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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极权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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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幻想的破灭
1914年7月被证明是欧洲、而且也许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命运攸关的一个月。7月开始时，发达国家处于一种持久经济高涨的顶峰，1913年，经济数据还一直说明它们取得了经济成就。公民权利并非处处保持同步进展，但是，要求实现公民资格的呼声十分强烈，而特权的卫道士们则到处开始让步。谁也不会怀疑阶级斗争的现实。各进步的自由党把它们的兴趣转向社会问题；各社会党的选民人数迅速增加。形势捉摸不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同时，那些大国——大不列颠，法兰西，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处于相安无事之中。进步似乎是极为可能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
6月28日，奥地利的弗朗兹·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萨拉热窝成为一次暗杀的牺牲品。起初，只有少数人理解这个事件的可能的后果。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人们一致认为，奥地利有权就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对塞尔维亚进行报复。人们怀着几分忧虑的心情看待维也纳的最后通煤，但是，法兰西总统仍然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仿佛还不是雨欲来风满楼。有些人谈及在巴尔干可能会有一场有限的战争。然而，对战争的谈论越来越频繁，就像人们唤醒了正在沉睡的狗，它们开始显得一天比一天更爱咬人。旧的同盟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新的同盟正在试探之中。形势紧张，黑云压城城欲摧。很快，军人觉醒了，当各国首都之间电报交往日益白热化之时，它们都已经过了各种动员阶段。突然，人人都在谈论战争，慷慨激昂，胆战心惊，而最后怀着一种罕见的宿命现。在7月最后的日子里，欧洲各国首都一致认为，战争已经变得无可避免。德国的皇帝在最后一分钟试图阻止事件的进程，他的将军们向他解释，这已经无济于事了。骰子已经掷了。这是荒唐的，但是，将军们是官僚分子，官僚分子们不管事态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耸一耸肩了事，听任事态的不断发展。此外，威廉皇帝恰恰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想要的那种理想的政治家，因此宣战了。
在那些夏天的日子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Grey）一语惊天：“整个欧洲，光明正在熄灭；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看不见它们重放光芒。”他说这话不仅仅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因此在这里，也回想起1914年7月，因为它的历史和它的后果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部分。有人企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为渴望利润的资本家的帝国主义的放肆无度，或者把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得逞解释为保持政权和获利的绝望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这种企图不得要领，忽略了现实的几乎所有方面。如果说经济变成为政治的女仆，那是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这并不是说缺少社会冲突，也不是说阶级冲突，为争取公民权利和实现扩大生存机会的斗争变得无关紧要了。不过，它们的重要性是通过奇特的曲折道路才能感觉到的。在那30年之末，也就是欧洲处于一片瓦砾之中，而广岛和长崎的数十万人的死亡开始了原子时代之时，进行井然有序的、民主的阶级斗争和实现一种奇特的经济奇迹的条件业已成熟。然而在此之前，显然必须以爆炸性的和暴力的方式，铲除在实现现代精神、扩大公民权利、拓展生存机会和自由的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在整个欧洲熄灭的光明之一就是革命的幻想。它并非立即就熄灭，而是继续闪烁至20世纪30年代，但是，它的亮度早已丧失了很多。有些人肯定宁愿说是“希望”，而不想说是“革命的幻想”。无疑，在1914年和随后年代的事件中，希望之星也已暗淡无光。因此在这里所涉及的是过分的奢望，是那种有害的渴望，期待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崛起。希望是行为的一种不可放弃的动力。因此，如果它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与现实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派别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一幅未来的画面和一种如何实现它的设想。与此相反，革命的幻想把对进步的不可阻挡的进军的信仰与乌托邦的海市蜃楼结合起来。它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世界，因而在实际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引导人们离开自由。
对于很多人来说，怀抱这种奢望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绝不是惟一的一个执着于这种信念的人，不过，很多人以为找到了一条从现实径直通往乌托邦的道路，他首先对此是负有责任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阴间的强力了。”因此，资产阶级必须试图压制新的生产力，才能生存，但是，要长久这样做，它也是不能成功的。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危机，或迟或早会转而对准它自身；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作为对日益神经质的资产阶级的回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将不断壮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组织力量。正如在封建社会里的资产阶级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无产阶级也是“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阶级”。但是与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将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少数人的统治。它将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去摧毁一切从前的生产关系及其所属的上层建筑。因此，如果无产阶级“通过一次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生存条件，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因而也消灭它自己的作为阶级的统治。