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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30年光辉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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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蒙·阿隆的世界
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逐渐给trentes glorieuses即战后30年光辉的岁月留下空间之际，幸存下来的人们似乎感到，他们仿佛经历过冬日里顶着狂风暴雨穿越北大西洋的噩梦，现在正在扬帆驶入加勒比海之春。起初，场景上还雾气茫茫，终究谁也不知道，新的气候能持续多久。但是，太阳很快就照射在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年累月，历时数载之久，时代的种种湍流把它们的节奏强加给大多数人；骤然，他们发现，更为可靠的环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回忆所及，求生的要求决定着日常的生活；现在，消费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日益显得重要。生活的供应方面受到重视。
一段个人的回忆尤其印证了这种经历。1918年晚秋，我父亲在汉堡议会前，站在一个桔子箱上，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他当时17岁，因此当他的党随后不久把他派到上西里西亚的一个矿上组织工会时，他很容易激动不安。无论如何，他似乎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因而能在党报《汉堡回声报》得到一个位置，得以进入工人培训班，随后开始成为汉堡议会议员候选人，继而成为德国帝国议会议员的候选人。1933年春，他投票反对希特勒的授权法之后，他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一起被新的国家警察逮捕。释放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家庭一起，迁居到他比较默默无闻的柏林。不过，正常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遭到监视和经常不断的刁难，之后，他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第二天被捕，在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受控告，并且判处7年监禁。他幸存了下来，目睹了战争的结束，被俄国军队解放，随即，他起初被委任负责柏林的燃料供应，后来负责整个苏占区的燃料供应。同时，他成为东占区的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这是在1945年5月。9个月之后，他拒绝赞同强迫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为所谓的统一社会党（SED）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官用飞机送他由柏林返回汉堡，在那里再次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只亲身经历过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开端，他的孩子们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长大的，因为他在1954年就去世了。他的一生的历史也是他的时代的历史。
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轻4岁。他出生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阶级和一个不同的“种族”（借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当时的语言）。虽然只有30年代的环境才使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也是犹太人。他与让·保尔·萨特、保尔·尼赞和其他的人一起上过师范学校。不管怎么说，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极权主义的诱惑。1924年他19岁时，短时间加入了社会党。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参加一个政党。在随后的6年里，他上完大学的各个阶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此，他作为教授法国文化的讲师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后去柏林。就在那个时候，他找到第二个职业，成为新闻记者；他开始撰写比如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与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一起，亲眼目睹了纳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焚书情景。“火焰是权力野蛮的象征。”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写了《马克斯·韦伯和德国的社会学》这本很有影响的小书，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随马克斯·韦伯的人当中的第一位，然而，韦伯的理论和实践的爆炸性混合体对他和他的接班人们并不特别合适。战争开始之后不久，阿隆逃往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法兰西报》（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从来未能与戴高乐将军和睦相处，戴高乐成为法国战后政治的统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仅仅限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私人官哪里的几个月，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马尔罗是1945／1946年戴高乐政府的情报部长。在这之后，阿隆也返回到在科学研究和政论之间的生活。
阿隆经历了本世纪的两个30年时期，并且为同时代人描绘了这两个时期。他追随他所崇敬的老师哈列维（Hal6vy），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暴政的时代，同时，他强调极权主义的纽带使得在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里“两个革命凑在一起”。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硕果累累的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他的传记作者也许有点勉强地把他的一生区分为“历史里的哲学家”阿隆（1905－1955年）和“社会里的社会学家”阿隆（1955－1983年）。肯定无疑，阿隆的前40年像很多他的同时代人的40年那样，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而且，后来他始终不渝地对发生在他周遭的事件进行过深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集中精力研究社会，把社会作为进程，这种进程允许理性的理解，因此，社会也作为理性的进程。很典型的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变成为他的著述和讲学的历史，而不再是为同时代的事件所索累的历史（而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68年，他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在1955／1956年他的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他赋予“工业社会”概念以一种新的、显著的意义。《关于工业社会的十八篇讲稿》十分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气氛。它们讲述着由于经济扩张而不断增长的供给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扩张是时代的主导特征。
诚然，增长并非是什么新鲜的经历。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早在16世纪初期，埃拉斯姆斯就写道：“今天，占有欲如此上升，使得在大自然的王国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来榨取利润了，不管它们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东西。”发现的时代也是扩大商业贸易的时代。不仅大量可支配的金银，而且期待的贸易发展，导致了银行业的早期蓬勃发展。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成为几世纪发明和革新的先驱者。新的企业形式建立了，据此，很多人都能拥有财产股份，全体股东都负有有限责任。农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仅仅是18世纪的真正戏剧开始的前奏。人们可以说，工业革命表明一个民主增长阶段的开始。因此，这次革命是供给和应得权利的冲突和结构的一个范例。一般情况下，现代历史仅仅作为供给历史来叙述。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的，以至于其结论是无可怀疑的。自从1720年以来，贸易增加了500倍，至于生产方面，罗斯托谈到一种“难以想像的数字”：从1820年至1971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工业生产产量增加了1730倍”。尽管罗斯托试图压低这个数字，他指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年增长率“仅仅”2．84％，不过，产量增加倍数仍然是很可观的。
