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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l）解释原始状态和提出可在原始状态中用来进行选择的各种原则，（2）论证事实上可能＿采用哪些原则。本章将讨论适用于体制的两个正义原则和适用于个人的几个原则，并说明这些原则的含义。因此，目前我所关心的只是这个理论的第一部分的一个方面。要到下一章我才着手解释原始状态问题，并开始提出论据说明这里所考虑的原则事实上会得到承认。要讨论的各种问题有：作为正义主题的体制和形式正义的概念；三种程序正义；关于善的理论的地位；正义原则就是平等主义原则的观念以及其他观念。每一个讨论的目的都是要说明这些原则的含义及其运用问题。
第10节
体制和形式正义
社会正义的原则的基本主题是社会基本给构，也就是把主要的社会体制变成一种合作安排。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在这些体制中指导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确定对社会生活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适用于体制的正义原则，决不可与适用于个人及个人在特殊情况下的行动的正义原则混为一谈。这两种原则适用于不同的对象，因此必须分别讨论。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体制就是一种公共规则体系，这种体系规定职务和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规定权力和豁免，等等。这些规则详细说明某些行动是可以允许的，另一些行动是被禁止的；对于可能发生的违犯行为，它们还规定了某些处罚和辩护，等等。我们可以把游戏和礼仪、审判和议会、市场和财产制度看作就是体制或更普遍的社会惯例的例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体制：首先把它看作是一种抽象的目标，就是说，由某种规则体系表示的某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其次把它看作是某些人某时某地在思想和行为上实现了这些规则所明确规定的行动。那么，作为已经实现了的体制和作为一种抽象目标的体制，哪一种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这就有点含糊不清了。看来，最好还是说，已经实现的并得到有效而公正管理的体制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而所谓作为一种抽象目标的体制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只是说这种体制的实现可能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
如果体制所规定的行动，按照一种普遍的协议（即规定这个体制的规则体系得到遵守）得到正常执行，那么在某时某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体制。例如，议会体制就是由某种规则体系（或可以有所不同的此类体系）规定的。这些规则列举了某些行为方式，从召开议会会议，到就一项议案进行表决，到提出一个程序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普遍准则结合成一种条理分明的安排。如果某些人完成了适当的行动，按照规定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并相互承认彼此之间的协议，即他们的行为符合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在某时某地也就存在着一种议会体制。
因此，当我说某种体制即社会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规则体系时，我是指参加这个体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能知道些什么，如果这些规则和他参与这些规则所规定的活动是某种协议的结果的话。一个加入了某种体制的人知道，这些规则对他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什么。他还知道别人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别人也知道他知道这一点，等等。当然，就实际存在的体制而言，这种条件并不是始终得到实现的，但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简单的假定。正义的原则必须适用于按这个意义理解的社会普遍安排。如果一个体制的某个次要部分的规则只有属于这个部分的那些人才知道，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这里有了一种协议：只要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认的目的而别人也不会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一部分人就可以为他们自己制定规则。把体制的规则公之于众，可以保证参加这一体制的人知道对彼此的行为有哪些限制，知道哪一类行为是可以允许的。这就有了确定相互期望的共同基础。此外，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一个由共同正义观进行有效管理的社会里，对于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也有一种普遍的协议。我还将在下文假定，对正义原则的选择是在知道它们是普遍的原则的条件下进行的（第23节）。在契约理论中，这个条件是一种自然的条件。
必须指出的是，规定一个体制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等等的基本规则，和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个体制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策略和准则是不同的。合理的策略和准则的基础，是分析个人和集体根据他们的利益、信仰以及对彼此计划的推测将会选定哪些可以允许的行动。这些策略和准则本身并不是体制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关于体制的理论的，例如，是属于议会政治理论的。和关于游戏的理论一样，关于体制的理论通常认为基本规则是既定的，并分析权力的分配方式以及说明参加这一体制的人可能怎样去利用体制所提供的机会。在设计和改革社会安排时，人们当然必须仔细研究体制所允许的各种方案和策略，仔细研究体制往往会予以鼓励的各种行为方式。规则的制订最好要能使人们在其主要利益的引导下，以促进社会理想目标的方式来行动。个人的行为是受他们的合理计划指导的，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协调一致以取得成果，虽然这些成果不是人们所预期的，也许甚至不是人们所预见到的，但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它们仍然不失为最好的成果。边沁认为这种协调一致是人为的利益一致，亚当·斯密则认为是无形之手的作品。这是理想的立法者的立法目标，也是道德家极力主张改革法律的目标。然而，个人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尽管对于评价体制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是规定体制的公共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还可以把某个单一规则（或成批规则）、某个体制（或这个体制的主要部分）同整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区别开来。这样做的理由是：一项安排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可能是不正义的，但体制本身却不是不正义的。同样，虽然整个社会制度并不是不正义的，但某个体制却可能是不正义的。不但单一规则和体制本身可能并不具有足够的重要性，而且还可能在一个体制或社会制度的结构内部，一种明显的不正义行为补偿了另一种不正义行为。如果整体只包含一个不正义部分，那么这个整体的不正义就比可能的要少。进一步来说，可以想象，即使一个社会制度的体制各别来看没有一个是不正义的，这个社会制度也可能是不正义的：这种不正义就是把许多体制变成了一个单一制度的结合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一种体制可能鼓励被另一种体制所否定或忽视的期望并似乎证明这些期望是正当的。体制之间的这些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它们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评价体制时，我们可能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或更狭窄的范围内来考察它们的。
应该看到，正义的概念对有些体制通常是不适用的。比方说，仪式通常就不被看作有正义和不正义之分，虽然无疑也可设想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把头胎子女或战俘用作祭品的仪式。一般的正义理论可能会考虑，在什么时候，仪式和其他通常不被认为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的惯例的确会受到这种批评。大概它们必定多少涉及了人们之间对某些权利和价值的分配问题。然而，我不打算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所关心的只是社会基本结构及其主要体制，因而也就是社会正义的一般情况。
现在，让我们假定存在着某种基本结构。它的规则符合某种正义观。我们自己可能不会接受它的原则；我们甚至可能会认为这些原则是可厌的和不正义的。但是，它们为这个制度承担了正义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就是正义的原则：它们规定了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它们决定了社会合作利益的分配。让我们也设想一下：这种正义观总的说来在社会上是得到承认的，体制是得到法官和其他官员公正而始终如一的管理的。就是说，同样的情况都得到了同样的处理，有关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都得到了现行规范的确认。由体制规定的正确的规则经常得到遵守，并由当局予以适当的说明。这种由法律和体制进行的公正而始终如一的管理，不管它们的真正原则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形式正义。如果我们认为正义就是始终表明一种平等、那么形式正义就要求法律和体制在进行管理时应当平等地（就是说以同样方式）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个阶级的人。正如西奇威克所强调的那样，一旦这种平等被认为是对普遍规则的一种安排，那么它也就包含在关于法律或体制的概念中了。形式正义就是恪守原则，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服从制度。
西奇威克接着又说，显然，法律和体制可以公平地得到实施，但仍然可以是不正义的。同样情况得到同样处理，还不足以保证真正的正义。这一点要取决于原则，因为基本结构就是按照这些原则构造起来的。如果假定一个奴隶社会或种姓等级社会，或一个鼓励最专横的歧视的社会，得到了公平而始终如一的管理，那也没有什么矛盾，虽然这种假定也许不大可能。尽管如此，形式正义，或正义即一律的观念，排除了重大的不正义。如果假定体制是相当正义的，那么，当局在处理某些具体情况时，应该公正无私，不受个人、金钱或其他不相干考虑的影响，这一点就十分重要。就法律体制来说，形式正义仅仅是支持和保障合法期望的法治的一个方面。有一种不正义就是由于法官和其他权威人士在裁决权利要求时没有能够恪守适当的规则或对这些规则作适当说明。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和爱好竟然使他倾向于这种行动，那么他就是不正义的。此外，即使法律和体制是不正义的，但只要它们始终如一地得到实施，也往往是比较好的。这样，那些从属于这些法律和体制的人至少可以知道它们要求的是什么，从而可以努力保护他们自己；而如果地位本来就已不利的人，在这些规则可能给他们以某种保障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受到专横的待遇，那么这种不正义就甚至更严重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背离现行准则以缓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困境，则可能又是一件好事。我们这样做究竟有多少道理，尤其是在损害诚心诚意建立在现行体制上的期望的情况下去这样做究竟有多少道理，这是政治正义的一个复杂问题。总之，能够说的是：形式正义的要求即服从制度的要求究竟有多大力量，这显然取决于真正的体制正义和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有些人认为，真正的正义和形式正义事实上往往是一致的，因此，至少大体上不正义的体制决不舍得到或者无论如何极少会得到公正而始终如一的管理。拥护不正义的安排并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和轻蔑地否定别人的权利和自由权的人，据说不大可能允许对法治的顾忌来妨碍他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利益。一般法律的不可避免的含糊不清，以及对法律的解释所可能有的充分余地，助长了作决定时的武断行为，只有坚持正义才能使这种行为有所收敛。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我们找到了形式正义，找到了法治和对合法期望的尊重，我们也就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正义．公正而始终如一地遵守规则的欲望，使同样情况得到同样处理的欲望，以及接受普遍准则实施后果的欲望．是同承认别人的权利和自由权以及公平分享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欲望（或至少是意愿）密切相关的。一种欲望往往与另一种欲望联系在一起。这种论点当然似乎有理，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研究。因为只有等到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的最合理的原则。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人们终于确认了这些原则并以之为律己处堂之道，这种论点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些原则的内容及其在理智和人们态度中的根据，我们也许就能确定真正的正义同形式正义是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11节
正义的两个原则
现在，我要以一种临时的方式，说明我认为在原始状态中可能被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在这一节里，我打算只作最一般的评论，因此，对这两个原则的第一个说明只是一种尝试。随着评论的进行，我将简略地述及几种提法，然后逐步接近下文的最后说明。我相信，这样做可以使阐述自然展开。对这两个原则的第一个说明如下：