取代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党宣言》里，在时代的热情的诗篇里，在工人运动的歌曲中，在号召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吁书中，都不断宣传这种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产阶级在议会的代表们并没有照此行动，而是投票赞成战争贷款，而且在阵线双方情况都如此。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1914年的那个8月里，无疑做了他们的选民所期待它们做的事。工人们并没有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是为现存的世界走上战场。这能让谁感到惊讶呢？这个地球上的穷人和被践踏者在什么时候按照他们的观念创造了那个世界呢？难道这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家长统治式的欺骗吗？知识分子把乌托邦的幻想强加给受苦受难的人们，而不是带给他们现实的利益。穷人们在寻求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太阳之下，在今天的太阳之下，而不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的人造光源之下的一席之地。谁若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未来，他就既没有给他们面包，也没有给他们头上的片瓦之屋顶。因此，他们的梦想开始于他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东西，这是十分自然的。毫无疑问，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是一支变革的力量，然而，这种变革意味着弘扬一项已经是现实的原则，即公民权利原则。
诚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些令人惊讶的经验。很多知识分子沉溺于革命的幻想。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知识分子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谈论这段历史时也将经常谈到他们。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或者本身是知识分子，或者他们对伟大的幻想着了魔，入了迷。统治力量的畏惧反映了他们的过分奢望。因此在1914年和20世纪30年代之间，即在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投票赞成进行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斯大林在俄国的崛起以及后来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之间的某段时间里，无产阶级作为使得人们对另一个世界怀抱希望的北斗星，几乎难寻踪影，完全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消失是有其原因的，对于这些原因，值得加以探讨，因为它们会启迪人们了解重要的社会发展。首先，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与其说这是一种发展，不如说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些描绘和歌颂无产阶级的新世界的人，对于劳动者的实际态度，显然所知甚少。与虚构的猜测相反，工人们与其说是胸襟宽大的，毋宁说是不宽容的，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对待自由党人与其说是热爱自由的和开放的，不如说是批判的和寻求保护的。“经验的数据和理论的考虑都容易得出结论，下层的阶层是比较崇尚暴力的，它们认为极端的运动比温和的和民主的运动更有吸引力，如果它们参加极端的运动，它们不会因为缺乏内部的民主而被吓跑，而受过较高的教育和能作比较深思熟虑的人就会离开这些运动。”李普塞指出，“不宽容的和极端主义的运动更大的可能是产生于下层的阶级，而不是产生于中层的和上层的阶级，这种逐渐得出的认识”“为民主左派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悲剧性的窘境，他们曾经相信，无产阶级必然是要求自由、种族平等和社会进步的一支力量”，谁想反驳他的观点呢？
随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意见和态度产生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工人运动组织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灭。1911年，罗伯特·米歇尔首先发表了他的《政治党派的社会学》之际，其核心论点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但是还是一直令人震惊。这个论点从根本上说是简单的，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政党基本上同其他党派和政治组织没有区别；然而，这种观察后果累累。“谁若总是开口闭口‘组织’，他准是具有一种寡头政治的倾向。”群众不能自己进行领导：在他们组织政党和工会的时刻，他们被少数人领导着。代议制的代表们统治着他们的选民，被挑选出来的代表们统治着赋予他们席位的人。米歇尔深刻钻研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要求，来说明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察：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政党。他是否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者对社会的真正特征的可以避免的弱点感到恼怒不安，这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变成了一般的、政治的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acs），用虚无飘渺的、然而意味深长的话语表达了它的意义，1922年，他对“现实政治组织的进程”表示遗憾，这个进程“把无产阶级逼退到它的直接的生存境地之中去，使它成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并不同时是把资本主义推向没落和毁灭的发动机”。
米歇尔对寡头政治的领袖和成员大众进行对比，这还有一个更深远的背景。这种对比暗示存在着一种新的时髦，即把被颂扬的无产阶级描写为一个没有结构或者没有文化的群体。它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本世纪20年代据说也正是发现原子化了的群众是现代精神的人质的时候。古斯塔夫·勒榜（Gustave Le Bon）的《群众心理学》当时还一直拥有很多读者；何塞·奥尔特加-
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曾经写作他的《群众的起义》。台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在他的著作《群众及其行动》里曾试图为很多人辩护，他引用了作为革命希望的载体的无产阶级这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文章表明，他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许多其他的人，毋宁说，倾向于接受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也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种“毫无质的纯粹的量”。“全世界的无产者”，“在伦敦和在罗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维也纳，几乎都是同一种毫无色彩的和毫无个性的形象”。从夸张到玩世不恭，相去并不十分遥远。