然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即“较新近的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20年里”的发展相比，甚至这个数字也是低的。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项福利指数不显示在1945年以后有明显上升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叶之间，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或4倍。实际收入增长还要高。事实上，这是增长似乎能回答一切问题的时代。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信条，而且也是一种扎根于个人和机构的思想的出发点。凡是什么地方有差错，或者需要做点儿什么，第一个回答总是生产得“更多一些”，而不是干点“别的”。
同时，在此人们总是设想，生产得“更多一些”至少在原则上是为所有人生产得“更多一些”。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性的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人们谈到一种U字形的关系，即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平等的指数首先下降，然后到达谷底，在后来的阶段里又上升。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根据可比较数据，重新审查这个理论，而且基本上证实它是正确的：“只要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长期持续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首先是垂直上升，不过随后就迅速拉平，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贝格尔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
这当然是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论点，它们与收入的可计量的不平等有关系，而与应得权利的门槛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这样来讲同样的历史，U字形的发展，看起来毋宁说更像一个Z字形的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是基本公民权利的存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必须发挥作用，以使资本主义能够繁荣昌盛，哪怕仅仅因为现代的劳动契约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Z字底下一笔表明人人共有的经济参与水平，因而也表明了同各种等级特权制度的基本区别。
然而，公民权利的发展能够伴随以极大的不平等，在历史上，实际情况也如此。第一，权利本身是不完善的；很长时间，公民的平等仍旧是一种虚构。第二，那些被吸纳到工业增长的新的进程中的人，要么是事业有成，并因此达到相当的富裕，要么他们处于已经不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存在的未来之间的真空地带，正如今天在第三世界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和铁皮小屋里，这仍然引人瞩目。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里，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公民身份地位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蔓延。公民权利的这种扩大是前几章的主题。第二个进程在于供给的增长。因此，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有着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供分配。这是Z字斜向上的那一笔所指的进程。
彼得·贝格尔通过技术和人口原因来解释这个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进程，首先意味着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同时变得更加短缺和更加要求有熟练技术了。这是一些重要的进程，虽然在这些进程里贝格尔所称的“政治干预”的作用太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这篇随感的一个中心论题：这里并不假定在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相互关系，或者存在着替换（trade of）的关系。与此相反，自由的胜利则存在于战略性的变化之中，变化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是，历史并未显示出十分自由的特征，首先是在20世纪。战争、经济危机和各种极权主义，导致了应得权利结构的明显的变化。整体而言，它们是一些拉平不平等差距的手段。实际上，人们可以谈一谈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一个隐蔽的日程，它的主要议题就是平等。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民主的增长的条件，也就是对大多数人而且原则上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扩大供给的条件，从未像1945年之后这么有利。这些还不是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但是，它们为大多数人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奇迹作出了贡献。
对于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很多人已经作了描述，虽然其解释仍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很久以来，按收入最高的1／5人口与最低收入的1／5人口来比较计算，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变小，对于这个显然的事实，人们的意见仍旧是一致的。（甚至有些数字表明，最近一个时期有一种“新的不平等压力”，虽然它们仅仅表明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有微小的增长。）社会差别的这种不变性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它表明深刻的社会对立是持续长久的，社会的对立只能从政治上化解；另一些人从中看到这是表明依然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可以容忍的一种迹象，甚或断言，这种收入差异对于人们的上进和普遍的进步是一种必要的刺激。在这篇随感里应用的概念为对这类意见分歧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标准。倘若不平等设置了应得权利的藩篱，因而剥夺了大的群体的权利，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成为急剧纷争的契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门槛是否是单纯的统计值，像“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或者是对于人的流动构成实际障碍。小学教师（比例说），既不能成为校长，也不能离开教师的薪资档次，同小企业家相比，小学教员的活动自由受到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小企业家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他卓有成就，他可能成为一个富翁。无疑，在一个没有藩篱的整体之内，程度上的不平等也会造成问题；然而，这类问题可以用一般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用T．H．马歇尔的概念讲，它们是“量的”阶级冲突，因此并不导致“质的”阶级冲突。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区分界线往往要求有关当事者方面作出判断。美国的梦想看上去似乎是一些现实的可能性，实际上，也许由于存在看不见的应得权利门槛，这些可能性仍然是实现不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某一种广泛传播的阶级思想则可能会阻碍人们去利用他们的实际机会。马歇尔的论点意味着，在现代社会里，曾经有过一种从质的不同到量的不同的演变。至于这种演变是否是现实的和可能持久，这个问题将伴随我们，贯穿本书的后半部。
像雷蒙·阿隆一样，T．H．马歇尔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和那个时代能够认识到的工业社会。对于阿隆来说，工业社会可以“干脆界定为把像由雷诺和雪铁龙这样的企业所代表的大工业作为典型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某些其他的界说从这个定义中产生，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分离，进一步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合理的簿记，当然还有增长。增长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现代的国民经济“其核心是进步的”。阿隆补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都伴随着某一种更好的分配”。这是他典型的谨慎措词之一。如果它应该针对历史的平行发展而言，那么，在好些方面，它是对的；如果应该为它确定因果关系，那么，它是错误的。增长本身并不带来“更好的”分配，即并不带来更公平的或更公正的分配。
