分子污蔑为纯粹的“咖啡屋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罪恶的清单中，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至少要占两条，那就是他们思考得太多，做得却太少。被加冕的贵族对他们也表示同样的蔑视。当那位迫使奥地利加入一次大战的伯爵被警告说，战争有可能点燃一次俄国革命时，他反驳道，“谁来发动那场革命呢?托洛茨基还在中心咖啡屋呢。”(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已有好几年了，经常光顾那间咖啡屋。)
一些良民对咖啡屋的常客表示蔑视，当然，他们也受到这些常客的蔑视。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总是把自己和传统的社会疏离开来，从“庸人”和“有产者”到“耿直的人”和“率真的人”，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词汇折射出他们和社会的距离。这套术语包括像来自一战前圣彼得堡波西米亚意味的“迷路狗咖啡屋”的“药学家”这类怪癖的词语。一个“迷路狗咖啡屋”的常客回忆道：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将人划分为不平等的两类：艺术的代表和‘药剂师’，后一类人是指艺术代表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词一旦失去了它们的锋芒，就像到了60年代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波西米亚精神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了。
城市咖啡屋和街道为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避难所，这一事实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但这种环境是如何，或是否使他们的作品和生活附有色彩却很难说清。沃尔特·本雅明认真思考了19世纪的巴黎——它的街道和拱廊——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类型之间的关系，比如作家，他们到处游荡，下午便安顿于咖啡屋为报纸、杂志写一些文化方面的补白文章：“在大马路上，他随时准备着记下一起事件，下一则妙语和下一个谣传。在那里，他将他与同仁及城市居民的关系的实质直陈无疑。”本雅明将文艺栏目的通俗性和许多欧洲日报宣传知识分子对文化和生活看法的这一特点都归因于这种生活。
在他的回忆录中，本雅明回忆了他青年时代的咖啡屋。他回想起在柏林的西区咖啡屋，那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大本营，“一个晚上，我记得自己在烟雾缭绕中坐在一张围着中央圆柱的沙发上等待着，”尽管他坐在那里，他“并没有那种期待的热情，没有了这种热情，一个人就无法充分欣赏咖啡屋的魅力”。
对于中欧咖啡屋里的生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很容易发展开去——表明了与现在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在咖啡屋前聚集起来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并在小商品店和高速公路上游荡。露天停车场、高坡、快车道，现在还有购物中心都重新塑造了城市，同样，也改变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亨利·帕切尔，一个逃避纳粹的难民，曾经也是柏林咖啡屋的常客，当他在美国的学院教书时，他哀叹道：“没有咖啡屋了——而学院里的自助餐厅根本不是一个有助于聊天的地方。”
冷静的人可能反驳道：纳粹主义也不存在了。我们不必为在今天的北美已衰退的旧世界机构深表惋惜，同时，我们不能使时代精神的罪孽与荣耀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负。然而，厚着脸皮把这司空见惯的事当作无关紧要的却不是高明之举。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渗透在他们的写作中。这不奇怪。如果电话取代了书信，咖啡屋让位于会议，思考本身——它的密度和参数——可能和这些变化相对应。波西米亚精神的衰落可能不仅仅是造成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听众的衰微，还导致了城市思想的衰落。和过去的看法不同，咖啡屋文化创造了格言警句和散文；学院校园产生了专题论著和演讲——还有奖学金申请。
二
那是1948年。一些退伍军人，包括一个纽约本地的青年人，27岁的米尔顿·克朗斯基去了格林威治村。他们在寻找波西米亚精神或生活方式，克朗斯基没发现它。时代变了。“那种大家都没有工作而且都不在乎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克朗斯基总结道。现在租一套公寓都得走“门路”，金钱至上。“不知怎么的，美国商业界的赤裸裸的标语——‘他能挣多少钱?’已经被格林威治村套用了：‘他常在哪里出现?’也就是‘他发表了些什么?”’退伍军人们来到格林威治村，“期望看到20年代的黄金时代或30年代的白银时代，但他们毫无准备地遇到了破落的时代。”
然而，克朗斯基注意到满怀希望的人们还不断来到这里，“有些人是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有的是为了自由恋爱；还有的是为了追求艺术。”其他人“来自各地以接近这个伟大的时代，但他们很快又离去了”。“托尼”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们住进来——过了暑假就离去了。结伴而来的波西米亚式的旅客们虽然跟上了形式，但却住在别的地方。甚至那些靠战争和不动产发财的老住户们，也已减少各种开销，诸如请精神分析医师、培养子女、漂亮的公寓等。