现实的社会发展对于剩下的无产阶级的信仰者恰恰没有什么希助。在经济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毋宁说是一个马马虎虎、不好不坏的时期，然而却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因此，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至少在外表上上升到中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化”这个词四处流传。无论如何，这必然被看作是反驳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将会变为一个大的本质上无差别的阶级。工业的进步要求新的技能；区分熟练的、刚开始学习的和未学习的工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为了上保险而需履行的手续。
工业的进步和普遍的经济发展也导致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职员这样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增长。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谈到这种现象，随后在本世纪20年代，很多社会分析学家都研究这种现象。显而易见，迅速增长的新的中产阶级——以及独立的手工业者、小企业家和农业主的“旧的中产阶级”的顽强生存——驳斥了这种的假定：全人类中一个压倒一切的多数或早或迟都将会过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差别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工人阶级进一步增长；在若干发达的国家里，它占50％的人口，或者还要多。但是，其他的阶层的增长还要快一些，它们的社会地位绝不是十分明确的。
当1926年埃米尔·列德勒（Emil Lederer）和雅可布·马尔沙克发表他们的很有影响的《新的中产阶级》研究之时，他们还能论述，这种把职员描写为“大资本和无产阶级的缓冲地带”以及认为新的服务阶级在工会里与传统的工人一起找到了他们的位置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6年之后，台奥多尔·盖格尔第一个指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所谓的高领无产者在其经济地位上，很多方面与工人相同，但是，他们不仅穿着高领衬衫，而且一般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去支持这样一个政党，它既反对资本的统治，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即支持纳粹党。
仿佛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它的原先的追随者的头脑里，播种下怀疑的种子。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就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谁若还总是坚持他对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的信仰，那么，他就很难忽视，帝国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Mueller）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将不会带来千年王国。另一种社会主义基于苏联的经验，它提出一些还要更严肃的问题。令人惊讶，有些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苏联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本质，然而，在20年代，当首批访问者带回他们的报道并且有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之长久和斯大林等方面提出一些问题时，幻想破灭的过程就开始了。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首先是共产党人毫不留情地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就引起了人们更深的怀疑。
对于所有那些睁着眼睛和脚踏实地的人来说，不难评估这类事态发展的意义。我曾经把这种意义解释为通过社会压力和战略性的政治改革，逐步把公民权利扩大到从前的不享有特权的人身上。工人阶级绝非是一群毫无结构的乌合之众。与此相反，它“从像沙漠中的散沙听任各种因素摆布的一大群无助的个人”，变成为“社会中强有力的、有自觉意识的、结构良好的一环”。同时，它不仅大大地改善了它自己的生活地位，而且“在重大的方向上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的性质”。把这写在他1945年之后发表的回顾性分析里的人，也许理应在我的战略性改革家的万神庙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他就是卡尔·伦纳尔，他是20年代居领导地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无疑，他一直睁开双眼，两脚踏着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成为再生的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其他人还一直感到难以舍弃革命的幻想。有些人使出浑身解数（一小撮人今天仍然这样），竭力想拯救失去的理论。这些人从竭力否定一切现实的变化，到提出关于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被局外化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直至一种纯粹超越凡尘的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根据最后这个思想派别，无产阶级的概念根本不是描写真正的劳动的人们，而是要抽象得多，即“全体劳动者”，劳动本身，甚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的浓缩，意味着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力量。因此，它并不十分令人感兴趣。
然而，如果低估无产阶级的消失在知识分子头脑里留下的真空，那就是错误的，而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感觉到它而把它当作没有这一回事，那些持批评态度的、我们未来的景象和我们的世界观念的卫士们所想的所说的，不仅仅是深奥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无疑，这肯定也是如此。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种行话，它的意义毋宁说在于限制而不是扩大听众。在这里，语言成为归属性象征，而不是交际的媒介。因此，哪怕在此之后，知识分子也仍然是社会的演变的地震仪，而且有些时候，他们也是社会演变的酵素或者至少是催化剂。在任何采用自由党人的方式解决现代政治的问题时，知识分子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把各种社会运动的利益变为决策者的语言，使决策能为公众所理解，而且尽管如此，又同领袖及官僚体制的人员和人民的利益保持某种距离，这种距离对于他们的公开性和社会的开放具有重大的意义。