阿隆对工业社会的分析的一个显著的和引人瞩目的特点，是他把增长假设为不言而喻的分寸。而并不是他为增长着了迷：“我不相信增长是一种绝对价值。”然而，他把增长看做在现代社会里是既定的，而且他喜欢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概念，来强调这种假设。当然，这并不总是对的。在一个世纪之前，现在毋宁说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理性的自动实现还是不够充分的。在19世纪，“乐观主义在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人们相信，财富作为科学、自由的首创精神和竞争的结果，将会增长”。那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是社会主义者的悲观主义。“与此相反，今天的乐观主义，例如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e）的乐观主义，既非是自由主义的，也非是社会主义的；它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了解现代经济史的关键是技术进步……”
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想法。它绝不仅仅局限在阿隆身上，或者仅仅局限在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福拉斯蒂身上。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技术－科学变化的结果，而时至今日，很多人还相信，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共同原因。笔者在这篇随感里对这类因素给予较少的关注。这并非是由于疏忽。毋宁说，是基于一种疑虑，在这种疑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简单的（也许是太过于简单的）观察。技术的演变并非自动进行，并非是孤立和自动的过程。至少在研究与开发中的开发，即研究的开发，总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而发明则必须得到应用才有意义。技术治国论者——正如官僚体制的人员——执政治理世界，既没有民主的后援，也没有政治和经济领袖们的明确的方向意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然而，这类统治者只可能违背意志地采用外推法根据过去推知未来，与此相反，却不能改变方向。倘若事关方向的改变，人们就必须找到社会的力量和行为主体，让他们负责应用科学和技术，或者也运用官僚体制，由他们确立应用这类工具的目的。仅仅理性永远不足以勾画自由的道路。
这一点，阿隆当然知道。他不仅读过他的韦伯，而且也读过他的熊彼特。“为了让一种经济能够持久向前发展，必须存在一些条件，让经济主体能作出增长所必需的决策。”犹如要有技术进步一样，需要有企业家，犹如要让行政机构来落实政策一样，需要有政治家。事实上，阿隆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业社会的未来。关于静止不前状态的风险，关于资本主义的自毁，关于欧洲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他把社团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称之为“社会主义化”），关于增长的放慢，等等，他都曾经作过沉思。他的大学生们以及他那些忙碌的同时代人，对似乎毫无激情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日益感到阴森可怖，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迫使他对这些忧虑表明态度。然而，这些问题既未使他放弃他的结论，也未使他离开他的基本思路。工业社会具有一种“向着中产阶级的形式发展和缩小收入差异的倾向。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程度上，也许会有一种缓和专制主义的极端形式的倾向，而且要求增进社会福利的呼声会变得更加强有力。”无疑，并非总是会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所以，经济增长并非就是一切，并非就万事大吉。阿隆仍然是所谓的波普尔主义者，无论如何，他是开放社会的辩护士。“无论如何，不管情况是好是坏，我们根本无法预言未来。”
2．趋同，社会主义和现实的多样性
在为所有的人争取更多的富裕和福利的和平道路上，工业社会不断向前迈进，基于若干原因，它那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背景。阿隆对他的讲座三部曲最后又增补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第四个系列。不过，冷战为他提供了直接的背景画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不超过两年时间内，美国领导的一方和苏联领导的另一方的两种制度的冲突，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阿隆不仅机敏地意识到这个冲突，而且对他自己选择西方及其价值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而且，他成为有关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政治规律问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家之一，因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绝不是天真幼稚的。
然而，《十八篇讲稿》把一个值得注意的分析性因素带到这场辩论中去，关于这个因素，人们可能会认为，它违背作者的整个初衷。这一讲稿集不仅论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而且论述了整个发达国家，阿隆把苏联也纳入发达国家之列。“现代经济史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在阿隆的一段语录里是这样说的，我没有整句引用，因为接下来的话语是：“技术进步或者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政体里实现，或者可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体里实现；这是同一种转型的两个不同的例子。”阿隆从克拉克和福拉斯蒂关于从第一产业的经济活动过渡到第二产业的、然后继续过渡到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的命题出发，而且怀着疑虑的赞同态度联系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因此，如果他发现东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若干相似之处，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他把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化”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相互混淆起来，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观点：至少西欧的社会正处在一条与东部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不无相似的道路上。他的这种混淆，部分是从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继承来的。人们回忆起关于“专制主义的极端形式的温和化倾向”的引语，它同样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接下去的一句补充道：“现在，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一种正在产生的要求富裕的初步困难。”
这段话产生于1955年，而不是1985年。也就是说，它不是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改革的早期希望的反应，而是联系到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大叫大嚷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的信誓旦旦的保证。今天我们知道，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后，仍然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才能去哪怕是犹豫不决地轻轻叩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的门户，才能去争取其成员的资格。在50年代，这条道路还要长十万八千里！肯定无疑，所有的工业社会、甚至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人口统计和技术与这类共同性有关系，尽管甚至在这方面仔细观察时，也是差异比共性更加引人瞩目。整体而言，在作较仔细的观察时，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别特别引人注目。阿隆把“像雷诺和雪铁龙那样的企业”作为工业社会的体现，因为其中一个是国有的，另一个是私有的，但是，它们看起来却十分相似。不过，甚至那时以来的历史本身也给这个例子投下怀疑的阴影，因为其中一个企业停滞不前，直至其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个企业在各种不同业主的手里却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如果说，这在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那么，俄国和美国之间、或者波兰和法国之间或者德国的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别，又要比这大多少啊！那些忽略这类差异的概念和分析，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于好些人还在这之后很长时间内，有一种对工业社会的理解还很流行，今天这种理解至少会使人提出一些严重的疑问，如果不是说会使人对之作出激进修正的话。