对于克朗斯基来说，成功正在毁灭波西米亚。不仅是美元侵入过去人们常去的地方，战争也冲破了清教美国的“道德防线”，任其漂流于波西米亚的河流里。“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与以往一样多的自由，但是，因为这里被大街赶上甚至超过了，哪里还有对习俗的蔑视与反叛呢?”这些习俗曾经注入了格林威治村。只有“爵士一毒品俱乐部”和“嬉皮士”还继续怀念社会之外的生活，或许是对抗社会的生活。
同年，1948年，早在15年前就针对美国的放纵主义作了经典的解析(《阁楼和冒牌学者》[1933])的阿尔伯特·帕里，回到格林威治村去观测那里发生的变化。他参观了他过去经常出入的地方，询问有关新的有才之士的情况，并同样得出结论：波西米亚生活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他承认，对于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来说，昨天总是比今天好。然而，“这个村落被改变了。”一些舞蹈家和艺术家仍然亮相，但是高房租赶走了那些无名小辈，而让“绅士、愚人和商会”占领了村落。繁荣景象的“眩目的外观”照耀着村落，甚至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也要离去。
12个月以后，21岁的麦克尔·哈林顿从中西部来到纽约，继而出去找到了波西米亚的格林威治村。哈林顿没有意识到格林威治村已经被宣判消亡了，他发现波西米亚“伙伴”还在。阿尔伯特·帕里、亨利·米勒、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宣布波西米亚死灭的人全都错了。“直到我到了那里。这个村子才消亡的。”他不“仅仅是沉溺于对正在衰退的前波西米亚的怀旧以留驻他自己的青春……我真的在四五十年代后期的纽约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波西米亚文化人，或许还是个天才”。
哈林顿在格林威治村并不孤单。同年，也就是1949年，后来成了一个艺术批评家和新闻记者的X岁的约翰·格伦，带着他的画家妻子简·威尔逊从衣阿华市来到这里。正如他在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备忘录——《散伙了》里面所记述的，他们住在西12街的一个长15英尺、宽12英尺的单间里，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村落才是生命和创造的避难所。像哈林顿一样，他们找到了一群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海伦·弗兰肯塞勒、罗伯特·马瑟韦尔、拉里·里弗斯，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在奋斗并改造着这个众人注目的中心。
其他人在1N9年也陆续到达这个村落，包括后来成了编辑和作家的13岁的乔伊斯·约翰逊，她寻找并发现了波西米亚群落。老远从第16街来的约翰逊，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向闹市区进发，去寻找无名的禁区。她从一些女中学生——穿着“黑色外衣，戴着长耳环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里听说这个村子蕴含着“浪漫和奇遇”。她期待看见一个新世界，但却仅仅发现在华盛顿街心公园迎着倾盆大雨唱歌的六个游荡者。然而，他们就足以改变她的生活，激发她遭遇垮掉的一代。
有关死亡和死而复生的报道汗牛充栋。哈林顿坚持认为，这个村落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处在活跃状态。其他人则相信，它在20世纪20年代或更早些时期曾达到了顶峰，这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弗洛埃德·德尔宣称，“格林威治村在战争期间曾经是商业化的，”——德尔提到的只是一次世界大战。他在自传中回忆道，“狭小的地下室和小阁楼餐馆对远离商业区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他们来到这个村落，口袋里塞满了钞票，心里充满了投入让人愉快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渴望。”对于德尔来说，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讨厌这个村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场所。”真正的村民正离开这里；为了填补空缺，“现在出现了一种职业‘村民。’”德尔也不是第一个哀叹这一衰败的人。他说，“我已经听过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人讲述那早些的日子——‘真正的’村落的那些日子，就像他们自豪地说起的……”
这些相互冲突的证言表明，要说出波西米亚群落所在的格林威治村或任何文化群体消亡的日期是不可能的。各种判断相差太大；这个研究对象——文化生命力——太难以捉摸。忙于生活和发展的人们发现，格林威治村衰败以后，他们在这里和在纽约、巴黎或芝加哥别无二致。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历史学家或回忆录的撰写者们告诉他们，他们来此地已经太晚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假如他们发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德尔本人表明，新来的人快乐地体验着村落里的生活，而意识不到他所作的判断。“这里都是些青年人，和我们当时一样年轻，和我们当时一样欢快、热切。他们是格林威治村的新村民。他们不介意这里的变化，因为他们从没见过我们的村落。”