诚然，只有当他们确实保持着这种距离时，这才能适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恰恰既是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一段历史，也是非自由党人的政策的一段历史。革命的幻想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背叛的一种形式。过高的希望和乌托邦，正好为意识形态和暴政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有些人想用其他的历史力量来填补由正在消失的无产阶级留下的真空，这些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善意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总是一再有一位作者唤起一个新的群体的革命，不管这是经理们也好，科学家们也好，还是雅皮士们也好。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中，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越起着一种关键的作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20年代，就以他的畅销书《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开创了这种时尚，他仅留下“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作为希望的主体。他本人也许就是一个太过于“自由飘浮的”人物？最近发表的证明材料令人担心，曼海姆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社会学家，在他流亡伦敦之前，面对希特勒的制度，还有过短时期的犹豫迟疑。在过分奢望的精神预算里留下的空白，是一种很糟糕的诱惑。当罗伯特·米歇尔1925年发表他的书的第2版时，他就已经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狼狈为伍了。倘若群众不能进行统治，那么，我们至少想让极权的政权统治……这种夸张依然存在，即使是由无产阶级的幻想转移到极权主义的现实上。
2．极权主义
1914年和1945年之间，发生了一些脱离正常的分析范畴的事情。想用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语调来描述这些事情的尝试，同牺牲者和那些不能忘却他们的命运的人的苦难，构成几乎不可容忍的矛盾。难道这是命运吗？对于那些遭受过这种命运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似乎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在无限的大沉默中踏上了他们的最后道路的人。然而，对于曾经杀害他们的人也一样。大屠杀是人为的事件，这同样也适用于在乌克兰的“苦难的收获”和古拉格，更不用说历次战争本身，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这当中的西班牙战争。在西班牙战争中，两种极权主义相互碰撞，这一切还在差不多是人性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很多存留的幻想破灭了的地方。
想解释极权主义并非易事。它是从传统的统治向理性的统治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是从专制主义向自由的宪法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哪怕仅仅是对它的特征加以描写，很多人都感到十分困难：“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典型地由一个人领导的统一党，一种恐怖的警察，一种对交际的垄断和一种集中管理的经济。”难道极权主义的确仅仅是一种“国体”或者甚至是一种“合法化的方式”？人们想到希特勒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苏联的共产主义。两者充满矛盾，它们既是“血与土地”，但是，也是“全面总动员”，既是强调团结互助，但是，也是残暴的政权，既是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不过，也是一种激起恐惧的“现代精神”建筑，是在看不清脸色的行进纵队里发出的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感伤歌曲。两者也有一些明显可辨的区别。例如，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我的论点是，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几十年的一种典型的现象。所以如此，有其显然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列宁在俄国掌权，而且也导致凡尔赛条约和导致魏玛共和国的不完善的民主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于极权主义的当权派的征服的图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更早的时代，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在政治上才变得富有传染性。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和在这些地方发生这类事情，其理由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它使得某些人去形而上学地呼唤俄国人的灵魂和德国人的性格。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冥思苦想，想人非非，而是宁愿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内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作更加详细的观察。
这样做时，人们很快就会得到一种令人惊愕的发现。在一些研究极权主义政府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作者们那里，一种思想居主导地位。按照这种思想，极权主义是通过毫无结构的“群众”社会取代更加古老的和更加紧凑的社会结构的结果。“极权主义”，莱昂纳德·沙皮罗（Leonard Schapiro）写道，“是独裁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群众性民主的条件。”（我们已经看见过，对于某些人来说，1918年以后，典型的无产阶级多么迅速地缩减为一群纯粹的乌合之众。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接受了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的主旨，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诺伊曼在他的最后的（未完稿的）论文里又回到这种理念上，并且通过对“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来描述极权主义的技术。他认为，“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在消极的意义上，意味着破坏或者至少削弱一切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是建立在生物学（家庭）、传统、宗教或者在劳动和业余时间里的协作之上的；在积极的意义上，意味着把巨大的、没有等级分化的群众性组织强加于人，这种群众性组织把个人孤立起来，使之较容易控制”。引人注目的是，若干作者就这个主题，赞同地援引了托克维尔的担心：随着一种新的“民主的专制主义”的风险，一种多数的专横暴政可能就会崛起。
这种分析与有关参与者的体验不谋而合。“我改变了信仰，因为我成熟了，并且生活在一个正在瓦解的、渴望信仰的社会里”，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试图解释他改信共产主义时说。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题目。它与现代精神有些关系，与失去根系连结有些关系。实际上，一种反现代的特征，一个对现代精神的反叛，明白无误地存在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之中。然而，我们切勿让这类措词的表面可信性引入歧途。毫无结构的群众社会？在被引用的作者那里，这种说法指的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吗？这显然有些对不上号。