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 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在第二个原则中，有两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即“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向所有人开放”。更准确地确定这两个用语的含义，将会在第13节中导致对这个原则的第二个说明，第46节将对这两个原则给予最后的说明；第39节将考察对第一个原则所作的说明。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这两个原则的一般评论就是说它们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们可以指导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指导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对这两个原则的阐述表明，它们预先假定社会结构可以分成两个多少不同的部分，第一个原则适用于一个部分，第二个原则适用于另一个部分。这两部分分为社会制度中规定并保障公民平等自由权的那些方面，以及规定并确立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那些方面。粗略地说，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就是政治自由权（选举权和有资格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权和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和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按法治概念规定不受任意逮捕和拘押的自由。第一个原则规定所有这些自由权都是平等的，因为正义社会里的公民是应该拥有同等的基本权利的。
第二个原则大概首先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适用于利用权力和责任差异的组织机构或指挥系统的设计。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必平等，但必须对每个人有利，同时，权力地位和指挥职务也必须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应用第二个原则就是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然后，按照这个限制条件来安排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使每个人都得到好处。
这两个原则要按照一种序列来安排，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这种次序意味着，如果背离了第一个原则所规定的平等自由权体制，那么即使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也不能对这种做法进行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权力层系，必须符合乎等公民自由权和机会平等。
显然，这两个原则的内容是相当具体的，但这两个原则能否被接受，全在于我最后必须努力予以解释和证明的某些假定。随着讨论的进行，正义理论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社会理论。此刻应该说明的一点是，这两个原则（对各种说明都适用）是一种更普遍的正义观的一个特例，这种正义观可以表述如下：泛，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从体制上予以规定的这些平等权利可能会互相妨碍。
另一件需要牢记的事是：如果原则提到了人，或要求每个人都从某种不平等中得益，那是指占有基本结构所规定的各种社会地位或职务等等的具有代表性的人。因此，在应用第二个原则时，我假定能够把某种对福利的期望赋予占有这些地位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这种期望表明了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的他们的生活前景。总之，有代表性的个人的期望决定于整个结构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如果这一点发生了变化，期望也随之变化。因此，我假定人们的期望是互相联系的：如果改善处于某种地位的有代表性的人的生活前景，我们可能会使处于其他地位的有代表性的人的生活前景或者得到改善或者变得更糟。既然第二个原则适用于体制的形式，那么它（或者更确切的说，它的第一部分）就涉及到有代表性的个人的期望。正如我在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对于把特殊的善分配给可以指出具体名字的特殊个人这种情况，这两个原则都是不适用的。至于某个人正在考虑怎样把某些商品分配给他所知道的穷人。这种情况不属于这两个原则的适用范围。它们所要做的是调整基本的体制安排。我们决不可认为，从正义的观点看，在把善对具体的人的行政分配与恰当的社会设计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对前者的常识性的直觉不是理解后者的好的指南。
第二个原则就是坚持认为每一个人都应从基本结构中可以允许的不平等中得益。这就是说，如果由基本结构规定的每一个有关的有代表性的人把基本结构看作是一个始终关心的问题，那么，他宁愿要有不平等的生活前景，而不要没有不平等的生活前景，这大概是合理的。一个人不可以借口处于另一地位的人的更大利益会超过处于某一地位的人的损失而为收入或组织权力的差异进行辩护。更不能用这种办法来抵消侵犯自由权的行为。把功利原则应用于基本结构，可以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增加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总量（按照古典的观点，根据他们所代表的人数来衡量）；这就可以使我们损有余以补不足。相反，这两个原则则要求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中得到好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把最初的平等安排看作是一种基本标准，就可以有无数的办法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利益。那么，我们怎样来选择这些可能性呢？必须对这两个原则予以详细的说明，以便使它们产生出一种明确的结论。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第12节
对第二个原则的解释
我已经提到，由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这两个用语含糊不清，第二个原则的两个部分就都有了两种应有之义。由于这些意义是彼此独立的，这个原则就有了四种可能的含义。假定关于平等自由权的第一个原则自始至终意义不变，那么我们对这两个原则就有四种解释。这些解释由下表表示：
“每一个人的利益”
“平等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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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原则
差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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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才开放职业的平等
自然自由权制度
自然贵族政治
平等即公平机会的平等
自由的平等
民主的平等
我将依次概述这三种解释，即自然自由权制度、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就某些方面说，这个序列更多地是直觉序列，但是通过解释自然贵族政治而安排的序列也并非毫不重要，因此我也将予以简短地评论。在提出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时，我们必须确定哪种解释更为可取。我将采用民主的平等这个解释，在本章中说明这个概念的含义。赞成在原始状态中接受这个概念的理由，要到下一章才开始讨论。
我将把第一种解释（在两种序列中）称之为自然自由权制度。在这个提法中，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被理解为效率原则，并加以调整以适用于体制，在此情况下，也就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第二部分被理解为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按照传统的说法，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各种事业都是向人才开放的。在所有这些解释中，我都假定关于平等的自由的第一个原则得到了实现，而经济大致上都是一种自由市场制度，虽然生产资料可能是私人占有的，也可能不是私人占有的。因此，自然自由权制度认为，实现效率原则并使各种地位向那些能够而且愿意努力争取这些地位的人开放的基本结构，将会导致一种正义的分配。这样来分配权利和义务被认为产生了一种安排。这种安排用这种分配的结果所证明的任何一种公平的方法来分配财富和收入，权力和责任。这种理论包括了纯粹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而关于程序正义问题留待以后另作解释。
这里有必要用几句题外的话来说明一下效率原则。这个原则不过是为了应用于基本结构而提出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巴莱多最优化原则。不过，我们将始终使用“效率”这个词，因为从词义看，这是个正确的字眼，而“最优化”这个词表明它的概念要比实际上广泛得多。当然，这个原则本来就不是要适用于体制，而是要适用于经济制度的某种结构，例如，适用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分配，或者适用于生产方式。这个原则认为，只要无法办到把一种结构改变得使某些人（至少一个人）更幸福，而同时又不致使另一些人（至少一个人）更不幸，那么这种结构就是有效率的。因此，如果不存在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又不使另一个人处于不利地位的善的再分配，那么在某些个人之间对现有商品的分配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没有办法改变投入，使某种商品的生产较多，而又不致使另一种商品生产较少，那么这种生产组织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我们能够生产更多的某一种善而又不必减少对另一种善的生产，那么现有的更多的善就能够用来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又不致使其他人的境况恶化。这个原则的这些适用情况表明，它确实是一个效率原则。如果还有办法做到使某些人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又不使其他人的处境更糟，那么善的分配或生产安排就是没有效率的。我将假定，原始地位中的各方接受这个原则，就是为了判断经济和社会安排的效率（参见关于效率原则的附加讨论）。
效率原则
假定可以在X1和X2两人之间分配的现有商品量固定不变。以AB线上各点表示X1在对应水平上的得益时，则除曲线所指示的那一点外，无法使商品分配有利于X2的各点。设D点=（a，b）。然后使Xl处于平面a的位置，则X2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为水平线b。
在图3
中，原点O表示任何商品分配以前的位置。AB线上的各点即效率点。AB线上的每一点都可看作符合巴莱多的标准：任何再分配都不能使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境况更佳而又不使对方境况更糟。这一点由AB线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出来。既然现有的商品数量是固定的，则一人得益另一人必定受损（当然，如果基本结构是一种产生一定数量积极利益的合作体系，则这一假定不复存在）。一般地说，OAB区域被当作是一种凸集合，这就是说，如果在该集合中有任何成对的点，则连接这两点的直线上的各点也在该集合之内。圆、椭圆、正方形、三角形等等都是凸集合。
显然，事实上有许多效率点，所有这些点都在AB线上。效率原则本身并不挑选特定的商品分配方式作为有效率的分配方式。在有效率的分配方式中挑选另外某种原则；即正义原则；是必要的。
在这两点中，如果其中一点处于另一点的东北方，那么根据效率原则，这一点就是较优的点。在西北方或东南方的点是不能比较的。由效率原则规定的次序只是一种偏序。因此，在图4中，虽然C优于E，D优于F，但AB线上的点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问题。效率点是不能划分等级的。甚至表示有关各方中的某一方拥有一切的端点A和瑞点B，也和AB线上的其他点一样，是有效率的。
请注意：我们决不能说AB线上的任何一点优于OAB区域内的所有各点。AB线上的每一点仅仅优于西南区域内的那些点。因此，D点优于由连接D和a及b的虚线所表示的矩形内的所有点。D点并不优于E点。这些点是不能划分等级的。然而，G点却优于E点，因而属于角上有E点的小三角阴影区的那一段AB线上所有的点也优于E点。
另一方面，如果把45度线看作是表示平均分配的轨迹（这表现为对一种人际对轴线所作的基本解释，是前面的评论中没有提到的一种假设），如果把这一点看作是作决定的又一根据，那么。从全面考虑，D点也许比C点和E点都更为可取。它与这条线接近得多。人们甚至可以确定，区域内的一点，如F，比c这个有效点更为可取。实际上，根据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正义原则优先于对效率的考虑，因此，大致说来，表示正义的分配的区域内的各点，一般要比表示不正义的分配的有效点更为可取。当然，图4描述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情况。它对基本结构是不适用的。
然而，有许多有效的结构。例如，一个人得到全部现有商品的分配是有效的，因为并不存在任何使某些人境况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人境况更坏的重新安排。占有全部商品的人必定会失败。不过，当然也并非每一种分配都是有效的；这一点也许可以从这种多寡悬殊的情况得到说明。只要某种分配使某些人愿意与其他人交换善，它就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这种交换意愿表明存在着一种既改善了某些人的境况又不损害其他任何人的境况的重新安排。事实上，有效的分配就是一种不可能找到更有利的交换的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占有一切的那种善的分配是有效的，因为所有其他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和他交换。因此，效率原则承认有许多有效的结构。每一种有效安排都比其他安排好，但没有一种有效安排比另一种有效安排好。
现在，效率原则可以通过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适用于基本结构。例如，我们能够说，如果无法改变规则，无法重新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安排，从而提高任何有代表性的人（至少一个人）的期望而同时又不致降低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至少一个人）的期望，那么，基本结构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安排就是有效的。当然，这种改变必须符合其他原则。这就是说，在改变基本结构时，我们决不可以违反平等自由权原则或对开放职位的规定。所能改变的是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组织权力和其他各种权力管理合作活动的方式。对这些基本善的分配，同对自由权和获得自由权的限制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加以调整，以改变有代表性的个人的期望。如果无法改变这种分配以提高某些人的希望而又不致降低另一些人的希望，那么基本结构的安排就是有效的。