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其商业化和消亡而哀叹的一些评价几乎回到它的起源问题，至少是涉及到了波西米亚俱乐部的发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波西米亚俱乐部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反叛者群体发展为期待成功者的藏身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旧金山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及其在红杉林里的夏日营地，亦即波西米亚果园，已经逐渐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当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于1963年出现在波西米亚果园，预测他作为州长的前景时，《纽约时报》以“州长在州立波西米亚果园度周末”的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情况不总是这样的。成立于1872年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和西海岸的很多作家及诗人都有联系，包括安布罗斯·比尔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然而，几年内，这个俱乐部遭受了波西米亚群落共同的命运：那就是缺钱。许多人因付不起房租而不能加入进来；其他人也采取了行动。一个颇为富有的成员回忆道，“很快就清楚了，只有才能而没钱是不能维持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逻辑很简单：“我们作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邀请一部分人加入俱乐部，也就是说，邀请一些既有钱又有头脑的人，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对此多抱以蔑视的态度。”有了这个决定，“我们如何取得永久的成功的问题便解决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开心。在1880年后期，一些持异议的并自称为群魔的画家和作家，抗议“商业主义”并离开了俱乐部去重新捕捉最初的波西米亚精神，但是仅仅因为资金短缺而失败。后来，一个不知名的成员指责财神在成员中的权势，结果还是徒劳无益：“开始，富人绝对是被排除在外的，除非他们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气质……现在他们因为有钱而加人进来。”奥斯卡·王尔德对此似乎表示赞同；他在参观俱乐部时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衣冠楚楚、脑满肠肥、商人模样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历史学家说：“1926年11月，当人们在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房间里发现了乔治·斯特灵的尸体时，旧金山的波西米亚已经确定无疑地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了。”斯特灵，一个二流的诗人，一度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追随者，自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深处海湾区域文化的中心。”在为H·L．门肯设晚宴的那个晚上，如果说他的自杀结束了这个黄金时代，那么它只是结束了一个章节，而不是整个一本书；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精神向外渗透，某个时候正好迅猛地发展成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波西米亚俱乐部可能已经变得富裕和保守了，但其他中心，例如连接着30年代的波西米亚文化和60年代的同性恋文化的“黑猫咖啡屋”，或者像作为50年代落拓不羁的文化人和诗人的家园的城市之光书店，都还保持着波西米亚原来的风格。
结论就是波西米亚从没有消亡也几乎没有变化吗?1910年和1980年之间，在纽约或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可能吗?肯定有证据表明这点。波西米亚——所有的文化——绝对地相似，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改变，这种聪明的说法是给人以安慰的。在我们得到安慰之前，必须做出重要的区分：一些个体和整个一代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宣称、相信或发现他们正住在波西米亚；这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在今天和过去都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形成一代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来说，这是不同的情形。为此，波西米亚需要更多深入的和在场的了解。