当然，托克维尔描写了美国，那里从来未曾存在过封建的结构，而且个人主义的价值被载入宪法。如果说20年代确实曾经有过一个群众社会，那么，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然而，美国虽然决定接受了T型福特汽车大批生产模式，和好莱坞的早期作品，也许也决定采取斜眼窥视邻里的态度，几十年之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把这种态度描绘为“目光朝外”，但是，它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和俄国绝不是典型的现代的群众社会。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处处都显示了从前的社会结构的痕迹，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庄园领主和工业卡特尔，有等级意识的官员和毫无疑问的对教会的忠诚。在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自觉破坏残存的、现代化之前的结构的时代；然而，没有任何人能把1917年的俄国或1927年的苏联，描写为是单一孤立化个人的、现代的群众社会。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如果从根本上讲有这类群众存在的话），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一种特别明显的迫害狂，以保护不受尚存未泯的自我怀疑的困扰，当然，还包括元首。
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背叛并不局限在知识分子当中。很多心智更为脆弱的人，在领袖们的荫庇下，飞黄腾达起来，领袖们允许他们虐待毫无救助的牺牲者。极权主义的时代也是一种怯懦的时代。懦夫们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为领袖们去犯罪。他们理应受到鄙视，而盲目的积极分子和被诱惑上当的理想主义者却令人不寒而栗。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仅背叛了某些特定的政党的价值；他们也背叛了公民社会，然而，没有公民社会，他们就无法生存。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我们永远也不许忘却它。
至于德国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1933年春天和夏天的几个月，当时少数人能成功地超脱时代的激情，而很多人则陷入一种罕见的、耿耿于怀的对自由的怀疑。在若干人身上，这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惊愕。恩斯特·永格尔（Ernst Junger）歌颂了“全面总动员”，并且粉碎了“工人”的反无产阶级的理想；卡尔·施密特（Carl hmitt）把政治归结为朋友－敌人的关系；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郑重其事地要求“右的革命”。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33年在大学校长会议上确实臭名昭著的讲话，颂扬了把“教师和牧师等级”让位于“军人等级”的时代，也就是说，哲学家们把阵地交给纳粹冲锋队去摆布。（甚至连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身居国外，也有过谨慎好奇的短暂的阶段。）他们都不是在纳粹分子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同其他数以百计的人一起，成为纳粹的同路人。
共产主义的诱惑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哪怕仅仅是因为落入诱惑圈套的人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即津津乐道地讲述和写下他们的历史的倾向。里夏德·克罗斯曼在他的著作《不是上帝的上帝）——这是一本凯斯特勒和吉德（Gide）、赖特（Wright）和西伦（Silone）、斯彭德（Spender）和费舍（Fisher）的忏悔录——的绪言里，谈到了“绝望和孤独”是“改信共产主义的主要动机”，然后提出令人惊讶的、然而也许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但是，不管人们采用什么名称，这种有关一种积极的斗争共同体和同志关系的思想包含了个人的牺牲和消灭一切阶级或种族的差别的思想，在所有西方的民主国家里，都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一般政治党派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它能为其成员提供的东西之上的：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什么也不提供，却要求得到一切，包括放弃精神的自由。”人们不妨看一看受虐狂的要素吧，也就是在这种诱惑中的自我毁灭因素，它把过分的希望与彻底的百依百顺相结合在一起。
人们也许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描写为一系列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的历史，这里采用路易斯·费舍（LouisFisher）的（只是过于现实的）对那些事件的比喻，那些事件有助于受到诱惑的左派清醒过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杀实际上并未触动很多从前的改变信仰者，因为他们那抽象的、几乎是美学的信仰包含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不把所需要的鸡蛋打破，就不能做出大蛋卷。（即使在同共产主义决裂之后，斯特芬·斯彭德还写道：“也许可以为暴力、集中营、科学和艺术的颠倒曲解辩解，如果这些方法最终导致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的话。”）直到最近，乌克兰的消灭富农和集体化这种凶残的办法才被充分地载入文献。30年代的公判大会对好些人有过一些影响；然而，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宣告取消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强烈地促使幻想的破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向所有的参加者显示了这种同盟，违者往往有杀身之祸的后果。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幻想进一步破灭。但是，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显然，诱惑是无疆界的。他们一直坚持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大挑战和否定，坚持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甚至还有某些人，尽管为数极少，直至在1989年革命中共产主义结束之后，还成为殉道士墓碑载入本世纪的血醒历史。
其他的因素补充了在欧洲的极权主义史里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的扭曲、领袖的引诱和知识分子的背叛。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在两者之间，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读者们并未忽略，弗朗茨·诺伊曼在谈及有关极权主义时，谈到了“对个人进行原子化和孤立化”时，他把这两个词作为及物动词来应用。换言之，这是指极权主义干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可能会说是“权力上的极权主义”——把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因此，用托洛斯基（Trotzki）的话讲，它是一种“不断革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汉娜·阿伦特的一种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必然会消灭运动自身，并且随之也会取消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值得结合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个论点进行思考。倘若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也意味着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家形式；按其本质，它不可能持久。实际上，它很匹配弗朗茨·诺伊曼对国家社会主义巨兽的描绘，这种描绘初看起来是极为不可能的：“一种非国家，一种杂乱无章，一种无法无天、造反和无政府的状态。”