我将假定，基本结构有许多有效的安排。其中每一个安排都明确规定了对社会合作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是要在这些安排中进行选择，找到一种正义观，以便从这些有效分配中挑出一种也是正义的分配。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以一种仍然符合效率的方式超出了纯粹效率的范围。现在检验一下这样一种设想，即只要社会制度是有效的，自然就没有理由为分配问题担心。一切有效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都被宣布为同样正义的。当然，这种设想对于向已知的个人分配某些善来说，可能是古怪可笑的。没有人会假定，若干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否恰巧占有一切，从正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对基本结构来说，这种设想似乎是同样不合理的。因此，情况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如果不降低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比如地主的期望，农奴制就不可能得到重大的改革，而按照这些人的期望，农奴制是有效的。然而，在同样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不降低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比如自由劳工的期望，自由劳工制度就不可能改变，因此，这种安排也同样是合理的。更一般地说，只要一个社会被恰当地划分为若干阶级，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每一次都把最广泛的代表性赋予社会中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人是可能的。这种最广泛的代表性至少给这一个人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地位，因为不可能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提高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而又不致降低另一个人，即对其规定了最广泛的代表性的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因此，每一种最广泛的代表性都是有效的，但它们不可能都是正义的，也不可能是同样正义的。这些论点只是为了替社会制度找到向已知个人分配某些善的相同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占有一切这种分配是有效的。
不过，这些考虑只是表明了我们始终知道的事情，就是说，光有效率原则还不能成为一种正义观。因此，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予以补充。在自然自由权制度中，效率原则受到了某些背景体制的限制；只要实现了这些限制，其后的任何有效分配就都被承认是正义的。自然自由权制度大致上是以下列方式来选择一种有效分配的：假定我们从经济理论知道，根据规定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般假定，收入和财富将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在任何一段时间产生的某种有效分配都决定于资产的原始分配，就是说，决定于收入和财富以及天生才智和能力的原始分配。随着每一次原始分配，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有效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承认上述结果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正义的，那么我最终将必须承认资产的原始分配始终赖以决定的基础。
在自然自由权制度中，这种原始分配受到事业向人才开放（如前面所规定的）这个观念所包含的各种安排的支配，这些安排以自然自由权为背景（由第一个原则明确规定），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先决条件。它们要求有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均等，使所有的人至少拥有得到各种有利的社会地位的同等合法权利。但是，除了为维持必要的背景体制而必须做的以外，并没有为维持社会条件的平等或相似而作出任何努力，所以资产在任何时期的原始分配都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意外事故的强烈影响。例如，现有的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就是先前对自然资产——天生才智和能力——的分配的累积结果，因为这些资产或者已经开发，或者尚未实现，而由于社会环境以及诸如意外和幸运这类偶然因素，对于这些资产的利用或者一直得到赞同，或者始终遭到反对。从直觉上说，自然自由权制度的最显而易见的不正义，就是它允许分配份额受到这些因素的不适当的影响，而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些因素太没有道理了。
正如我将要谈到的那样，对这两个原则作自由主义的解释，是试图给事业向人才开放的规定再加上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这个条件来改变这种情况。这里的思想是：地位不仅在正式的意义上是开放的，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取得这些地位的公平机会。这里的意思一下子看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能力和技艺的人应该具有相似的生活机会。说得更明确点，假定要对自然资产进行分配，那么那些具有同等才智和能力并同样愿意利用这些资产的人，都应该有取得成功的同样前景，而不管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就是说，不管他们出生于什么收入等级。在社会的各个部门，每一个具有相似动机和天赋的人，都应该有大致平等的文化和成功的前景。具有相同能力和抱负的人的期望，不应受到他们的社会阶级的影响。
因此。对这两个原则作自由主义的解释，是为了极力减少社会意外事故和天生运气对分配份额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从基本结构上规定进一步的条件。自由市场的安排必须符合政治和法律体制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支配着经济事件的总趋势，并维持着为公平的机会均等所必要的社会条件。这个结构的各个成分是人们所熟知的，虽然去回想一下防止财产和财富的过分积累的重要性，回想一下维持人人受教育的平等机会的重要性，也许是值得的。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不应决定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因此，学校制度，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制度，都应以打破阶级界线为其目的。
虽然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似乎明显地比自然自由权制度更为可取，但从直觉来看，它仍然显得不完全。首先，即使它能完全消除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它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由能力和才智的自然分配来决定。在背景安排所许可的范围内，分配份额是由自然不测之事的结果决定的；而从道德的角度看，这种结果是毫无道理的。没有理由要让历史和社会命运来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同样也没有理由要让自然资产的分配来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此外，公平机会的原则只能不完全地实现，至少在家庭体制存在期间是如此。自然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和实现到什么程度，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阶级态度的影响。甚至是努力奋斗的意愿，从而一般说来应该受到奖赏的意愿，其本身也决定于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保证具有相似天赋的人在成就和文化方面具有同等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采用一种原则，它既能承认这个事实，又能减轻自然不测之事本身的毫无道理的影响。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不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促使人们去寻找对这两个正义原则的另一种解释。
在转而讨论民主的平等这个观念之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自然贵族政治观。根据这个观点，除了形式上的机会均等所规定的以外，并无任何要控制社会偶然因素的意思，但是具有更大天赋的人的利益，必须以能促进社会上较不幸部分的善为限。贵族政治的理想适用于一种开放的制度，至少从法律观点来看是如此，而受这一制度之惠的那些人的较优越的地位，只有在居上位者得到较少的利益才使居下位者也可能得到较少利益的情况下，才被看作是正义的。这样，位高任重的思想在自然贵族政治的观念中得到了延续。
因此，自由主义的观念和自然贵族政治观都是不稳定的。一旦我们在决定分配份额时为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或天然机会的影响而感到苦恼，我们在思考时也不免要为另一种影响而感到苦恼。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两种影响似乎是同样毫无道理的。因此，不管我们对自然自由权制度如何敬而远之，但如果没有民主的观念，我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关于这个观点，我仍需予以说明。此外，前面的所有论点都不是赞成这个观念的论据，因为严格说来，根据契约理论，全部论据只有按照原始状态中可能作出的合理选择才能提出。但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要为对这两个原则作出有利的解释作好准备，以使这两个标准，尤其是第二个标准，不会使读者产生过于古怪或莫名其妙的印象。我曾试图证明，一旦我们努力找到了实现这两个标准的办法，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来同等对待，并且不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命运或在自然不测之事中的运气来决定人们在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份额，那么用民主的平等来解释，显然就是这四种选择办法中的最佳选择。有了这些评论作为引子，我现在可以转而讨论民主的平等这个概念了。
第13节
民主的平等和差别原则
如图所示，把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结合起来，就可以作出民主的平等这种解释了。差别原则挑出某种地位，从这一地位判断基本结构中社会和经济安排是否不平等，从而消除效率原则的不确定性。假定体制的结构是由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来规定的，那么地位较优越的人的较高期望，只有在其成为提高地位最不利的社会成员的安排的一部分时才是正义的。这方面的直觉观念是：社会等级不是为了确立和保证境况较好的人的更美好的期望，除非这样做符合命运较差的人的利益（参见下文关于差别原则的讨论）。
差别原则
假定无差异曲线表示被判定为同样正义的分配。那么，差别原则就是一种具有强烈色彩的平等观，除非有一种分配能使两个人的境况更佳（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以两个人为例），否则宁可选择一种平等的分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差别原则才是一种强烈的平等观。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如图5所示。这些曲线实际上是由成直角相交于45度线的垂直线组成的（又一次表现为对一种人际对轴线所作的基本解释）。不管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地位得到了多大的改善，从差别原则的观点看，除非另一人也得益，否则此人无益可得。
设X1为基本结构中受惠最多的有代表性的人。他的期望提高了。x2，即受惠最少的人的期望也随之而提高。在图6中设曲线OP表示X1的更大期望对X2的期望的差异。原点O表示所有社会基本善平等分配的假定状态。OP曲线始终在45度线之下，因为X1始终境况较好。因此，无差异曲线的唯一有关部分就是这条曲线以下的那些部分，由于这个缘故，图6的左上部分就没有包括进来。显然，只有当OP曲线与无差异曲线的最高点相切时，差别原则才能完全得到实现。在图6中，这个最高点就是a点。
请注意：差异曲线，即曲线OP，假定基本结构规定的社会合作是互利的。对于固定不变的现有的善来说，不存在重新分配的问题。同样，如果对利益进行准确的人际比较是不可能的，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失去。只要能够认出受惠最少的人并确定他的合理选择机会，这就够了。
有一种比差别原则较少平等主义色彩，而且也许初看起来似乎比较有道理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如图7所示，代表正义的分配（或者代表所有考虑到的情况的分配）的无差异曲线就是凸向原点的平滑曲线。代表社会福利函数的无差异曲线。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这种曲线的形状表明，当两人中的一人相对于另一人来说已经获益，从社会角度看，则此人所得之更多的利益对他来说就变得只有较少的价值。
另一方面，古典的功利主义者对于如何来分配恒量利益问题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只是为了打破僵局才求助于平等。如果只有两个人，那么在对人际对轴线作出基本解释时，功利主义者的代表分配的无差异曲线就成了垂直于45度线的直线。然而，既然X1和X2是有代表性的人，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利益必须按照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人数来衡量。既然X2所代表的人数可能大于X1所代表的人数，那么这种无差异曲线就如图8所示变得较平。地位有利者的人数与地位不利者的人数之比，规定了这些直线的斜度。如前图画出同样的差异曲线，则可看出，按照功利主义观点，在b点外OP曲线所达到的极点即为最佳分配。由于差别原则选择了b点，而b点又始终处于a点的左方，所以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功利主义允许较大的不平等。
为了说明差别原则，可以考虑一下社会各阶级的收入分配。让我们假定，不同的收入集团是与有代表性的个人相互关联的。参照这些人的期望，我们就能对分配作出判断。假定那些开始在财产占有的民主制社会里是企业阶级成员的人，比在不熟练工人阶级中开始生活的人有着更美好的前景。即使在消除了现有的社会不正义之后，这种情况看来仍然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怎样才能证明生活前景中这种原始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呢？按照差别原则，只有在期望中的差异有利于境况较差的有代表性的人，这里也就是有代表性的不熟练工人的时候，这种不平等才可以证明是正当的。只有在减少这种不平等会使工人阶级境遇更糟时，期望中的不平等才是可以允许的。考虑到关于地位开放的第二个原则的附加条款以及一般的自由权原则，企业家们可以有的较大期望大概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可以改善劳动阶级长远前景的事情。他们的较美好的前景起了刺激作用，使经济过程更加有效，创造发明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等等。最后，由此而产生的物质利益扩展到整个制度，使地位最不利的人也能得益。我不打算考虑这些情况究竟有多大真实性。重要的是，如果按照差别原则，这些不平等是主义的，那么对这类问题必须加以论证。