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放弃把苏联纳入一般范畴的尝试，尤其是在它承认自身缺乏统一并从中得出某些结论之后，就不应该再进行这种尝试。然而，倘若人们还想做这种尝试，最好把苏联作为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下推行后发展的一种情况来描述。一个国家，它的上层是西方化的，然而是狭隘的和专制的，国内的社会动荡日益扩大和尖锐，这个国家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领袖们从在本国和国外的流亡生活中回到彼得堡；革命的解剖工作在进行着。革命使一个集团掌握政权，这个集团许诺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参与政治和人人都富裕的世界。然而很快就证明，人人都富裕比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预见的更难以实现，而人人都参与也比他们所预见的更加威胁着稳定性。因此，维持政权的政策就优先于一切其他的目标，很多次，看起来这种政策完全像似就要失败，也许如果没有斯大林，它就完蛋了。但是，虚拟的历史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斯大林来了，与他一起而至的是极权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占据最重要的职务的特权上层，当斯大林死的时候，江山就留给这个特权官僚上层。
在这里，谈的显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词语，它要求进行一些区分，尽管今天所有这些区分都成问题。于是就有社会主义的幻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当以一个幻景的名义所创造的现实的如此一大部分导致理想的反常变态时，对于这种幻景并不很有利，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我父亲在德国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之时，或者当雷蒙·阿隆1924年短暂地成为法国社会党的党员之时，这种幻景支撑着人们想在自由中实现正义的希望。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之内，有必要作进一步区分，即区分社会民主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本章下一节还将谈到；对它来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而不是通过革命、并且在经济和政治多样化的条件下，扩大公民权利的进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制度，尽管在这里再次进行区分是必要的。在有些国家，这种制度是由一个帝国主义的苏联强加的。在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国家里，人民一旦揭竿而起，苏联的坦克就不得不碾压暴动的人民，以维系这种不受人喜欢的政府制度。当坦克留在兵营里之时，当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Doktrin）取代“勃列日涅夫主义”之时，当每个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极乐之时，这个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政府制度证明是一层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结构之上的、薄薄的和能迅速破碎的贴面板。无论如何，在苏联的各卫星国里，官僚体制的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不管人们怎么想，远离社会主义的梦想十万八千里。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它们发展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形式，其中有苏联和中国，也许还有古巴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这个或那个国家。
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模式完全背离一切意识形态的论断和要求，并非是一种有别于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选择。毋宁说，它们是受到扭曲危胁的后来发展的一种现象。按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观点，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荣膺民主的圣杯，他们可能要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得到它。即使人们与她的有关世界政治的精华观念不一致，但是，仍然可以坚持认为，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能成功地既提高了公民的身份地位，也增进了经济的富裕，既增进了应得权利，也扩大了供给，使它们达到生存机会的一个经得起严格考验的水平。这篇分析就是以这种严格考验为基础的。大多数很晚走上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社会，被困扰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痛苦矛盾之中，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犹如这篇随感开始时，一方面根据索莫查政权，另一方面根据桑地诺主义者早年的情况，对这类社会所作的示范性描述的那样。
有其独立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所囊括的国家起初从政治方面来界定它们的问题。一个主要对保持敏权感兴趣的、政治的阶级，压制公民的一切自发性的行动，并且动员公民作为（被委婉地称之为同志的）臣仆。当然，专制者们和官僚体制的人员都乐于看到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这种愿望总是一再退让，让位于政治的必要性。政治的必要性与组织控制息息相关，与接班人问题和招募机制、与顺从和教义化、与规范化和调整息息相关，也与马克斯·韦伯生动描绘的官僚体制化的种种手段息息相关。建立这样一种统治意味着经常斗争，去对付外行、理想主义者、批评者和竞争对手，去对付首创精神和独创性。任何放松控制都包含着高度的风险。然而，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产生一种现代的、有适应能力的、自身经常不断更新的经济。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上层享有外汇支付的特权，外汇支付特权使这个上层能够过着相当于西方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很多人生活在一种灰色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基本物资的供应都没有可靠的保障。社会主义成就的巅峰就是两种现象的结合。
1989年以来，一切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明显可见的崩溃，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鼓励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又没有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为争取民主的游行，尔后又导致在天安门使用武力。在苏联，鼓励发表政治意见和进行政治活动，毋宁说，更加深了经济的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扩大二者都受到危害。因此，为了扩大人的生存机会，二者都必须抓，而且要同时抓，平行地抓。是否存在着能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战略性杠杆，这个问题也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关键问题。
不过，抢先作这类观察是操之过急了；我们还在讨论50年代的世界，还处在分析各种制度趋同理论的思维错误之中。现在，一个中心结论是无可辩驳的。社会主义不是另一种工业社会，而是一种引入发展进程的方法。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在那些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实现初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地方，社会主义特别有它施展身手的机会。显而易见，对少数人的供给会提高，而大多数人却未能赢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而且，少数人还能长期保持对他们的统治所必需的结构，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经常地满足人民的某些基本需求，甚或能够促成某种轻微的、现实的增长的话。这样一种进程还能持续多久呢？抗拒既往的理论的诱惑尽管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难的。勃列日捏夫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很棘手的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egime）的很多特征，即使不是一位喜欢冒险的总书记给它致命一击，这个制度也会变得日益不稳定。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充其量是通往现代世界的次优道路。而且作为这种次优道路，它本身没有效率。倘若它坚持政治的控制，那么，经济就仍旧不发达；倘若它严肃认真地对待经济进步的要求，那么，它的政治基础就受到威胁。如果从根本上说有诸如制度趋同这类东西的话，那么这种趋同的成因就在于自由的各种变化形式里。自由的变化形式可能不会实现；并不存在着一条人人都必然会生活在富裕和自由中的历史规律。也许，大多数人两者都想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也都得到它们。在充其量是次优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下生活，极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然而，有时地平线上会出现一丝光明。因此，在时代的意识和行动中，1989年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半道上两种制度相互趋同的思想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把工业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既应用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应用于苏联，是没有什么合理的意义的，更不用说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要素相混合的理念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说，根本无关紧要，倘若前苏联各个部分或者中国在数十年间建设为发达的国家，那么，它们也将会找到它们自己的形式，犹如在它们之前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做过的那样。