个人的经历和一代人的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来的，这种区别常常出现在文化生活中。特殊的社群——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很少在一刹那间消失。甚至在他们衰败的时候，他们中间还可能产生一些经历和特征都与早期居民相去不远的人。例如，争论早期纽约市东部或布朗斯维尔对一代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将是困难的；要强调这些社群已经为后人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困难的。然而，它们的衰败并不意味着旧日的中心已经完全消失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居民都离开了。波西米亚社群的演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需要划出同样的界限——在个人与一代人之间。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经历波西米亚的，或对他们是否经历了波西米亚做出鉴定；而不是确定波西米亚从地球上消失的具体日期。问题是何时、为何波西米亚不再吸引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了。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1898—)已经毋庸置疑地提供了有关波西米亚和几代人的最有影响的说明；他的思考对象是他自身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据考利说，“作家不是偶然地在一个时间的间歇中挺身而出的，他们是在贫乏的岁月里成群结队地出现的。”他引用了P．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真正的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和发言人”，并“把刚好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出生的人的引入了他们的轨道。”
在考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外在方面毁灭”了他那一代人，并且使他们“染上”了不负责任的“病毒”、危险以及“使我们过去的生活似乎变得无法容忍”的兴奋。战后，“我们大多数漂流到曼哈顿，到第14大街的南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那里你只要每周花二三美元就可以租一间装修、布置好的廊底小卧室……我们来到这个村落……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不高，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来到这里……因为纽约似乎是年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的惟一的城市。”对于考利那代人来说，这个村落不仅是“一个场所、一种心境、一种生活方式：像所有的波西米亚群落一样，这里也是一种教义”。
然而，当他那一代人到达的时候，成功正威胁着这个村落。考利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点，即清教伦理——自我克制、禁欲主义、罪恶感——给资本主义的机器添加了润滑剂。正如考利指出的——而且很多学者也都同意的——鼓吹“努力工作、深谋远虑、勤俭节约”的“生产伦理”，属于较早时期的机器时代。新近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工作和节俭，而需要休闲与花销，不需要生产伦理，而需要消费伦理。
在这种旧的“生产伦理”和新的“消费伦理”的冲突中，格林威治村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它本身对娱乐和自我表现的热衷与时代的消费精神正好吻合。波西米亚证明是市场的前卫。“为此时此刻活着，”这曾经是一个激进的观念，激发人们购物的愉悦；价格和实用性就不再成为一种约束了。甚至可以说，如果“女性平等”只在波西米亚群落中而不在现实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使香烟的消费增加一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严肃的学说以宽松的方式服务于美国以增强消费，这体现了新型伦理的活力。美国烟草公司聘用了弗洛伊德的侄儿，爱德华·伯奈斯策划了一次运动，鼓励女性吸烟。伯奈斯向早期美国精神分析学家A．A．布里尔请教，并了解到吸烟再现了通过口腔满足性欲的升华，这象征了妇女的解放，甚至是“自由的火炬”的象征。利用这一发现的伯奈斯招收女性于1929年在第五大街举行的复活节游行中吸烟。他通过喇叭高喊，“我们10个年轻女性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于复活节在第五大街上点燃了‘自由的火炬’，以示对女性不平等的抗议，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轰动。”
广告商叫嚷着传播一种曾只是少数人采用的波西米亚式抗议；美国人排成了一个列队。考利观察到，“格林威治村的典范在商业的帮助下，已经传遍了全国。”那些吸烟者在各州搞种种庆典或集会。如果说这个村落行将就木，那么，正如新闻界不断宣称的那样，“它正死于成功。”最近对这个村落的一项研究总结道，“事实上，反叛已经作为美国社会的探索和发展的一派发生作用了，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吸取了它的对抗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中产阶级把一个简单的“自制”准则，或“通过自我否定来获得拯救的新教徒精神”，转换成一种消费生活方式。
哈林顿以及其他的评论家把考利的论争向前推进了30年；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那一代人”的性、颠覆以及疯狂已经商业化和大众化了，最终毁灭了波西米亚的伦理。格林威治村放弃了它存在的理由。哈林顿相信，“在60年代早期的某个地方，美国对它自身实用主义的正当性失去了信念，波西米亚也就开始死灭了。”小说家及批评家罗纳德·苏肯尼克表示赞同；60年代，当一个地下的村落文化公开时，这种文化便死灭了。“阿伦·金斯堡戴着山姆大叔的大礼帽出现在为《常青评论》所作的广告中，广告词是‘加入地下活动’，这个时候，整个60年代的美国人都在这么做。”