关于这个原则，我现在要发表几点看法。首先，在应用这个原则时，必须区别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确实被提高到最大限度（当然也要受到上述限制）。境况较好的人的期望的任何改变，都不能改善境况较差的人的地位。于是，最佳安排得到了公认，我将把这称之为完全正义的安排。第二种情况是：所有境况较好的人的期望，至少对较不幸的人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期望被降低了，那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也可能降低。这时还仍然没有达到最大值。甚至地位较有利的人的较高期望，也可能会提高地位最低的人的期望。我将认为，这种安排是完全正义的，但却不是最佳的正义安排。如果较高期望（不论是一种期望还是多种期望）是过分的，那么安排就是不正义的。如果这些期望被降低了，那么受惠最少者的地位就可能会得到改善。一种安排不正义到什么程度，要看这种较高期望过分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对违反其他正义原则，如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依赖到什么程度；但我本打算用任何精确的办法去衡量不正义的程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差别原则严格说来是一种最大值原则，但在上述尚不是最佳安排的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社会应该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境况较好的人的边际贡献是负的，因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这似乎比虽未达到最佳安排但边际贡献是正的这种情况更糟。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甚至更大的差别，使穷人的境况变得更糟，这不但违反了民主的平等，而且也违反了互利的原则（第17节〕。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知道，自然自由权制度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试图超越效率原则，缩小这个原则的作用范围，用某些背景体制来限制它，并把其余的事交给纯粹的程序正义去做。这种民主观认为，虽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纯粹的程序正义，但是前此的种种解释在这样做时仍然使很多情况决定于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但应该指出，差别原则和效率原则是一致的。如果差别原则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么，使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又不使另一个人，即我们打算提高其期望的地位最不利的有代表性的人的境况变得更糟，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正义的规定应能使正义符合效率，至少在这两个原则得到完全实现时应该如此。当然，如果基本结构是不正义的，这两个原则将会允许作出改变，以便降低某些境况较好的人的期望，因此，如果效率原则是用来表示只有改善每一个人的前景的改变才是可允许的，那么民主的概念就与效率原则是不一致的。正义优先于效率，因此它要求作出某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效的。一种完全正义的安排也应是有效的设计，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谈得上一致。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关于差别原则含义的某些复杂情况。如果这个原则实现了，每个人就都得到了利益，这一点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定这一事实是由于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和原始的平等安排相比较，每一个人的地位改善了。但是，事情显然并不取决于能否确定这种原始安排；事实上，原始状态中的人的境况究竟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对运用差别原则并不起关键作用。我们只是按照规定的限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只要像我们所假定的那样，这样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那么来自这种假设的平等地位的估计利益就是毫不相干的，虽然不是根本不可能确定这种利益。然而，可能还有一种感觉，即如果差别原则实现了（至少如果我们作某些自然的假定），那么每一个人也就都得到了利益。让我们假定，期望的不平等是一种连锁关系，就是说，如果一种有利的地位对提高地位最低的人的期望产生了影响，那么它也提高了地位介乎两者之间的所有人的期望。例如，如果企业家的较大期望使不熟练工人得到了好处，那么它们也使半熟练工人得到了好处。请注意：这种连锁关系没有提到地位最不利的人没有得到利益这一情况，所以它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影响。进一步假定各种期望是紧密结合的，就是说，提高或降低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而又不提高或降低其他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尤其是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这是不可能的。各种期望紧密结合，司以说是无法拆开的。不过，由于有了这些假定，人们就会觉得，如果差别原则实现了，每一个人就都得到了好处。在任何双向比较中，境况较好的有代表性的人由于给予他的有利条件而获得了利益，而境况较差的人也由于这些不平等所产生的差益而获得了利益。当然，这些情况并非始终如此。但在此情况下，境况较好的人不应拥有对受惠最少的人可以得到的利益的否决权。我们仍然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参见关于连锁关系的附加讨论）。
连锁关系
为了简明起见，假定有三个有代表性的人。设x1为受惠最多者，X3为受惠最少者，X2介乎两者之间。沿水平轴线划出X1的期望，沿垂直轴线划出X1和X2的期望。表示受惠最多者对其他集团的差异的曲线，从代表假想的平等地位的原点开始。此外，假定受惠最多者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其根据是：即使差别原则可以承认这一点，自由权优先的观念也会拒绝考虑对政治制度等等所产生的不正义的影响。
差别原则所选定的点就是代表X3的曲线所达到的最高点，
如图9中的a点。
所谓连锁关系是指：代表X3的曲线向右方上升所达到的任何一点，代表X2的曲线也能达到，如图9中a点和图10中b点左边的区间所示。连锁关系没有提到的一个情况是，代表X3的曲线向右边下降，如图9中a点右边的区间所示。代表X2的曲线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如虚线X2所示）。连锁关系对图10中b点的右方是不适用的。
代表X2和X3的曲线上升的区间，就是代表地位差异的区间。向右边的任何上升，都会提高平均期望（如果功利是用期望来测量的，即为平均功利），同时也实现了作为一种衡量变化的标准的效率原则，就是说，右边的各个点改善了每一个人的地位。
在图9中，平均期望的上升可能超过a点，虽然受惠最少者的期望下降了（这一情况决定于各个集团的影响）。差别原则排除了这一情况而选定了a点。
所谓紧密结合是指：代表X2和X3的曲线都不是水平延伸的。在每一点上，这两条曲线或者上升，或者下降。如此表示的曲线都是紧密结合的。
我不打算去研究连锁关系和紧密结合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是适用的。差别原则并不决定于这些关系是否实现。然而，人们可能注意到，如果受惠较多者的地位所产生的差异普遍地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不是限于社会的某些部门，那么，如果地位最不利的人得到利益，处于中间地位的人也会得到利益，这看来是可能的。此外，基本结构所体现的体制的两个特征，也有助于利益的普遍扩散。第一个特征是：建立体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人共有的某些基本利益；第二个特征是：职务和地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因此，如果立法者和法官的特权和权力改善了受惠较少者的地位，他们也就改善了一般公民的地位，这一点看来是可能的。倘若其他正义原则得到了实现，连锁关系就可能经常适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说，在积极差异区域（所有处于有利地位的人的利益提高了最不幸的人的期望的区域），为实现完全正义的安排而进行的任何活动，不但增进了平均福利，而且也提高了每一个人的期望。考虑到这些附加的假定，差别原则就具有了同平均功利及效率原则同样的实际效果。当然，如果连锁关系几乎是不适用的，而上述情况又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两种原则的一致反而显得令人奇怪了。但我们往往假定，在正义的社会安排内，像利益的普遍扩散这种事情确实发生了，至少从较长远的观点看是会发生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些论点就是表示，差别原则是怎样来说明这些作为特例的人们较为熟悉的观念。不过，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从道德的角度看，这个原则是更基本的原则。
另外还有一种复杂情况。假定紧密结合这种情况，是为了简化对差别原则的说明。不管在实际上有多少可能性或有多大重要性，显然可以想象的是，地位最不利的人并不因为境况最佳的人的期望的某些变化而受到某种影响，尽管这些变化使别人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紧密结合这种假定就不适用了，而为了对这种情况也能适用，我们可以把一种更普遍的原则表述如下：在有n个有关代表的基本结构中，首先，最大限度地提高境况最差的有代表性的人的福利；其次，为了境况最差的代表的平等福利，最大限度地提高第二个境况最差的有代表性的人的福利，因此类推，直到最后为了前面n－1个代表的平等福利，最大限度地提高境况最佳的有代表性的人的福利。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看作是词典编纂式的差别原则。然而，我们将经常使用形式比较简单的差别原则，因此，作为前面这几节的讨论结果，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内容如下：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2）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地位与职务联系在一起．
最后，应该指出可以很容易地使差别原则或这一原则所表明的思想与普遍正义观相适应。事实上，普遍正义观只是适用于包含图由权与机会在内的所有的社会基本善，从而不再受这个特殊观念的其他组成部分限制的差别原则。从前面对正义原则的简短讨论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将不时指出的那样，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善，序列中的这些原则也就是普遍正义观最后采取的形式。这个问题是和我将在下文（第39节和第82节）予以讨论的自由权优先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形式的差别原则自始至终都是基本的原则，目前只要说这么一点就够了。
第14节
公平的机会均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
现在，我想评论一下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自此以后，这个原则将被理解为关于公平的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原则。因此，决不可把这个原则同关于事业向人才开放的观念混为一谈；也决不应忘记，既然它是和差别原则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它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于对这两个原则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尤其是，我打算在下文（第17节）指出，这个原则不会遭到反对，说它会产生一个由能人统治的社会。这里，我想考虑一下其他几个问题，尤其是这个原则与纯粹程序正义概念的关系问题。
不过，首先我应该指出，要求职位开放并不完全是，或者甚至基本上不是为了效率的缘故。我并没有认为。在每个人事实上都得益于某种安排的情况下，也必须使职位开放。尽管某些集团被排斥在某些职位之外，但是通过向这些职位分配某些权力和利益来改善每一个人的地位，这也许是可能的。虽然获得这种职位要受到限制，但它们也许仍能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和鼓励更良好的行为。但是，开放职位的原则不允许这样做。这个原则认为，如果某些职位不是在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础上开放，那么被排斥在这些职位之外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感到他们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即使他们从那些被允许占有这些职位的人所作的更大努力中得益。他们的不满可能是正当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得到职务的某些额外报酬如财富和特权之外，而且还因为他们无法通过熟练而热心地履行社会义务而体验实现自我的乐趣。他们被剥夺了一种主要的人类之善。
我已经说过，基本结构是正义的首要主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首要的分配问题，是对基本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并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基于这些不平等的合法期望进行调整。当然，任何伦理学理论都承认把基本结构看作是正义的主题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对这种重要性都同样看待。按照正义即公平的观点，社会被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这种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安排，而这种安排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要着公共规则认为他有权去做什么，而一个人有权去做什么，要看他做的是什么。人们保证按照这些合法的期望去做，决定了他们有些什么权利，而尊重这些要求，于是就产生了分配。
