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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对货币的私有财产权：通货膨胀与价值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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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与以自由的基础的私有财产的辩护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正如前面提到的，不关心由特定市场冲击造成的伤害的个人将发现，就收入和支出流量的暂时调整而言，财产所有权是必要的，但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他总会选择拥有体现为一般购买力（即货币或对货币的要求权）的财产。然而，这种理想的情境，需要的不只是每种物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过程的有效运行。这种情境还必须确保在货币和物品间的交换条件上，没有市场的冲击；为防止这种冲击，该情境就必须采取某种保护措施。这种条件，在现实世界的市场运行中，是不可能满足的。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分析模型，在其中，货币采取了商品或商品集的形式，在这里，竞争市场的运行，有望确保货币——物品交换条件保持合理的稳定。然而，在前述的各种经济体中，我们看到，货币并不是通过市场生产和销售的商品；相反，它是国家或政治单位的创造，它的供应与它的生产成本很少或根本不相干。因此，对试图对货币或货币的要求权拥有财产权的人来讲，他所寻找的保护措施，是针对国家或集体机构的潜在剥削，而非市场运行本身。
寻求保护、以防止对预期价值的潜在充公——这种可能的预防动机的根源，从心理学上讲，在我们已考察过的两个情境中，是不同的。寻求保护、以防止“市场的盲目力量”的人，无需害怕已识别出来的或甚至可识别出的人或人群的阴谋诡计。在这里，所寻求的保护措施，是要反对大量买者和卖者的集合反应行为，这种行为在市场的投入和产出价格的模型中,生出了意外的结果。这种人们寻求的保护，与市场过程中被称为“托拉斯”的东西，有着反向的关系，这种“托拉斯”的合理起源，仅仅依赖于这样一种宽泛的假定，即个人都倾向于寻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鲜明的对比，个人如要寻求保护、以反对市场对货币——物品的交换条件的冲击，他所必须要关心的，就不是市场情境中许多供应者——需求者的行为，而是可被认定为是为政治单位办事的行动者的特定行为。通过大量的法律，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市场上许多人的集合行为，与其角色即国家金融行动者的特定人的行为相比，更易预测。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国家为了它自身的经济利益，会通过它的权力，操纵货币和物品之间的交换条件，以实施潜在的剥削。人们也从历史中得到了一些教训。仅仅为了从时间上调整收入和支出流量而寻求获得财产权的人，将修正他们的行为，以努力抢先防止这种潜在剥削。在这里，预防目的的实施反映了人们对与金融财产相对立的不动产偏好。在这里，人们需求不动产，既不是它潜在的服务的自我生产力，也不是为了稳定的利润率，而是为了它在货币——物品交换条件不利于货币时的资本价值增长。对直接影响货币——物品的交换率的政治机构的信任的缺乏，代表了对私有财产范围的一种限制,评估这种限制的依据是对个人自由的潜在保护。
货币信用的这种财产扩张作用,在有关金融制度的讨论中,尚未被正式提及。在这里，正如其他地方，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货币单位的价值的可预测性的效率促进特性。当然，这类特性很重要的；在货币汇率的价值的可预测性，存在且可望存在的社会制度中，所有的契约安排都被大大简化了。然而，除去这种人们熟悉的有关有效货币制度的规范论证外，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也应认识到，在个人的——私人的角色中，且与任何契约互动完全脱离的情形下，在货币——物品交换率具有可预测性的制度下，与在缺乏这种可预测性的制度下相比，个人被赋予了更大的独立（在前述章节所强调的意义上）。因为能够储藏对货币或货币的要求权的价值，个人无论是在投入方面还是在产出方面，都获得了普遍保护，以防备特定的市场波动。
上述含义是明确简易的。如果货币——物品交换率缺乏可预测性，那么，一个包括了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的制度的功效，也会受到严重的限制。一个试图将普通财产的所有权私有化的制度，必须同时实施能够引入该可预测性且能使之可信的金融宪章。只要政治权威依然保有没收被名为记账货币单位的财产的有效权力(且人们认为它有这种权力)，那么允许个人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法律结构就仍然是残缺不全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本身的潜在功效，仍然只开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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