因此，极权的初始状况是没有有意义的前后关系的特权和没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权利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是说，是一个既不能向前走进公民的社会、也不能后退到较传统的模式的社会。极权主义的过程排解这种不可调和性，它残暴地破坏一切留存着的传统的或专制制度的结构。然而，它没有用任何持久的东西去取代它们。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极权主义是纯粹的破坏。因此很容易诱使人们用心理病理学的概念，对它进行分析。极极主义的领导人们按照他们的办法残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之后，就引导着他们本国的人民进行集体自杀。不太形象地讲，不断的革命也是一种不间断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极权主义的统治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紧急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它或者导致墨守成规的形式，从而也导致那种“必然会取消运动本身”的稳定，或者导致灾难，这一般意味着战争。
因此，极权主义是对无组织进行组织的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政府制度。人们必然会问，它是否以这种形式确实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在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也许相当接近一种极权的情势；然而，任何一种战时政府本身都必然会有极权的倾向，也会去干纳粹在短短的6年战争内所干的一切。在斯大林统治时，战争也帮助他巩固一种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在形式上比纳粹统治更为完善，因为在莫斯科比在柏林更加难以预见，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不祥的叩门声会轮到在谁家的门上敲响。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从未超出言词的运用范围太远；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变成为专制制度特征和现代特征的混合体，从那时以来，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再出现这种混合体。毛泽东要治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但是，他向着纯粹的极权主义的方向上迈出了很多步，并且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任何的稳定化。人们也想起波尔波特、艾地·阿明和一系列其他的战后的统治者，他们所干的规模较小一些，但是其恶果却几乎毫不逊色。
有些人曾经抗御住极权主义的诱惑。能够这样做的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岛》除了很多其他的感慨外，留下了他对其中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感情，谁也不再能够回忆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行为举止永远不许忘却。索尔仁尼琴本人赞成重建一个较古老的俄国的思想，而不是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这也同样地适用于德国抵抗的核心思想。1944年7月20日的起义，目的在于争取体面规矩和法治国家，而不是争取自由的宪法。少数人指出前进的道路，他们既不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也没有屈从于这些制度的诱惑。也许他们必然是粗暴的个人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就属于这种人。在下一章里，将会更详尽地谈到雷蒙·阿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1944年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作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尔在流放遥远的新西兰之时，完成了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表达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一切不能容忍自由的人的愤怒。
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阻止政治的变化并非灵丹妙药；它可能带来不幸。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的纯洁无邪和美中去。我们的天堂之梦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一旦我们开始依仗我们的理智，一旦我们开始磨炼我们的批判的才能，一旦我们感到要呼吁大家要负起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是呼吁大家要负起促进知识进步的责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就再也不能返回到服从部落的巫术的状态中去。对于那些品尝过认识之树的味道的人来说，天堂的乐园失去了。我们愈是企图返回到部落共同体的英雄的时代去，我们就愈加肯定无疑地落在宗教法庭、秘密警察和一种浪漫化的匪帮歹徒的手中。倘若我们此时才开始压制理智和真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以粗暴和最猛烈地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告终。不可能返回到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中去。如果我们扭头向后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走完整个路程——我们必然会变为野兽。”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不管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明确地回答它。倘若我们梦想返回我们的童年，倘若我们被诱惑去信赖别人，并且因此而感到幸运，倘若我们面临肩扛十字架——人性的、理智的和责任的十字架——的任务而退缩，倘若我们失去勇气，并对十字架的重荷感到疲倦，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清楚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简单的决定，来增强我们自身的意志。我们可能又将变为野兽。然而，如果我们依旧想做人，那么，只有一条道路，亦即走向开放的社会的道路。”
把整个皮层、整个脂肪和肌肉都从社会契约的纯净的骨头上剥落下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些提出一些根本问题的时代。有时，它们甚至会得到回答。
3．各种专政和简单的尺度