这些考虑表明了把分配份额问题当作纯粹程序正义来看待的思想。这种直觉思想是要设计出一种社会制度；不管这种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其结果都是正义的，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义的。只要和完全的或不完全的程序正义比较一下，就能充分理解纯粹程序正义这个概念。为了说明什么是纯粹程序正义，可以考虑一下公平分配这个最简单的例子。若干人准备分一个蛋糕：假定公平的分配就是平分，那么哪种程序（如果有任何程序的话）将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撇开技术细节不谈，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个人去分这个蛋糕，让其他人先拿，他自己拿最后一块。他将把这个蛋糕等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得到尽可能大的一份。这个例子说明了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两个特点。首先，对于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自有一种独立的标准，一种独立于并且先于将要遵循的程序而规定的标准。其次，可以去设计出一种肯定能产生合意结果的程序。当然，这里也作了一些假定，例如被推选出来的这个人能够把蛋糕等分，他希望得到自己能够得到的那样大的一块，等等。但我们可以忽略这些细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独立的标准，用来决定哪种结果是正义的，同时还要有一种保证产生这种结果的程序。十分明显，在存在大量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完全的程序正义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少有的。
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例子是刑事审判。这方面的合意结果是，只有在被告犯过他被指控的罪行时，才可以宣判他有罪。制定审判程序是为了调查和确定这方面的犯罪事实。但是，要设计出能永远产生正确结果的法律规则，似乎是不可能的。审判理论研究的是，哪种程序和取证规则等等是经过最充分的考虑因而能够促进与其他法律目标相一致的审判的。可以理所当然地指望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审理案件有不同的安排，以便即使并非一贯地但也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产生正确的结果。所以说，审判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一个例子。即使是小心谨慎地依法办事，公平而恰当地进行诉讼活动，也可能得出错误结果。一个无辜的人可能会被裁决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可能会得到开释。这类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误判：出现这种不正义的情况，不是由于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使法律规则无法实现其目标的偶然情况的凑合。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特征就是：虽然对于正确的结果有着一种独立的标准，但却没有肯定会产生正确结果的切实可行的程序。
相反，如果没有对于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而只有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从而使它所产生的结果也同样正确或公平（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结果），而只要这种程序得到恰当的遵守，那么纯粹程序正义也就存在了。这一情况可以用赌博来说明。如果若干人参加一系列公平的打赌，在最后一轮打赌后的储金分配是公平的，或者至少不是不公平的，那么不管赌金怎样分配，我这里都要假定，公平的打赌就是一种具有零位期望的打赌，打赌是自愿的，没有人在打赌中进行欺骗，等等。打赌的程序是公平的。是在公平的条件下自由制定的。这样，这种背景情况就规定了一种公平的程序。对各个人手中原始赌本合起来的赌金的任何分配，可能产生于一系列公平的打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特殊的分配都是同样公平的。纯粹的程序正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决定正义的结果的程序必须在实际上得到执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可以用来确认明确的正义结果的独立标准。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本来可以通过遵循某种公平的程序达到某种情况而就说这种情况是正义的。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最后可能会导致荒谬的不正义的结果。人们只可以说，几乎任何利益分配都是正义的，或公平的，因为作为公平赌博的结果，这种分配本来是可能发生的。使赌博最后成为公平的或不是不公平的结果的东西，就是一系列公平赌博后所产生的结果。公平的程序只有在实际上得到执行之后，才能把它的公平变成结果。
因此，为了把纯粹程序正义概念应用于分配份额，必须建立并公正地管理一种正义的体制系统。只有以正义的基本结构为背景，包括正义的政治组成方式和正义的经济及社会体制安排，人们才能说必要的正义程序是存在的。在本书的第二编中，我将稍稍详细地描述一下具有这些必要特征的基本结构。我将说明各种体制，并把它和正义的两个原则联系起来。这方面的直觉概念是人们所熟知的。假定法律和政府采取有效的行动，是为了使市场具有竞争能力，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财产和财富（尤其是在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以适当的税收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得到广泛的分配，并使一种合理的最小社会差别得到保证。同时，假定存在着得到全民教育保证的公平的机会均等，而所有其他的平等自由权也都有了保障。这样，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和期望模式将会有助于实现差别原则。在我们认为是实现现代国家社会正义的这个体制复合体中，境况较好的人的利益改善了受惠最少者的条件。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对利益进行调整，使之做到这一点，例如，把最小的社会差别固定在适当的水平上。目前存在的这些体制是充满了严重的不正义的。不过，总会有一些办法来使它们同它们的基本设计及意图一致起来，这样，差别原则就能够按照自由权的要求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来得到实现。正是这个构成我们信念基础的事实才能使这些安排成为正义的安排。
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确保合作体系成为纯粹程序正义体系，这是不证自明的。除非这个原则得到实现，否则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分配的正义也不能发挥作用。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的实际优点是：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不再需要随时注意无数的不同情况和具体的人的不断变化的相对地位。如果这些细节与问题有关，就会产生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人们避免对原则作出规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之间变化着的相对地位上，并要求每种变化（孤立地看，这种变化只是一个单独事项）本身都必须是正义的，那是错误的。需要予以判断的，而且按一种普遍观点来判断的，是基本结构的安排。除非我们准备按处于某个特定地位的有代表性的人的观点来对它进行批判，否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对它不满。因此，接受这两个原则就是达成了一种协议，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知识和许多复杂情况当作一个与社会正义无关的问题而予以抛弃。
因此，按照纯粹程序正义，评价利益的分配首先不是靠比较现有的利益总量和已知个人的已知欲望和需要。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按照公共规则体系来分配的。而这种体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用什么工具生产。它还决定了合法的权利要求，而尊重这种要求就产生了分配。因此，按照这种程序正义，分配的正确性是以产生这种分配的合作安排的正义性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回答参与合作的个人的权利要求为基础的。对某种分配进行评价，离不开产生分配的规则体系，也离不开个人根据既定期望真心诚意去做的事。如果抽象地去问：把已知现有的东西分配给具有已知欲望和爱好的特定个人的一种分配办法是否比另一种分配办法好，那么，这个问题简直是无法回答的。这商个原则的观念并没有把分配正义这个基本问题看作是一个分配正义的问题。
相反，如果要把已知的一批善分配给具有已知欲望和需要的特定个人，那么分配的正义观似乎是天然适用的。所要分配的善不是这些个人生产出来的，这些个人也不处于任何现存的合作关系中。既然对于将要分配的东西不存在任何优先的权利要求，那么按照欲望和需要来分配这些东西，或者甚至最大限度地提高满足的净差额，这就是很自然的。除非平等更为可取，否则正义就成了一种效率。这种分配观经过适当的概括，产生了古典的功利主义观点。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理论把正义比作公正的旁观者的仁慈，又把仁慈比作提高满足的最大差额的最有效的体制设计。我在前面说过，按照这种观念，社会被看作是许多单独的个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个单独的范围，权利和义务以及不多的满足手段都要根据规则来分配，以便使欲望得到全面的满足。我将把这个观念的其他方面留到下文考虑。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功利主义并不把基本结构看作是一种属于纯粹程序正义的安排。至少从原则上说，功利主义者对评价所有的分配具有一种独立的标准，就是说，要看这些分配是否产生了满足的最大净差额。按照功利主义理论，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来说，体制是一些多少不完全的安排。因此，鉴于现有的欲望和爱好，及其所容许的向未来的自然延续，政治家的目标就是提出那些将会最接近既定目标的社会安排。由于这些安排要受到不可避免的限制和日常生活的妨碍，基本结构也就成了一个说明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例子。
我将暂时假定第二个原则的两个部分是按词汇序列安排的。这样，我们就在一个词汇序列中有了另一个词汇序列。但是，这种安排在必要对可以按照普遍的正义观来加以改变。这种特定正义观的优点在于它有一种明确的形式，并提出了某些可供研究的问题，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词汇序列？我们的研究有了特定的方向，而不再限于一般的原则。当然，分配份额这个观念显然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提法。它的目的是要清楚地描述一种利用纯粹程序正义概念的基本结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去找到一些合起来可以产生一种合理正义观的简单概念。基本结构的概念，无知之幕的概念，伺汇序列的概念，最不利地位的概念，以及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概念本身没有一个可以指望它起什么作用，但如把它们恰当地放在一起，它们就可能相当有用。如果假定对所有的或者甚至大多数道德问题都有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那是太过分了。也许只有少数几个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总之，社会智慧全在于建立不会经常发生难以克服的困难的体制，在于承认需要有明确而简单的原则。
第15节
作为期望基础的社会基本善
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及其所表达的程序观，就简单地讲这么一些。在后面的几章中，我将通过说明实现这一观念的一种体制安排，介绍进一步的细节。然而，目前还有几个预备性的下一节讨论，显然，功利主义对这些期望设想了某种相当准确的衡量标准。不仅对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人都必须有一种基数衡量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用于人际比较也必须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想要说，某些人的所得会超出另一些人的所失，那么我就得先假定有把不同的人的尺度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要求做到非常准确，那是不合理的，但是，对这方面的估计决不能留给我们的未经指导的直觉去做。对利益的较大差额问题所作的判断，很可能使不同的要求互相冲突。此外，这些判断可能是以伦理观念和其他观念为基础的，更不用说是以偏见和自私自利为基础了，这样一来，这些判断是否有效也就成了问题。这只是因为我们事实上作出的我们称之为人际福利比较，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这些比较的基础，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它们是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判断作出说明，以便提出构成这些判断的基础的标准（第49节）。至于社会正义问题，我们应当努力找到进行这些比较的某些客观基础，也就是人们能够承认和同意的基础。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现在对这些困难似乎还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此，至少在目前，对我们估计利益差额问题的能力来说，功利原则似乎提出的要求太高所以它至多只能规定建立一个暧昧不明的上诉法院来解决正义问题。
然而，我也并不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困难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提出差别原则也正是为了防止发生这些困难，但我并不想因此就特别强调这个原则的相对优点。首先，对人际比较表示怀疑的态度，常常是从一些靠不住的观点出发的，例如：作为幸福指标的快乐程度或喜欢程度是纯粹感觉的程度；虽然感觉的主体能够体验和了解这种感觉到的程度，但别人却不可能了解，也不可能合理而肯定地予以臆断。这两个论点看来都是错误的。事实上，除非能够说明为什么对幸福的判断会提出一些难以解决的特殊问题，否则，上述第二种论点就只能是怀疑别人也有思想存在这种怀疑论的一部分。我认为，功利主义的真正困难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即使能对满足问题作出人际比较，这些比较也必定反映了可以合理追求的价值。促进某种目标而不是促进另一种目标，仅仅是因为前者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评价，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关于人际比较的争论往往模糊了问题的实质。即是否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增加总的（或平均的）幸福。