没有必要在考利和哈林顿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可能都对。考利目睹了波西米亚民主化的较早阶段，而哈林顿则目睹了较晚阶段，或许是最后的阶段。终于，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波西米亚除了保留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一些纪念物以外放弃了一切。到 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不再对波西米亚的吸引力做出反应了，因为被重新命名为反文化的波西米亚已经进入了主流。而且，使波西米亚赖以存在的城市肌理，到20世纪50年代就垮掉了。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的城市家园和身份。对于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几代人来说，波西米亚既不是一种理念，也不是一个场所。
三
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和郊区的扩张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波西米亚和郊区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相反，它们体现了同一个星座的不同方面，也就是汽车统治之下的城市的不同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变得让人讨厌，无法居住了，而且，新建的高速公路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得中心街区和相邻地区失去了生命力。《从商业区到乡村》，这是有关城市美国的一本书的副标题。
1950年夏季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是威廉·J·赖维特的照片，此人率先在郊区大量建造家园，在一排整齐、相同的房屋前面有这样一个标题“房屋建造者赖维特，出售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那时的一种生活；赖维特建造的房屋不仅有洗衣机和电视机，而且契约还详细说明了每周(适时)给草坪除草，禁止盖围墙，禁止户外洗衣。美国人大量涌人赖维特售房的办公室。
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出现郊区，像别墅、花园和城镇外的人行道一样，郊区也几乎是和城市同时兴起的。4520世纪50年代也没有为郊区创造出什么理论根据。1925年的一项研究把非中心化的郊区称为对拥挤的城市所产生的弊病的应答。“一个拥挤的社会必定要么是褊狭的，要么是野蛮的。”在1900年，阿德纳·韦伯就已经写过，“‘郊区的兴起’使得城市生活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根治的某种希望有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对健康的城市街道生活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街道的问题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城市的物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戴勒斯.P.韦尔柯克斯于1904年这样写道，“正是街道使得城市有可能产生。”48
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5年里，城市化的进程要远远超出二战以前——或二战以来的任何事物。汽车、新高速公路，还有联邦政策的鼓励、或许是命令人们向郊区迁移。在这过程中，城市被抽空了。单身家庭从1944年的约十万上升到1950年的近一百七十万，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增长。郊区在以几乎超出中心城市10倍的速度发展。研究郊区的历史学家肯尼斯·T·杰克逊这样写道，“因为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家园建设的高涨占有如此大的比例，郊区的新房屋是中心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由《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所体现的联邦政府对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资强化了人口分散。高速公路承担了战后政府运输费用的75％；1％用于市区大量的传送。杰克逊写道，“州际系统有助于使得公共运输继续螺旋下降，并从根本上保证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永远保持无中心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公共交通已经被“向远方突进的、没有便利公共设施”的城市的发展所阻碍，公共交通正在瓦解。路易斯·芒福德在1958年指出，“当时对大规模交通系统的反对主要来自它已经被允许衰败这一事实。”它衰败时，更多的人造访了汽车销售商。1950年，纽约的地铁每天都要运载200万名乘客。当车费上涨而公共设施下降时，一半人都放弃了大型交通系统，而进人曼哈顿的小汽车的数量成倍增加。“有这样一个对照：1946年生产了200万辆小汽车，而1953年则生产了600万辆。
郊区的急剧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从赫曼·沃克1955年的畅销小说《玛乔李晨星》，到威廉姆.H.怀特1956年的研究成果《组织人》。足足500页的讽刺、漫骂之后，沃克笔下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嘴上咬着月票。“我准备放弃了，玛乔李，”艺术家诺埃尔说道。“那对于你将是一个好消息。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做一个愚钝的凡人……终日不睡觉，到处乱胡搞男女关系，大口喝香槟酒，啊，如此疯狂，啊，如此放荡，这是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烦扰……我想做一些让人沉闷但却可靠的广告代理方面的工作。”太迟了。玛乔李已经选择了郊区和米尔顿律师。他“强壮有力、靠得住、有把握”，能举办传统的婚礼并安排她一直渴望的生活。
