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

拉塞尔·雅各比著 

 

前言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作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苟求一种取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 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联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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