差别原则在人际比较中可以解决一些这样的困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地位最不利的有代表性的人，那么此后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对福利的次序作出判断而已。我们知道应该根据什么地位来判断社会制度。至于这个有体表性的个人的境况比其他人的境况差到什么程度，这无关紧要。如果能把地位分为较好的或较差的。那么最低地位也就能找到。基本的衡量标准不会引起进一步的困难，因为其他的人际比较都是不必要的。当然；在充分重视受惠最少的有代表性的人时，我们无需用次序判断之外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断定基本结构的变化是使他的境况变得更好还是更差，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他的最佳地位是什么。我们无需知道他对一种地位比对另一种地位更喜欢到什么程度。因此，差别原则更少要求我们去对福利作出判断。我们决不需要计算涉及基数衡量标准的利益总量。虽然在确定最低地位时要进行人际定性比较，但对其余地位，只要对一个有代表性的人作出次序判断就可以了。
差别原则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办法作为人际比较的基础，从而避免了一些困难。这些比较是按照对社会基本善的期望作出的。事实上，我把这些期望简单地规定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能够指望得到的这些善的指数。如果处于某种地位的某个人的这个指数较高，那就是说这个人的期望大于另一个人的期望。我已经说过，所谓社会基本善就是假定一个有理性的人无论想要别的什么时都需要的东西。不管一个人的合理计划的详细内容是什么，想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他希望多得或不希望少得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善，人们一般都能保证在实现自己的意图和促进自己的目标（不管这些目标可能是什么）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广义地说，社会基本善就是权利和自由权，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一种十分重要的基本善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意识；但为了简明起见，这一点我要留到下文第67节讨论）。一般地说，这些东西符合对基本善的描述，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它们和基本结构的关系，所以它们都是社会善；自由权和权力由主要体制的规则来规定，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则受这些规则的支配。
用来说明基本善的关于善的理论，将在第七章中予以更全面的介绍。这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理论，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了，而与此类似的理论，也为康德和西奇威克这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契约论和功利主义对这个理论是没有争论的．这个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一个人的善决定于他在相当有利的环境下所制定的最合理的长期生活计划。如果一个人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他就是幸福的。简单地说，所谓善就是合理欲望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在他面临的条件下制定的合理的生活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它对活动作出了安排，以便使各种欲望都能不受干扰地实现。这个计划的产生，要排除或者不大可能成功或者不能使目的如此全面实现的其他一些计划。和各种可能有的替代计划相比，一个合理的计划就是一个圆满无缺的计划；从各方面考虑，再没有比它更好的计划了。
现在假定：尽管人们的合理计划的最终目标的确各不相同，但在执行中它们都需要某些基本善，自然的或社会的善。由于个人的能力、环境和需要不同，他们的计划也就各异；合理的计划是按照这些偶然情况而进行调整的。但是，不管一个人的系统目标是什么，基本善总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例如，更高的智力、更多的财富和机会，使一个人能够实现他否则连想都不敢想的目标。因此，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是按照他所能得到的社会基本善的指数来规定的。虽然初始状态中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但想来他们确实知道他们对社会基本善都想多得。而不愿少得。而这种知识就足以使他们知道如何来促进他们在初始状态中的利益。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几个困难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显然就是对指数本身的解释问题。应该怎样来估量不同的社会基本善呢？假定正义的两个原则是按序列安排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基本自由权永远是平等的，公平的机会均等也是存在的；人们无需把这些自由权和权利拿来同其他价值相平衡。在分配中发生变化的社会基本善是权力和特权，是收入和财富。但是，由于差别原则的性质，这些困难并不像它们初看起来那样大，唯一使我们关心的指数问题，也就是与地位最不利的集团有关的问题。为了提高这个指数，要对其他有代表性的个人所享有的基本善进行调整，当然这要受到通常应有的限制。只要我们确信他们处于较有利的地位，那就没有必要对这种地位详细规定重点。但这通常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们往往拥有更多的每一种基本善，较大的权力和财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我们知道对地位较有利的人的善的分配是怎样影响着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这就够了。因此，指数问题基本上变成了给地位最不利的人、权力最少的人和收入最低的人增加基本善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也常常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如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采纳这个集团中有代表性的个人的观点，并且问一问他选择哪种组合的社会基本善才是合理的。在这样做时，我们无可否认地要依靠我们的直觉能力。但这一点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用合理谨慎的判断来代替道德判断，并使求助于直觉的范围受到更多的限制，更明显地集中。
另一个困难是这样的：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说，无论如何不应把期望规定为基本善的指数，而是规定为在利用这些善来执行计划时可望得到的满足。人们得到幸福，毕竟是由于实现了这些计划，因此，对期望的估计不应以可以得到的手段为基础。然而，正义即公平理论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不是为了衡量，更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所得到的满足而回过头来看他们是怎样利用他们能够得到的权利和机会的。它也不想对不同的关于善的观念的相对优点进行评价。相反，社会成员都被设想为能够使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与自己的地位相适应的有理性的人。一旦假定不同的人的关于善的观念的价值是与正义原则相一致的，那就没有必要对这些观念的价值去进行比较。每个人的平等自由权都得到了保证，只要他的生活计划不违反正义的要求，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行他的任何生活计划。人们分享社会基本善的原则是：如果某些人的基本善是以改善占有较少基本善的人的地位而获得的，那么他们是可以占有较多的基本善的。一旦这整个安排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那么满足的总量有多少，或者是否完整无缺，这些就不再成为问题。事情本身是按照在原始状态中可能选择的原则进行的。因此，按照这种社会正义观，期望就被规定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可以合理地指望得到的基本善的指数。如果一个人能够预期得到一批优先的基本善，他的前景也就得到了改善。
值得指出的是，对期望的这种解释，实际上代表着某种一致意见，即只参照假定人们都希望得到的更多东西来比较他们的地位。这看来是确立一种公认的客观标准，即通情达理的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共同标准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说，对于如何按照人们执行其合理的生活计划所取得成就来估价幸福来说，不可能有任何相似的一致意见，那么，对于评价这些计划的固有价值来说，就更不可能有一致意见了。这里，把基本善作为期望的基础，是又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我想顺便说一下，这个简单的办法以及其他一些简单的办法，都伴随着某种哲学上的说明，虽然这并不是绝对需要的。当然，理论上的假定光是简单易懂还是不够的；它们必须指出能够说明我们希望了解的事实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样，正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必须体现社会结构的基本道德特征，而如果某些道德特征似乎被丢在一边。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相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将努力遵循这一条规则。但即便如此，正义理论的正确性不但表现在它的前提的显而易见可接受性上，同时也表现在它的结果上。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能有效地分开的，因此，关于体制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本书第二编中的讨论，虽然初看起来似乎缺少哲学眼光，但事实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第16节
相关的社会地位
在把正义的两个原则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时，人们要从某些有代表性的个人的地位出发，考虑社会制度是如何照看他们的。例如，差别原则规定，地位较有利的人的较高期望应有助于地位最不利的人的前景。或者，就像我有时说得比较不严密的那样，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符合各种相关地位中有代表性的人的利益。处于这些地位的人的观点，规定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不过，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关的。因为这里不仅有农场主，而且也有牛奶场主、种植小麦的农场主、耕种大片土地的农场主、以及不计其数的职业和团体等等。如果我们一定要考虑如此众多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得心应手的理论。对如此众多的互不相让的要求进行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认定某些地位是比其他所有地位都更基本的地位，是能够为评价社会制度提供一种合适观点的地位。这样，对这些地位的选择就成了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认定这些地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记住正义的基本问题和正义的两个原则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我已着重指出，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深远。无所不在，而又与生俱来。这种结构在分配社会合作利益时赞成某些起点而不赞成另一些起点。正义的两个原则所要限制的正是这些不平等。一旦这两个原则得到实现，在人们根据自由结社原则而采取自愿行动时所产生的其他一些不平等就可得到允许。因此，所谓相关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就是经过恰当概括和综合的起点。人们选择这些地位来说明这种普遍观点，也就是遵循了这两个原则要缩小自然意外事故和社会命运的随意性这种思想。
因此，我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占有两个相关的地位：平等公民的地位和他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中的应有位置所规定的地位。因此，相关的有代表性的人也就是有代表性的公民和代表不同福利水平的人。既然我假定其他地位一般都是自愿进入的，所以我们在对基本结构作出判断时用不着考虑这些地位中的人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应该调整整个安排，使之与处于所谓起点上的那些人的选择相适应。在判断社会制度时，我们必须抛开我们更具体的利益和我们的团体，而是按照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地位。
这就是说，应该尽可能按照平等公民的地位来评价基本结构。这种地位是由权利和自由权规定的，而权利和自由权又是由平等自由权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所要求的：如果这两个原则实现了，所有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公民，于是每个人也就都有了这种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的公民身份规定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裁定基本自由权问题就是按这个观点来解决的。这些问题我将在第四章予以讨论。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许多社会政策问题也可以从这个地位来考虑。还有些问题虽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分配的效果对于这些问题是不重要的或不相干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可以适用于这些情况。根据这个原则，对体制进行评定，要按照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所有的人都有同等地促进自己目标的必要条件。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将会使每一个人同样受益的共同目标。例如，维护公共秩序和治安保卫的合理规章，或维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的有效指施，就促进了这个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在正义战争中保卫国防的集体努力也同样如此。可以这样认为，维护公共卫生和安全以及在正义战争中取得胜利，也具有分配效果：富人比穷人受益多，因为富人要失去的多。但是，如果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正义的，那么可以不管这些效果，而应用共同利益的原则。平等公民的观点是一种适合的观点。