郊区急速扩张也产生了高速公路“沙皇”罗伯特·摩西。他的坚持不懈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总结道：“在20世纪，罗伯特·摩西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四十多年来，令人敬畏的摩西在纽约城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上冲撞。在50年代中期，他计划使通过华盛顿广场公园中心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下沉——占地仅七英亩——以便和另一条穿过曼哈顿南部的高速公路接上。为了从由摩西指挥的纽约筑路工的手下保护好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公园，简·雅各布斯和她的同胞一起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战斗，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这场战斗激发创作的。
摩西的故事表明了——他并没有致使——美国的非城市化。摩西策划与发展的新高速公路使得郊区居住区兴盛起来。城市波西米亚群落因郊区的繁荣而受侵蚀。罗伯特·卡罗，在他为非凡摩西所写的非凡传记《权力经纪人：罗伯特·摩西与纽约的衰落》一书中，把1955年看作纽约及其郊区不可改变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摩西否定了计划中的运输轨道线，开始建造长岛高速公路，他把这个岛毁坏成像他的公园大道那样的发散型的岛。
只要列举摩西的几个计划就可以看出他的影响，高速公路有：迪根主高速、凡·威科高速、谢立丹高速、布鲁克纳高速、克罗斯·布朗克斯高速、长岛高速、哈莱姆河车路、西部高速、南北州公园大道、布鲁克林一皇后高速、索·米尔河公园大道、克罗斯岛公园大道。桥梁有：特伯勒、维拉扎诺、思罗格斯·奈克、亨里·哈德逊、布罗克斯一怀特斯通。公园有：琼斯海滩(也许是他最大的创造)、森肯草地、蒙塔克、东点、火岛、卡浦特里。加上水闸和房屋规划。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目录。
满怀激情、意志坚定的摩西一生致力于重建大都市，以便小汽车的车主们可以开车去他创建的公园或去曼哈顿旅行。摩西推崇私人小汽车。按他的规划，在不利于公共汽车通行的不足的空间里建起了立交桥，有效地防碍了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居民。正如他的总工程师后来解释的：
摩西先生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有那么一天，政治家们将试图把公共汽车搬到公园大道上……他过去常对我们说，“让我们设计这些桥梁吧，这样，空间就正当地只留给小轿车了。”他深谙……你不能在一座桥建好之后再去改变它。结果是，从纽约来的公共汽车不能通过公园大道，即使我们要它通过也不行。
像许多纽约人一样，摩西本人从没有学过驾驶，他出去是由别人开车。这一事实暗示了他的梦想中的疯狂性。
当然，为现代纽约的形成去指责或褒奖某人是不可能的。摩西重新绘制了纽约地图，但他却是与巨大的经济力量共同完成这一点的；甚至“摩西建造”这个碑文都会给人以误导，好像他是亲手挖路基而不是和政治家集团、发展商、劳工联盟共同努力的。然而，没有人类的介入，城市就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如果说摩西是和历史同步前行，那么他个人也发出了一些决定性的指令；而且他所取得的明显的成功被很多城市开发者广泛效仿。他是一个象征——而且不只是一个象征——他是小汽车和郊区的象征。
20世纪50年代记载下了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郊区的激增。这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变化，也是文化的改变。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一向落在后面的资产阶级社会最终赶了上去。同时，使城市波西米亚得以存在的脆弱环境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到50年代末，通常在郊区长大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少搬到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去开创作为独立作家的生活了。相反，他们涌进广阔的大学城，安全地与衰落的城市疏离开来。
四
几乎没有观察家或史学家承认在文化冲突中，厌倦至关重要：没有人会二度出名。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无数报告、小说和杂志文章上的郊区问题，最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最近一些年里，甚至几十年里，有没有核心杂志或电视报道来反映郊区生活呢?对新一代人来说，也就是对那些在郊区长大却没有搬到那里去的人来说，有关郊区生活的弊端和愉悦的无尽的争论并没有激发起很大的兴趣。郊区就是郊区，人们并不陌生。它几乎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正是由于缺乏兴趣，这个主题似已终结了。