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是否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情，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极权主义可能两次肆虐同一个国家吗？如果这里所推荐的分析结果是对的，那么它就不可能这样。如果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才走过了它的破坏性的道路，那么，它产生的条件就因此而一劳永逸地铲除了。也许，这个分析不对。无论如何，它具有若干必须在此道明的含意。其中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已经不受极权主义危险的侵害。这是一句大话。另一个含意是说：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联不再是极权主义的。那么，如何来描述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体呢？第三个含意听起来几乎如同历史主义的假设一样，即历史是一种单行道：凡是现代精神得到了贯彻的地方，它就不会再被扳倒重来。这个假设能立脚吗？在我们进入到第二次三十年代战争之后的世界之前，必须清理一下概念的多样性和混乱：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官僚体制，专制制度。这是现代的社会冲突借以表现的一些政治形式。人们不必掌握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但是，必须清楚概念。
1979年11月，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一篇文章，它不仅帮她阐明美国大使在联合国的立场，而且为里根总统的行政当局提供一个根据，让里根有理由背离他的前任卡特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文章题为《各种独裁制度和简单的尺度》，仿佛是在一场代理人战争中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它是对卡特的安全顾问齐比克涅夫·布热津斯基所代表的政治态度的直接攻击。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为了她的目的，采取一种话语尖锐的方式，提醒人们要注意布热津斯基对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的分析（他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布热津斯基认为（她这样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进程。因此，它或早或迟必然会摧毁一切前现代化的、专制的政体。这个进程的直接结果往往是累赘的；它甚至可能是共产主义；但是，美国必须在历史的书页上找到它的位置，而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阻止历史的行进。本来也只有那些真正现代的社会最终才可能是民主，而如果给它们以机会，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会这样去实现的。
这种模式是熟悉的。现代精神的道路总是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虽然这当中有时也存在着极权主义的炼狱。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不赞同这个分析。不管现代化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做什么，对她来说，世界是按照其他的标准划分的。只有很少的、极少的民主国家。让人民熟悉和掌握一种民主制度的习惯和机构，“一般需要数十年，如果不是说数百年的话”。也许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是惟一的例子。其余的基本上是专制制度。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传统的或者善意的专制和革命的或者恶意的专制。珍妮·科克帕特里克虽然强调这种区分，她对二者的弱点不抱什么幻想。“一般而言，传统的专制主义者容忍社会的不平等、残暴和贫困，而革命的专制制度本来就制造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依照她的看法，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传统生活的弊端更能容忍一些，因为它们是司空见惯的、熟悉的、而革命的专制制度在其建立的过程中，也还要破坏一切众所周知的和习以为常的东西。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兴趣在外交政策上。根据她的精明的、尽管也是相当玩世不恭的分析，她的结论是再显然不过的。关于索莫查，也许也关于特鲁西洛（Trujillo），据说罗斯福曾经有过评论：“他是婊子养的，不过，至少是我们的婊子养的崽子。”科克帕特里克把这种观点用学者的语言来表达。“一些自己理解为我们的敌人的集团，也应该被作为敌人来对待”，反之亦然。关于她的文章的剧烈的辩论，基本上围绕着这些结论进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读起来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来为美国对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的腐败家族和将军们的专制提供支持作辩护。它们容易诱使人们把地缘政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道义的考量之上。撇开道义问题不讲，科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也会导致某些实际的困难，正如自1986年在菲律宾很多地方发生的那样，人民的权力在大街上扫除了华盛顿的独裁、专制的朋友。
不过，对政治体制的基础分析是重要的，尽然人们拒绝它的外交政策的结论。无论如何，这里所暗含的而且有时是阐明的模式是另外的样子。它保持“威权主义者”的概念（这里遵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老师弗朗茨·诺伊曼的用语），把此概念用于一些有一个相对狭窄的、传统的阶层实施统治的政治体制，因为它历来就一直如此。只要人们不再要求（政治的）参与，一些精英就会去关心他们的福利，不管是在美好的时代，还是艰难的时世，也不管是否有善意的统治者，还是恶意的统治者。这样一种威权主义在现代的世界难以保持下去。无疑，在对科克帕特里克论文的辩论中，人们也正确指出，没有理由为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的断言辩护。在要求得到应得权利和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一个专制政体的解体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很不彻底。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也许是第二个例子。
拒绝不彻底的现代化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然而，并非必然如此。非民主的政府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较为稳定的、首先是较少凶残性的形式，对这种政府，很不容易作出一种深刻易记的一般的描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也在亚洲，我们发现一些政体同时是假专制的和准极权的。没有传统的自诩的精英们，虽然援引旧的价值，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忙于把新的财富引入到少数人的腰包之中。一项增加（经济的）供给的自觉的政策与同样是自觉的、限制多数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相结合。这种中间形式可能比极权主义的政体稳定一些，但是，它不是稳定的。它总是摇摆于极权主义的封闭和民主的开放之间。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主意可能比科克帕特里克的主张好一些，他告诫不要上这类政体的当，如果它们讨好美国的话，因为在它们当中，毫无思想的企业家可能损失很多金钱，而毫无思想的政府又会丧失很多善意。