为了判断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对有代表性的人所作的规定，是不大令人满意的。首先，我把这些个人看作是由收入和财富水平规定的，因此，为了回避指数问题，我假定这些社会基本善同权力和权威这些社会基本善有着充分的联系。总的来看。这个假定对于我们的论题是相当可靠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挑出多少个这种有代表性的人，不过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因为差别原则只挑选一个代表来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严重的困难是怎样来界定最不幸集团。
这里，想要避免某种随意性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可能的做法就是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地位，例如不熟练工人的地位，然后把这个集团中所有的具有平均的或更少的收入和财富的人算作地位最不利的人。地位最低的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被规定为整个这一类人的平均期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只根据相对的收入和财产来作出规定，而不管社会地位如何。例如，所有收入和财富不到平均数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是地位最不利的那一部分人。这种规定仅仅取决于较低的那一半分配，并且具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受惠最少者和一般公民的社会差距的优点。毫无疑问，这种差距是受惠较少的社会成员的地位的一个基本特征。我假定，这两种规定中的任何一种，或这两种规定的某种结合，都相当有用。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把境况最差的人的期望或多或少地总合起来看，在这个计算基础上选定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针对性的。然而，我们在提出差别原则时，可以在某个方面以一些实际考虑为理由。哲学论据或其他论据迟早都会用尽，而无法作出比较细微的区别。因此，我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认为差别原则就是按照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规定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原则看作是一种有限的总合原则，并在和其他标准比较时来对它进行估价。这不是说好像他们都一致同意把地位最不利的人严格地看作就是境况最差的个人，从而为了使这个标准能起作用而在实际上采用某种平均化的办法。相反，正是这种适用标准本身应该从原始状态的角度来予以评价。关于受惠最少者的更确切的规定，最终可能证明是不必要的。
因此，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尽量地按照平等公民的地位和收入及财富的各种水平来评价社会制度。然而，有时候其他一些地位可能也需要考虑。例如，如果存在着以固定的自然特点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些不平等就要挑出一些相关的地位。由于这些特点是不可改变的，它们所规定的地位就可以当作基本结构中的出发点。性别的差异就具有这类特点，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也具有这类特点。因此，如果人们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中得到偏爱，那么只有在这种不平等对妇女有利并且从妇女的观点看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差别原则（按一般解释）才能证明这种不平等是正当的。类似情况也可以用来为种姓制度或种族不平等辩护（第39节）。这种不平等大大增加了相关的地位。并使这两个原则的应用变得复杂起来。另一方面，这些不平等即使能对受惠较少者有利，那也是难得如此，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数目较少的相关地位一般来说应该足够了。
至关重要的是，从相关地位的角度作出的判断，拒绝考虑我们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容易提出的要求。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比较明确的地位来为自己考虑，那就不是每个人始终都能从这两个原则的规定中得到好处。除非相关地位的观点具有优先性，否则仍然会存在对立要求的混乱情况。因此，这两个原则事实上就是表明了一种默契，要把我们的利益加以安排，而对其中的某些利益予以特别的重视。例如，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常常发现，自由贸易违反他们的利益。如果没有关税和其他限制，这个行业也许不能始终保持繁荣。但是，如果从平等公民的观点或地位最不利的人的观点看，自由贸易是可取的，那么即使某些更具体的利益要受到损失，这种贸易仍然是正当的。我们应在事先就同意正义的原则，并同意始终按照某些地位的观点应用这些原则。如果对有代表性的人的地位规定得比较狭窄，那就无法保证使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利益都得到保护。我们承认了某些原则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某种方式，就必然要承认这些结果。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对自由贸易的严酷性放任不管。但是，应该从一种合适的普遍角度来考虑减少自由贸易严酷性的安排。
因此，相关的社会地位规定了普遍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正义的两个原则被应用于基本结构。这样，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了考虑，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公民，无论是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中，或是在差异赖以存在的固定不变的自然特点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其应有的位置。对于某种合乎逻辑的社会正义理论来说，选定相关的地位是必要的，但被选定的地位应该符合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选定了所谓出发点，人们就是贯彻了减少自然偶发事件和社会环境的后果这种思想。除了能增进别人的福利的方法外，任何人都不会从这些意外事件中得利。
第17节
平等的倾向
我想说明一下正义的两个原则所表达的平等正义观的意义，从而结束对这两个原则的讨论。我还想事先防止有人对公平机会原则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原则会导致冷酷无情的能人统治的社会。为了为做到这一点铺平道路，我要指出我已经提出的正义观的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说，差别原则对补救原则特加考虑的问题给予一定的重视。所谓补救原则也就是对不应有的不平等要求予以补救的原则；既然出生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有的，那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平等予以补偿。因此，这个原则主张，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为了提供真正的机会平等，社会必须对具有较少先天禀赋的人和生来社会地位就不大有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这种思想就是要补救在平等方面偶然因素所产生的偏差。在采用补救原则时，可以为教育智力较差而不是智力较强的人花费更多的资源，至少可以在他们一生的某个阶段，例如早期学校教育阶段这样去做。
不过。就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把补救原则作为正义的唯一标准，作为社会秩序的单一目标提出。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原则只被当作一种初步的原则，就是需要与其他原则比较来予以考虑的原则。例如，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和提高平均生活标准或促进共同善的原则相比较。但是不管我们还有其他什么原则，补救的要求是必须考虑的。补救原则被认为是体现了我们的正义观的要素之一。差别原则当然不是补救原则。差别原则并不要求社会去努力拉平不利条件，好像所有的人都应该在同一场比赛中在公平的基础上一争短长似的。但差别原则可以把教育资源加以分配，以提高受惠最少者的长远期望。如果更多地关心天赋较好的人来达到这个目的，那是可以允许的，否则就是不能允许的。而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不应仅仅根据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来评价教育的价值。教育的作用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教育能够使一个人享受他的社会的文化和参与社会事务，从而使每一个人产生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意识。
这样，尽管差别原则和补救原则不是一回事，但差别原则确实达到了补救原则的某些目的。它改变了基本结构的目标，使体制的总体安排不再突出社会效益和专家政治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差别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协议，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是一种共同的资产，并分享这种分配产生的无论什么利益。得天独厚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只有按照改善竞争中失败者的地位这种条件，才可以从他们的好运中得到利益。条件天生有利的人获得利益，不仅仅因为他们更有天赋，而只是因为弥补他们的训练和教育费用，也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才能用来帮助较不幸的人。任何人不是天生就应该有较大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应该在社会上占据一种比较有利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要消灭这些差异。消灭这些差异另有办法。可以把基本结构安排得使这些偶然因素有利于那些最不幸的人。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其中没有一个人由于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所处的任意地位或在社会中的初始状态，或者得益或者受损，而又不给予补偿利益或得到补偿利益，那么我们就被引向了差别原则。
根据这些说法，我们也许可以否定这样一种论点：由于天生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是不正义的，而这种不正义又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各种安排，所以体制的安排始终是有缺陷的。有时候，这种意见是作为无视不正义的借口而提出来的，似乎拒绝默认不正义就像不肯承认死亡一样。自然分配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不正义的；人们在社会里生而具有某些地位，这也不是不正义的，这些都不过是天然的事实。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取决于体制如何来对待这些事实。贵族社会和种姓社会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们把这些偶然因素变成或多或少封闭的和拥有特权的社会阶级最后归宿的基础。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把自然的随意性具体化了。但是人们没有必要听任这些偶然因素的支配。社会制度不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而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模式。按照正义即公平的观点，人们一致同意要命运与共。他们在设计体制时相互约定，只有在有利于共同利益时，才利用自然的偶然事件和社会环境。这两个原则是对付命运的随意性的一种合理办法；能够实现这两个原则的体制虽然在其他方面无疑仍不完美，但它们是正义的。
还有一点是，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互惠观。它是一种互利的原则。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在连锁关系维持期间，每个有代表性的人都会承认，基本结构是为了促进他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受惠最少的人来说，社会秩序能够证明是合理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平等的。但是，怎样来实现这种互利的条件，也似乎有必要从直觉上来予以考虑。把任何两个有代表性的人定为A和B，设B为受惠较少的一个人。实际上，既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和受惠最少者的比较，那么就让我们假定B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由于A的利益是通过改善B的前景而获得的，所以B能够承认A的较好境况。如果A不能得到他的较佳地位，那么B的景况甚至可能比自己现时的境况更差。问题是要指出A没有理由要表示不满。也许，他所得到的应该比他可能得到的要少一些，因为他得到的多了，可能会导致B的某种损失。那么，对于受惠较多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首先，每个人的福利显然决定于对社会合作的安排，没有这个安排，任何人都不可能过上美满的生活。其次，只有这种安排的条件是合理的，我们才能要求得到每个人的自愿合作。因此，差别原则看来就成了一种合理的基础，而如果某种切实可行的安排是实现所有人的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那些有较好天赋的人，或者在社会环境中运气较佳的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指望别人来和他们携手合作。
地位较好的人应该得到较大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别人的利益。对于这种说法有一种天然的不赞成倾向。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弄清楚“应得”这个概念。鉴于正义的合作制度就是公共规则体系和由这个体系确立的期望，凡是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并做了这个制度宣布将予以报偿的事的那些人，都有权得到他们的利益。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幸运的人有权要求得到较好的地位；他们的要求是社会体制规定的合法期望，社会有责任去满足这些期望。但是，这种“应得”的观念是以存在合作安排为先决条件的；至于这种安排是否首先要按照差别原则或其他某个标准来设计，则与本问题无关。