但情况又不尽其然。新的几代人确实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不再为郊区的优点而争辩，但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许多人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在最近的几年里，相当数量的——但也不是大量的——满怀热情地从城市逃向郊区的老辈的孩子们已经返回城市了。如果城市已经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并重新获得生机，那么这要归功于来自郊区的两个因素：人与购物中心。
两者都不能保证恢复城市社区的状况。购物中心是郊区对非城市化的散落的人群的解决办法；当商业区衰亡或被拆除以后，它们又因高速公路重新在远处汇集起来。购物者喜欢这种大的连锁店，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郊区化和出生高峰期创造并明确了对这种文化的需求和渴望”，《美国的购物中心化》的作者威廉·科文斯基在书中谈到了他个人对购物中心的解释，“高速公路最终界定了那种文化将在哪里和怎样繁荣起来。”
然而，怀旧常常会遮蔽对购物中心的讨论；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似乎只潜藏在过去。购物中心取代了人头攒动的人群和商店的商业区，日夜和我们的生命一起跳跃着。是这样吗?科文斯基承认他儿时的商业区几乎不是田园式的；新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场所，否则他们就无处可去。
购物中心再不能提供别的什么了，通常还不足以提供这么多。对购物中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认识也并非易事：它是大还是小、是在室内还是在露天、有没有人造喷泉、有没有观光电梯、有没有当地的手工艺展览。购物中心是销路不错的部门，不像城区大街，购物中心是由私人公司设计并经营的，这样每一平方英尺，包括长条凳和喷泉，都提高了人们的购物情绪。一家公司做决策，其中包括决定哪些店铺可以开业或长期开下去。租金通常以可租面积的平方尺数为基础，加上总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显然，那些不能带来足够利益的店铺就不再延续它们的租约，以保证购物中心均衡发展。一家书店如果有太多读者只是来浏览书籍，就没有前途。店铺的营业时间也是由公司决定的，因为很少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附近，根本就没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里面；下午六点或晚九点以后，购物中心就空无一人了。
购物中心是美国的一个成功的经历。随着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的出现，它们也和战后郊区一起成倍增加；1946年，仅仅有八个购物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星罗棋布的购物中心有4000个。这些曾经招致商业区衰亡的郊区的人为现象，现在给城市的弊病开出了良方，而且还继续在市中心被建造。这一现象实际上是给讥讽再添讥讽。购物中心的一个大开发商维克托·格伦有一个独创性的观点，认为购物中心将城市引入了饱受隔离之苦的郊区。
战后，来自奥地利的难民建筑师格伦作为第一个购物中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出现了。他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购物中心将取代丑陋、分散、没有社会性的商业地带在郊区出现。不仅是停车处，而且购物中心也提供散步、聊天和休憩的空间。它几乎是重新创造城市。
格伦在对购物中心的期望里，灌注了他对欧洲市场及对其故乡维也纳的看法，亦即“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欧洲中心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出现的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商业繁荣的城市景象”。他向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指出，“我们新的购物城”能够“填补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天，类似的一个合同几乎不可能支付在纽约的房屋租金，不管租金是多么的适度。
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或许是奇特的。波西米亚群落的发展现在是协调稳步的，并受到资助。“索霍远不是一个本土的或自发的艺术家社区，它确实是由投资气候创造出来的，”莎伦·朱津总结道。
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威治村至少维持了75年；索霍或许只有10年的历史，而东村历史则更短。《美国艺术》的一个编辑克雷格·欧文斯把东村的复兴视为纽约的“曼哈顿化”，是年轻的、富裕的专家们对形形色色的团体的灭绝。据欧文斯说，东村的艺术背景不是波西米亚式的，而是商业的摹仿。“在东村构建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景况，而是它的微型复制品——是青年文化产业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成就。”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它证明了文化商业化的加速发展。波西米亚群落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当那些文化人还能开个小商店、还有公寓住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只有当他们被排除在外以后，波西米亚群落才可能萌生。