至少在理论上，现代特有的统治形式会令人感兴趣一些。让我们从它们的风险开始吧。纵然有些国家已经跨越了托克维尔的现代精神的门坎，在它们那里平等的种子正在发芽，但是，那里仍然存在风险。实际上，现代政治的任何基本要素——领导，（公民的）参与与行政管理——本身都蕴藏着危险。现代精神并不排除专政；多数派的暴政的旧思想是不容否定的。蛊惑煽动、民粹主义、“雾月18”时期的骄横跋扈，也就是说，统治者——或者女统治者——的专横跋扈，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代表多数，同时却践踏蹂躏公民社会的英国式花园，这些都是极为现代的政治形象。这也适用于（公民）参与的更为极端的形式。自从1968年以来，如果不是说更早的话，“民主”这个词常常被滥用。有一种所有的人都持续参与所有事情的形式，它并不促进自由，即并不推动通过冲突促使演变，而是妨碍着自由。其界线不易划分。难道大规模的群体大学是一种永生不变的药方，或者是已俱形态的民主？而且，通过全民公决和全民表决进行统治的情况又如何呢？
然而，最为严重的危险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噩梦——官僚体制。它的最极端的形式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后极权主义时期的官僚体制，它尤其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最极端的形式几乎未作过分析过。其原因也在于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一些令人简单化的范畴。恰恰不仅仅有专制和民主，更不用说只有极权主义和自由。中国、苏联和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1989年的革命开始之际，早已把文化大革命的、斯大林的以及卫星国里斯大林式的紧急状态制度置之脑后。不再是一个独夫式统治者的灾难性的政体，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层掌握大权。它的手沉重如铅。它组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行政机构，控制一切生活领域，自己却不受监督。这个占据最重要职位的统治层首先对它自己的生存感兴趣，甚至是首先对自己的舒适安逸感兴趣。它把其余的一切人都保持在一种依附和贫穷的状态之中。对于多数人来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它借口已经消除了的东西的相当纯粹的形式，即剥削的一种相当纯粹的形式，除非由于这个统治层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没有很多东西可供剥削。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在现代社会里能够保持这么长久，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它比它之前的极权主义好一些。这是不容低估的；人们的思维总是相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保障了某种最低程度的社会生存，无论如何，它们为那些忠于这种政体的人提供了这种保障。第三个原因无疑就在于统治者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尤其是作为克格勃，作为东德那样的国家安全警察或者秘密警察，他们无孔不人，无所不在，当然也作为通过（苏联）老大哥的军队进行威胁，处处都可以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还有其他的原因。然而，首先恰恰是这种统治形式最终同样难以维系，无法坚持。由于它没有提供像现代精神那样的一种选择机会，而是毋宁说封锁了通往现代社会的福祉之道路，于是，人们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要求这两样东西，即要求享有更多的应得权利和更大的供给，而且要求这是载入一种自由的宪法的。
现在，自由世界的国家看到自己面临着自己的风险。在某些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也不是有多大的不相似。带有某种推测，人们首先不得不担心由于官僚体制和民主的错误结合而产生“熵”（Entropie）。倘若把理性管理生活的现实与民主参与的幻想结合起来，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活动的了。马克斯·韦伯在他忧郁的时刻，曾经陷入他自己的不可逆转理论，并称顺从依附的官僚体制的外壳是“牢不可破的”。的确，如果人们的意志和抵抗力没有转化为革新和战略性的变化，它是打不破的。单靠民主是不够的，不足于动摇或监督官僚体制。也许有些人过分夸大了20世纪70年代的硬化症，尤其是夸大了欧洲国家的硬化症，但是，很难否定一些民族的式微和没落与它们没有能力促进演变、探索新的道路息息相关，与它们没有能力既通过增进人人共有的应得权利、又通过扩大丰裕富足的供应来增加生存机会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应该由自由的宪法来完成的事情。因此，仅仅用简单的套语是不够的；当我们在考察现实存在的自由的各种混合宪法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混合得好的宪法是罕见的，如此罕见，以致人们会乐于去理解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排他性概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并不是原谅。断言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是历史主义的做法，然而，从一开始就对传播自由的宪法的任务表示绝望，则是不负责任的。“建立和保持民主的机构”也许“特别困难”，而企图“对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强加错综复杂的、不熟悉的政治实践”，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难以看出，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国家不应该是“世界的助产士，帮助民主的诞生”。自由的宪法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义务。
因此，各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也有幸看到，关键就在于此。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战后的时代，在战争之中就已开始了。各种重要的群体着手思考和平的秩序。从这种思考产生的战后时代的国际体系，被证明不是持久的；由于冷战的开始，它早就开始破裂，而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对它失却兴趣之时，它就土崩瓦解了。不过，这个体系的思想还是一种重要的标志。联合国作为保卫和平和人权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作为增长着的经济体之间游戏规则的卫士；世界银行体系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的道路上，这些都是不坏的里程碑。
1945年之后，帮助发展自由的宪法是同样重要的，1989年之后，这种帮助又再次变得重要。无疑，在这方面也犯过某些天真幼稚的错误。昨天的改造说教者也好，今天的民主的某些专利药品的旅行推销商也好，都于自由宪法的事情无所补益。的确，相信现代连同自由的宪法都不可逆转，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投入。然而，‘谁不赞成我，谁就是反对我”，持这种目光短浅观点的人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更为糟糕。只有各种独裁专制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尺度。开放的、自由的社会能够同时既帮助其他的社会、又并尊重它们的自身特点。这就是在极权主义时代结束之际突然闪亮起来希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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