在一个方面，阿隆是一位关于两种制度趋同的非凡的理论家。他处理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几乎把它们彻底分开。于是，他能够把他对法治国家和民主的无限信仰，与期望一切工业社会都将会发展出经济和社会的完全类似的——如果不是说相同的——结构结合起来。这里所建议的对这类假设的修正，适用于阿隆的立场的两种因素。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过于高估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而过低地估计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在5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里，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阿隆并未犯过一个这里不得不谈一谈的错误，即认为制度趋同是好的，值得去追求的。有一些人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共同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道路，能够为一种和平秩序奠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基于种种原因，认为两种制度据说都有其好的和坏的方面，因此认为最好是把两者的好的方面结合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里。直至能确保相互消灭、亦即直至美国和苏联有能力相互消灭并消灭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核威慑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谈判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国内事态的发展所取代。这也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赖以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题材。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趋异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关于把趋同作为纲领的问题，人们也可能会认为，由于80年代下半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还值得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种纲领从其胚胎开始就是畸形的。只有一种自由，尽管在现实的社会里，自由的表征形式变化多端。此外，用制度进行思维，本身就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如果在现实社会里解决现实的问题，要求扩大应得权利，以便拓展人的生存机会，那么，就应该扩大应得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必须扩大供给，那么，为此就必须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些机构，它们许可做在某种既定的情势里认为必要的事情，而倘若多数人不再想要了，它们又许可放弃不干。至关重要的是开放社会。
这不是相对主义。开放的社会，人的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富裕，自由，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的现实社会的特殊条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50年代的冷战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暂的开放阶段，冷战阻挡住很多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种前景。它导致了价值的物化，因而也处处危及了自由的条件，包括在自由世界亦如此。肯定有善有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恶的王国和善的王国。但是，通往这种发现的道路曾经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也曾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主题。
3．民主的阶级斗争
现在，是我们回头论述战后时代发展进程的时候了。现代的社会冲突与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和日益富足的选择机会的世界里为所有的人争取公民权利息息相关。冲突要用社会的归属性来阐述，它在政治的舞台上展开，又以多姿多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又打上了特殊的文化条件和历史情势的烙印。为了理解这些条件和情势，必须谈谈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隐藏的再分配日程，谈谈各民族的经验的丰富多样性。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分析的线索。它们可以描写为这样一类国家。1948年，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和协调欧洲的复兴重建，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当这个目标得到实现和欧洲变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部分之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改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在1961年创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时，它承担的使命是，“在成员国里实现最高的和稳固的增长和就业水准，实现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下述分析是否在同样的程度适用于所有这些成员国，我没有把握；日本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数国家里，为争取公民权利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实。
此外，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是一种十分违悖马克思预言的现实。S．M．李普塞继承了D．安德森（D．Anderson）和P．戴维森（P．Davidson）早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1959年，他谈到了“民主的阶级斗争”：“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政党或者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基本普遍化的。”这种观念是简明而中肯的。有些社会对立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
有些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这种提法是否还适当的问题。例如，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的第二个系列讲座里）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斗争”，而且与此相反，谈到了在处境较好的人和处境不那么好的人之间的一种健康的“抗争”，虽然他也强调，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相互区分为争取应得权利、尤其是为争取公民权利的伟大斗争和让那些已经享有充分公民地位的人逐步得到再分配的要求，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因为更深刻的对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辨，为了民主的抗争也还要坚持阶级概念，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50年代，很多作者忙于研究令事物达到这种新的水平的进程。当特奥多尔·盖格尔写作《熔炉里的阶级社会》时，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民主的进步。资本和劳动原先是相互间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但是后来，它们愈来愈多地建立起它们的相互关系。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包括关于调解和排解对立的程序的谈判，被纳入一个完整的、由劳资双方协定的或者由法律规定的规则体系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被承认为劳动市场上的合法原则。盖格尔把这个进程称为“阶级对立的制度化”。