歇斯底里的发展毒杀了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挫败他们的创造性。一项报告对昂贵的不动产把艺术家赶出曼哈顿作了尖锐的阐释，“过去，才华横溢的纽约人虽然不容易，但还是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献身艺术，而不一定是为了财富和当下的名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在东村、索霍或在剧院大街的那些仅仅为了名利而艺术的艺术家们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房租猛涨，剧院、舞蹈学校以及书店的数量在纽约都已急剧下跌；廉价的房屋、阁楼，附近的小酒吧以及餐馆已成了朦胧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贵族化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受到了限制，城区的其他地方是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开放的。然而，纯粹的可用性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在舒适的环境中租金适中的住房和餐馆的不可言喻的结合养育着波西米亚群落。贵族化正好相反，它与城市的瓦解并存；城市正在加速分层，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贫民窟与豪华公寓邻接。这两点都不能给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以鼓励。
当然，内心坚定果敢的人可以住在南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并从事写作与绘画。然而，一些离散的个人是不能组建成一个集体的。初来乍到的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将很快发现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相当不错的地区房租非常高；他们有可能发现那些房租还过得去，但生活却似乎困难的市区。那么他们便决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努力呢?为什么不住在弗蒙特州、蒙大拿州或阿肯色州的乡下，并在那里写作呢?真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向乡村转移是过去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激励了很多的人背离城市去乡村；而60年代的社会风气开拓的是一种可敬的美国人的自足精神，就像美国佬对城市的罪恶与肮脏的怀疑一样。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带着城市的信息来到乡村。这些额外的推动力保证了新兴的波西米亚群落不再聚集于大城市，那里的生存障碍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相反，他们分散在北美大陆，通常安居于乡村地区，以求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一旦放弃了城市生活，波西米亚就决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多少人加入了波西米亚群落是很难估量的。从弗蒙特州到新墨西哥州，再到太平洋的西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前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以及60年代的退伍军人都幸存下来，并常常作为业余农场主、零售商人及手艺人而生活得兴旺红火。在萧条的岁月，报刊的编辑们派记者写当地的一群人。有一篇题为《乡村居民寻求自足的生活，并珍惜孤独》的典型文章，反映了八个家庭的情况，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种植自己的蔬菜、采集蜂蜜、放养羊群，做酸乳饼等。这篇文章指出，“对社会的反叛”促使这些新来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背弃了城市；他们“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还乡’运动”，温和冷静的《纽约时报》把这场运动界定为“为了寻求被认为是乡村乌托邦的某种东西而懵然隐退乡村”。
很难估量这些群体的范围和广度，而这正表明了这一重大变革：当波西米亚群落向乡村迁移后，它就看不见了。这不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小小的转移；为人所不见使波西米亚群落失去了来源于城市的对人们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种力量对波西米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由于吸引了新的个人，波西米亚群落不断地被注入新鲜血液；而且，它使得波西米亚群落常常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的同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西米亚文化人为了高速公路、校园和乡村而背离了城市。当今，郊区和城区的青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波西米亚的遗风；即使一些人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波西米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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