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制度化的过程具有某些政治后果，其特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政治集团，在边缘状态下是两个政党，相互为争取多数的选票而搏斗着，人们对此业已习以为常。一方毋宁说是改良派，而另一方毋宁说是保守派，一方毋宁说是应得权利派，而另一方则毋宁说是供给派，双方的任何一方原则上都没有攻击对方的偏好，或者哪怕是企图撤销对方的决定。大不列颠提供着最明确无误的范例。工党1945年获得竞选胜利，并且进行了广泛的改革；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四位首相当中的一位告诉人们，“你们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最后，工党又掌权，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提出一项“技术革命”的纲领；1970年，保守党人获胜，爱德华·希思提出了经济计划和欧洲纲领；1974年工党又上台，而且一直掌权，直至撒切尔夫人战胜哈罗德·威尔逊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李普塞指出，这个模式也可以应用到美国身上，在那里，1952年、1960年、1968年、1976年和1980年，美国总统的党派属性发生变化。法国的经验没有这么清楚明确，部分是因为戴高乐的角色不能直截了当地归入传统的党派范畴进行描写，部分是因为法国有过几届联合政府（以及最近一个共同执政阶段），然而，在法国这里也发生了变化。1969年德国的“权力更迭”具有比所有提到的变化都更加富有戏剧性的特色，在这里，最初在1949年至1953年阿登纳的几届政府里，以及后来又在1982年“转折”之后，一个小党，一个第三政党，通过它决定参加联合政府实现了多数；然而，德国的经验也表明民主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变化形式。
这类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值得一提的理论上的外推法的运用。首先在美国，约瑟夫·熊彼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政治上去赢得了一些追随者。借助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sozial choice）理论，民主的经济理论得到发展，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政治党派的几乎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领袖们和他们的组织仅仅是一些企业家和企业，他们行动在一个特别的市场上，这个市场里的成就就是用选票而不是用美元来衡量的。各个政党把各种可能期望赢得多数的纲领拼凑在一起；如果它们当选了，它们就把纲领付诸实施；同时，它们必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某些特定的利益；这就为反对派提出一种与新的情势相联系的、因此是一种不同的一揽子纲领计划提供了机会。舆论研究取代着思想意识的位置。政治归缩为争取选票的竞争。原则上讲，这种游戏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在缺乏群体团结约束、即阶级约束的地方，还只有各种个别的主题，把这些主题结合起来，是一个实际效用问题，而不是社会必要性问题。
这种理论的创始者们也许也不会否定，它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政治进程的描绘总是一种夸张。甚至在美国，虽然很久以来政治就为经济或者供给主题所控制，也有一种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和一个鼓吹自由的共和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在欧洲，还一直允许人们根据公民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处境对选举行为作有用的预测。此外，民主的经济理论有重要的副作用，它对控制旧的阶级冲突不得要领，而且夸大新的情势的稳定性。
在特奥多尔·盖格尔的分析里，已经展示这些副作用之一种。在他描述阶级冲突的制度化之后，他转而提出一个在他的时代（1949年）听起来令人惊愕的论点。即他断言道，那些把他们的对立关系制度化的人，不仅因此而使对立关系丧失锋芒，而且同时建立了一种卡特尔，以便捍卫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关于应该如何瓜分供给这块大蛋糕，缔约的对手双方可能会依旧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蛋糕是他们的，他们要瓜分它。因此，那些不属于这个卡特尔的人，是真正的牺牲者。“与收入获取者同货物生产的差距相比较，贫困在增长着。”这显然是一种受时代约束的论断。盖格尔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显然的曲解，才能找到他所谓的“纯粹的消费者”。如果他已经认识到“生活各领域的差距”的思想，那本来对他会有所帮助的。后来有些作者发展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挽救阶级理论废墟的若干残余。即他们断言，重要的新的冲突既不太触及所有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范畴，也不太触及一切人或者很多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空气和水受到污染，那么，对使它们纯净感兴趣的就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这种兴趣会导致很多人提出采取共同行动的要求，这些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一种涉及课题、而不是涉及阶级的政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盖格尔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一种到处都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或者民主化的事态发展，即社团主义的发展。民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就是组织，方法就是意见一致。人们不是作为单一的个人行动的——在这方面，民主的经济理论也是不够充分的，而是作为多种形式的政党、工会、社团的成员参加行动的。斗争是由这些团体开展的；然而在实际上，这并不是斗争。毋宁说，这是一种某些组织多层重叠在一起的卡特尔。这些组织不断发展新的程序，把它们的特殊利益纳入政治进程。同时，它们发现，把大蛋糕置于监督之下是它们共同的利益。这当然是一块供给大蛋糕，不过在它的背后是通过所有权利要求者之间的协议对权力进行监督。最后，政治党派、经济团体、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包括要求代表“纯粹的消费者”的团体）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机构，构成一个惟一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大麻团，它们发现，如果它们不参与，将对它们不利。公民再也不知道，谁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的，虽然对于那些一定必须知道的人来说，有高工资的参谋顾问，对于那些很乐意知道的人来说，有政治学家。
民主阶级斗争的社团主义的反常行为的风险在于，这种反常颠倒会带来僵化，而不是灵活运动。社团主义太过于容易同官僚体制进行结合，而二者均剽窃自由的宪法的本质核心，即不必革命也能实现演变的能力。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新的角色，成功地挤进这个有组织的利益的卡特尔。因此，很多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把环境保护者排除在外。然而从根本上讲，社团主义从民主进程中获得生命。协议取代了辩论，意见一致取代了冲突。
这样一类提示可能引导我们走得太远，走向不同的方向。毫无疑问，这里所描绘的情况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日子。传统的阶级冲突退居幕后，即使对它们的回忆、而且有些地方它们的现实还继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由各种有组织的团体来代表，各种团体在事物的秩序里都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想方设法，只让少数人被完全遗忘。事物的运动虽然缓慢，但是，也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更迅速的转变。关于游戏规则和内容的广泛的意见一致，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这种意见一致的主要特征，民主的经济理论作了很好的描绘。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应得权利政策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还了。诚然，过去和现在都还一直有着把公民权利扩大到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群体的热烈要求，不过，即使这类群体的边缘地位也还证明，已经谈不上进行伟大的历史性斗争，更谈不上存在一种革命的潜力了。通过夸大和夸张而竭力把统计上的不平等变为政治的大辩论，这类企图补益甚少。雷蒙·阿隆的世界是一个供给的世界；在它发生各种冲突时，所涉及的是多得一些，或少得一些，然而并非是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代表这种大的意见一致的政党中，哪一个政党执政，从根本上讲，并不十分重要。
这类说法可能会使思想更加激进的读者感到震惊。他们也可能会认为，在前面要求有一个精确的阶级定义之后，我在这里谈“阶级”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不是说不准确的话。阶级是一些范畴，其成员们在统治结构里拥有一种相同的地位。它们典型地或者当权掌政，或者没有，因此，它们相互间处于一种冲突的关系之中。如果冲突涉及到应得权利的话，这类冲突在政治上就具有传染性。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同时也是阶级冲突的历史。这适用于资产阶级为争取法律面前平等的斗争，这同样也适用于最近为争取社会的公民权利的斗争。倘若人们睁着眼睛，洗耳恭听，看看世界，谁也不会严肃地论断，认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这些权利都确实普遍得到保障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新的应得权利问题。然而，如果有人不愿承认，在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种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力量业已丧失其能量，因为它想确立的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了，那将是奇怪的、扭曲的看法。
公民的身份地位是进入这个进程的关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成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公民的那一时刻，社会的不平等和政治对立就具有新的形态。人们再也不必同其他处于同样状态的人一起，去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了。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在派系林立的、然而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扩大、至少保持他们的生存机会。不仅是旧的阶级归属性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产生了新的团结，这种团结囊括了社会的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说五分之四或者更多的话。在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别，包括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获得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进入平等。新的阶级是公民阶级，如果允许有这种荒谬的措词的话，不过，至少是多数派阶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章是以深刻的和潜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为开端的，在经历了严峻的和痛苦的时刻之后，它导致了民主的或者制度化的阶级对抗的受到约束的冲突，结果是形成一个多数派阶级，那些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因此能够抱有希望，不必根本改变现存的结构，就能实现他们的很多生活意图。
4．1968年
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最近的政治史上，有一个年份特别引人注目——1968年。这个年份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象征的；而且，它与在不同国家里的不同经验相结合在一起。在美国，约翰逊（Johnson）总统在社会成就、国内动荡和政治不安定的爆炸性的混合气氛中，结束他的任期。他出任总统，推行了经受时间考验的“伟大社会”计划，但是，他使国家愈来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越南战争把美国推入到一次最危险的宪法危机之中。在欧洲，在1968年，是否能由政府治理，或者用欧洲大陆人的更具戏剧性的语言来说是政府治理是否有合法性，成为公众讨论的题目，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合法性首先与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能力相联系起来。在法国、德国和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里，这个题目首先被冠之为“民主化”。这一部分意味着要实现赋予所有人公民权利的许诺，但是一部分也意味着人们迫不及待的固执坚持必须也能行使参与权利，认为这样才是切切实实的。“我们必须敢于推行更多的民主”，1969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他出任联邦总理时的第一个政府声明里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民主不仅是一种状态，一部宪法，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和美德。
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1968年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大学生骚乱是政治骚乱的先兆，学生骚乱从伯克利蔓延到伦敦经济学院，继而蔓延到巴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有些地方，高等学校改革似乎是主题，至少对于那些误解时代特征的人来说，是议论的主题。雷蒙·阿隆也属于他们之列。他从未彻底从他在5月巴黎的激荡的日子里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其原因可从一句惟一的、悲哀的说法中看得一清二楚：“古老的巴黎大学是应当寿终正寝了，然而不应当像1968年5月那样把它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些时候，人们的确不能立即对事物的进程表示赞成或反对。变革的能量十分强大，以至于它们必然会启动事物的进程，甚至连改革家们本身都不能控制这类进程。也有可能，1968年的革命，用阿隆的话讲，是introuvable，即不易发现和捉摸的，难以作详细的描写，但是，它具有那些大雪崩的很多特征，一场雪崩如果开始发生，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加以阻挡。
阿隆本人感到遭受1968年的打击，甚至几乎被伤害。当他说出，巴黎大学应当寿终正寝了，也许他心口不一，别有所指；他想说的是巴黎大学会在改善了的形式下重新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对于他来说，旧的大学的死亡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个人的损失。这也适用于很多欧洲人，尤其适用于那些在经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之后才在大学找到一席之地的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在德国有些人认为，对于谋杀旧的大学，我也一起负有责任。从历史上讲，这是错误的。当我主张把“教育作为公民权利”和参与制订高等学校向此前受忽视的群体开放的纲领时，对我来说，这只事关进入机会。我的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不过，在实际的政策上，这类区分无法坚持立脚，至少在欧洲大陆无法坚持下来。大浪淘沙，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冲刷掉那些改革派，他们曾经相信，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界线能够保持久远，相信可以存在没有民主化的民主。
阿隆对这些事件的经历，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中，一直在折磨着他，这个经历是一种承担义务和保持距离心态的奇特混合。当1968年5月第一周骚乱的大学生们占领了大街之时，他沉默不语，未发一言，这很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甚至拒绝在电视台上露面。“面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我根本没有把握该说些什么。”5月14日，他启程前往美国讲学。（戴高乐于同一天赴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然而，他很快就不再能够坚持滞留远方，而是飞回了法国。（戴高乐也缩短了他的访问，并且开始他自己若明若暗的哑谜，包括匆促飞往巴登－巴登，以确保马舒将军及其部队的忠诚。）阿隆返回巴黎之后，首先感觉到的是他后来所描写的愤怒，一种粗暴的愤怒，“愤怒程度比我从前所亲眼目睹的还要大”，这有几分说明了这位伟人的品格，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成为柏林焚书的见证人。他试图把在他眼前展现的“精神病闹剧”，作为一种“革命的闹剧”而不屑一顾，而不去承认其中含混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变化；不过，即使是这种低调处理的尝试也仍然是不很可信的。在他的稍晚的年代里，人们越是经常向阿隆谈及这些事件，他的痛苦回忆就越是沉重。也许在1968年5月的那些动乱日子里，阿隆的世界就到了它的尽头。
这说起来容易，要说明理由阐述清楚可能就不那么轻巧。时至今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1968年的看法还众说纷坛，意见不一。它曾经确实有过什么样的含义？它是经济奇迹所造就的、新的富裕阶级的娇生惯养的孩子们所进行的暴动吗？它是公民揭竿起义，反对那些还不理解臣仆时代已经终于一去不复返的政府吗？它是那种随后很快就席卷西方各国社会的价值演变的初次爆发吗？它仅仅是使得太久保持不变的机构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现代社会改革的一个阶段吗？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最终正确的答案，不过，有了一段时间间隔，今天也许可能作出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和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
战后的时代是一个让更多的人有更多选择的时代。倘若在为大家争得的公民权利里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反过来，人人都拥有公民权利，这部分是从前斗争的遗产，部分是战后年代社会契约的结果，以及部分也是供给迅速增长的平行产物。不过，量的和经济的进程开始愈来愈甚地主宰着局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变成为一些“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这使得好些人希望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在60年代，很多人要求进行改革。“建设之后要改进”，这是当时的口号之一。要求社会变革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并不总是很清楚，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担当着这种要求。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不仅用言论和文章来表现60年代的改革运动，而且他们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并且把它引导到一些目标上，同从前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相比，这些目标具有一种毋宁说是学院式的性质。
在各种要求都集中到大学身上的地方（这适用于很多欧洲的国家），上述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而在涉及此前受到忽视的少数人的权利的地方（例如在美国），这种情况起的作用最是微乎其微。公民权利的最后一次大扩展，可能是60年代社会运动力量所实现的最重要的变革。其他的一些变化更微妙一些，我们把这些变化描绘为学院式的，但绝不应该因此而小看它们的意义。在很多欧洲的大学里，权力无比的教授们从他们的台座上被请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者之间的协作原则。在德国大规模的群体大学里，这种原则在机构设置上得到表现。至少有一段时间，有关教师、大学生和其他的从业人员属于同等级别的幻像，像幽灵似地在德国的群体大学里游荡徘徊。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追随这一事态的发展，变成为辩论的场所，而不是教堂的布道。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aggiornamento）受到梵蒂冈宗教会议的强有力的推动，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对类似的压力作出反应，直至把圣坛从它的遥远的高处移到某些现代教堂的中央，以免忘却信徒们对普世教会主义的希望和困惑。所有的国家对刑法和刑罚执行的通过，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在很多国家里，人们希望受过刑事处分的人重返社会，以此取代较早的惩罪和威慑原则。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个人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不能让他们个人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人格化的统治丧失了它的光芒，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失去了存在理由，甚至在像军队（“穿军装的国民”）或者工业企业（实行“共决制”）这类难以想像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机构设置里也同样如此。
时代精神浸入到其他的政治领域。在很多国家里，社会政策又被继续向前推进一步，直至由对共同体承担义务取代个人的首创精神。至少在欧洲，这证明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所走的最后一步。特别是在好些国家里，是在已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时候，才迈出这一步的。在我们今天在这里归纳到的1968年这个年份的东西当中，有很多并非必然在那一年发生。它们在较早就开始了，而且继续深入到70年代。社会国家的值得骄傲的大厦在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风暴威胁着它的基本结构之际，被涂上最后一抹灰浆。（目标）实现的岁月同时也是威胁日增的年代。只有在少数的国家里，通过70年代的试验，成功地挽救了“1968年”所推行的国家调节和系统性再分配的措施。
这里所说的（目标）实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实现。这种意见一致是多数派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建立这种一致，持续了一个世纪，犹如形成这个阶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一切成分，都涉及到在一个富裕的世界里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它们首先包括在一种受到社团主义抑制的民主制度里的一个强大的、然而是善意的国家，包括一种受到政治影响的、然而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这种经济除了得到若干的支持和保护外，听任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去摆布——以及包括一个广泛团结一致的社会，广泛团结一致是通过应得权利和累进税实现的，两者体现了人们在普遍自由的状态下对平等的一部分普遍偏好。这听起来很复杂，而且要求很高，然而，这也还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社会民主主义意见一致的本质包括它寻求一种合理的均势平衡。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魅力之所在。因此，它满足着很多不同的利益。因此，多数派阶级对它是满意的。因此，它是易受伤害的。
因为我们的分析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的终结。有些人认为这些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我能理解他们。“我一再扪心自问”，维利·勃兰特在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告别演说》里说道，“那些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世纪已经过去了的同时代人，他们记住的是什么样的数十年啊。难道他们对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经济大危机和新的生存威胁，都视而不见吗？”写这篇随感录的同时代人，肯定没有忽略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他也并不怀疑，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提供着一种人道的和合理的政治前景。要阐明未来属于这种前景的一边，那就更为困难了。社会民主主义寿终正寝的命题，并不意味着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突然丧失其意义，更不是说，各国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赢得选举（虽然很多社会民主党已经感到在80年代要得胜比60年代和70年代更困难了）。毋宁说，这个论点意味着，一股历史的力量业已丧失了它的能量。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主宰局面已经长达一个世纪，而是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它已最后胜利了。伟大的社会力量死亡于它们胜利的时刻。如果未来不再属于它们那一边，它们的寿终正寝就临近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哈罗德·威尔逊企图剥夺英国保守党人认为他们是“天然的执政党”的要求。之后不久，工党就输掉了选举；然而，威尔逊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是对的。一切政府不管它们的执政党的组成状况如何，有一个时期都显示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在国家、混合经济和从摇篮到棺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行善角色方面，它们也统统都体现了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1968年象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然而同时表明是结束的开始。仰仗多数派阶级和社会民主政治十分合理的意见一致来进行统治，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它们可能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在那些刚刚为自己获得了自由机会的国家里，它们甚至是伟大的希望之所在；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必然希望自己不会让80年代和90年代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碾碎。然而，1968年以后出现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现代的社会冲突的场景和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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