也许，有人会认为，有较多天赋的人应该得到那些天赋条件和使他们可能得到发展的优秀品格。由于在这一点上他更突出，他应该得到可以靠自己的天赋来取得的更大的利益。然而，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任何人在天赋分配中的地位都不是他应得的，正如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最初起点不是他应得的一样，这一点似乎成了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的一个固定点、断言一个人应该得到那使他能够努力培养自己能力的优秀品格，这是同样成问题的；因为他的品格大部分决定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此他自己决不能声称有功。应得这个概念对这些情况似乎并不适用。因此，地位较有利的有代表性的人决不能说，他应该得到某种合作安排，从而也就有了参加这种合作安排的权利，而在这种安排中，他可以用并不增进别人的福利的方式来获得利益。他提出这种要求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从常识的角度看，差别原则对于地位较有利的人和地位较不利的人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严格说来，这种观点丝毫不能成为赞成差别原则的论据，因为在契约论中，论据是根据原始状态的观点提出来的。但是，这些直觉上的考虑有助于弄清这个原则的性质及其作为平等原则的含义。
我在前面（第13节）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应该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境况较好的人对受惠较少者的福利的边际贡献是负的。它只应该在贡献曲线（当然也包括最大值）的上升部分起作用。我们现在可似看到，这样说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曲线的这一部分，互利的标准始终得到了实现。此外，还有一种天然的观念，认为社会利益的一致已经实现；既然只允许有相互利益，那么有代表性的人的利益就不是通过彼此损害对方的办法来得到的。当然，贡献曲线的形状和斜度至少部分决定于天赋的难以预测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是谈不上正义不正义问题的。但是，假定我们把四十五度线看作是代表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正是沿着这条贡献曲线（这里是直线），每个人都得到了同样的利益。因此，坚持实现这两个正义原则，看来往往会使这条曲线上升，使之更接近于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一旦社会超过了这个最大值，它就沿着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发生作用，于是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受惠较多者得益，地位较不利者就受损，反之亦然。这一情况与处于效率限界相似。如果涉及基本结构的正义问题，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为了按照自然给予我们的条件来实现利益一致的理想，为了符合互利标准，我们应该继续停留在正贡献区内。
差别原则的另一优点是，它为博爱原则提供了解释。与自由权和平等相比，博爱的概念在民主理论中处于次要地位。它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明确的政治概念，它本身并不规定任何民主权利，而只是传达了某些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没有这种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我们可能会看不到这些权利所表明的价值。或者，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博爱被认为是体现了社会尊重的某种平等，这种平等在各种公共会议上和没有驯服与屈从习惯的地方表现得至为明显。博爱除了含有公民友好和社会团结的意思外，无疑还含有上面说的那些意思，不过，如果这样来理解博爱，博爱就不是表示任何明确的要求。我们仍然需要找到一种能与这个基本概念相配合的正义原则。然而，差别原则看来似乎确实符合博爱的天然含义，即如果不能使境况欠佳的人得到利益，则自己也不希望得到较大利益的思想。按照理想的家庭观和通常的实际情况，家庭这个地方是不能用最大限度扩大利益总量这个原则的。家庭成员一般都不希望得到利益，除非他们的得益能够促进其余家庭成员的利益。如果要按照差别原则办事，其结果恰好如此。境况较好的人只有根据一种能够促进较不幸的人的利益的安排，才愿意得到较大的利益。
博爱的理想有时被认为涉及与思想感情的联系问题，而在差距较大的社会里，指望社会成员之间会有这种思想感情的联系，那是不现实的。这无疑是民主理论比较忽视博爱问题的又一个原因。许多人觉得，博爱在政治事务中是没有任何适当位置的。但是，如果把博爱看作是体现了差别原则的要求，那么它就不是一种行不通的观念。我们最有把握认为是正义的体制和政策似乎符合博爱的要求，至少从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对受惠较少者的福利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意义来看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将在第五章为此提出似乎说得通的论据。因此，根据这种解释，博爱原则是一种完全切实可行的标准。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够把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传统概念用下述方式和从民主角度对正义的两个原则所作的解释联系起来：自由符合第一个原则，平等符合第一个原则中的平等概念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概念，而博爱则符合差别原则。这样，我们就为博爱观在从民主角度对两个原则所作的解释中找到了一个位置，同时我们认为，它也对社会基本结构提出了一种明确的要求。博爱的其他方面也是不应忘记的，但是差别原则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表明了它的基本含义。
根据这些看法，有一点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从民主角度对这两个原则所作的解释将不会导致能人统治的社会。这种形式的社会秩序遵循事业向人才开放的原则，并把机会平等用作使人们致力于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无论在生活手段方面，还是在对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权利和特权方面，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贫穷阶层的文化是贫乏的，而统治阶层和技术官僚阶层的文化则由于对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目标所作出的贡献而得到可靠的保证。机会平等就是在追求个人影响和社会地位时把较不幸的人丢在后面的平等机会。因此，能人统治的社会的危险不在于民主观念，而在于对正义原则的不同解释。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差别原则在一些基本方面改变了社会的目标。一旦我们注意到在必要时我们必须考虑自尊这个必不可少的基本善，必须考虑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就是一种社会联合中的社会联合（第79节）这个事实，这一结果就尤其显而易见。这就是说，必须为受惠最少者寻找确然无疑的自我价值意识，这样就使层序形式和正义所许可的不平等程度受到限制。例如，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是唯一地或必须主要地根据这些资源从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技能方面所估计的收益，而且也要根据这些资源在丰富公民（这里也包括受惠较少的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有多大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这后一种考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
要概略地叙述适用于体制的这两个原则所表达的社会正义观，上述看法大概是足够了。在着手讨论适用于个人的原则之前，我应该提一提另外一个问题。迄今我一直假定自然资产的分配是一个自然事实，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改变它，甚至考虑它的打算。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配必然要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例如，种姓制度就往往从生物学上把社会分为不同的人，而开放的社会则从遗传学上鼓励最广泛的多样性。此外，从优生学上采取一些或多或少明确的政策也是可能的。我将不考虑优生学问题，而始终限于讨论对社会正义的传统关心。然而，我们应该指出：提出削弱别人才能的政策，一般地说，是不符合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的。而如果接受了差别原则，他们就会把较大的才能看作是一种可以用来促进共同利益的社会资产。但具有较高的自然资产，也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的。这样就能使每一个人去实行一种更好的生活计划。因此，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希望保证他们的后裔能够得到最佳的遗传才能（假定他们自己的才能是固定不变的）。在这方面推行合理的政策，应该是上一代为下一代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在两代人之间产生的问题。因此，任何时候社会都应采取步骤，以便至少保持天生才能的一般水平，防止严重缺陷的扩散。指导这些措施的原则，应该是各方为了后代而可能会愿意赞同的一些原则。我提到这个纯理论的困难问题，是为了再一次指出差别原则在有可能改变社会正义问题时所用的方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才能也有上限，那么从长远看，我们最终可以进入一种具有最大的平等自由权的社会，一个人人都具有最大才能的社会。但对这个设想我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18节
适用于个人的原则：公平原则
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我已经考察了适用于体制的原则，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还必须选择另一类原则，因为关于正当的全面理论也应该包括适用于个人的原则。事实上，正如附图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另外还需要适用于国际法的原则，当然在原则发生冲突时，还需要有分配重点的优先规则。除了作一些附带的讨论（第58节），我将不对适用于国际法的原则进行讨论；我也不打算对适用于个人的原则进行系统的讨论。但是，在这类原则中，有一些原则是任何正义理论都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节和下一节要对其中的几个原则的含义进行说明，虽然对于选择这些原则的理由要到以后（第51－52节）才予以研究。
附图纯粹是图解式的。它并不意味着与树状图下部的概念相联系的原则是从上部的概念推导出来的。这个图解仅仅表明在有了一种全面的正当观之前必须予以选择的那些原则。罗马数字表示在原始状态中承认各种原则的次序。例如，首先应当一致同意的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其次是适用于个人的原则，然后是适用于国际法的原则。最后选定的是优先规则，虽然我们可以暂时根据后来的修正来选择早先的这些偶然因素。
选择原则的次序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将略而不论。重要的是，采用各种原则要按照一种明确的顺序，而所以要安排次序，又是与正义理论的比较困难的部分有关的。举例说明：虽然在选择适用于基本结构的原则之前选择许多自然责任而又不致实质上改变这些原则是可能的，但这两者的次序毕竟反映了义务是以适用于社会形态的原则为先决条件的。某些自然责任，如维护正义体制的责任，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先采用适用于基本结构的原则，然后再采后所有适用于个人的原则，这看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首先选择适用于体制的原则，表明了正义美德的社会性，也就是理想主义者经常指出的正义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布雷德利说，个人仅仅是一种抽象。他的这种说法不用经过太大的改变就可以解释为：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以关于体制的道德观为先决条件的。因而对正义体制内容的规定必须先于对个人要求的规定。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先决定适用于基本结构的原则，然后再决定适用于义务和责任的原则。
因此，为了规定一种全面的正当观，原始状态中的各方不仅要按照一种明确的次序去选择一种正义观，而且也要选择与属于权利概念范畴的每一个主要概念相配合的原则。我假定，这些概念的数目较少，彼此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因此，除了适用于体制的原则外，必定还有一个关于某些原则的协议，这些原则不但适用于国家的行为，而且适用于个人，如适用于公平和忠诚、互相尊重和宽仁等观念。从直觉上看，这种思想就是：说某事是正当的，也就是说某事符合原始状态中公认可以适用于这类事情的原则，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或者说，前者甚至可以用后者来代替。我并不把这种关于正当的概念看作就是对通常用于道德关系中的“正当’这个词的含义提供了一种分析。它不是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正当概念进行分析，而是认为应把正当即公平这个更广泛的概念用来代替现存的观念。没有必要说。平常使用中的“正当”这个词（以及其他有关的词），同说明契约论中这个理想的正当概念所必需的比较复杂的特别说法，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同意最好把合理的分析理解为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替代办法这种观点，也就是既能避免某种含糊混乱又能满足某种迫切需要的观点。换言之，有所说明就是有所排除：我们从某种概念着手，而说明这个概念却又有点麻烦；但它对某些不能放弃的目标却又是有用的。某种说明通过困难较少的其他办法实现了这些目标。例如，如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或者更一般地说，正当即公平的理论，符合我们反思平衡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如果这种理论能使我们去说明我们经过适当研究后希望说明的事，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排除习惯说法而采用其他说法的方法。如果这样来理解，人们就可以把正义即公平和正当即公平这两个理论看作是给正义概念和正当概念提供了一个定义或说明。
现在，我转而讨论适用于个人的原则，即公平原则。我打算用这个原则来说明所有把义务与天然责任截然分开的要求。这个原则认为，一个人必须按照体制规则的规定去尽自己的责任，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这个体制是正义的（或公平的），就是说，它实现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二，人们已经自愿地接受了这种安排的利益，或者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已经自愿地利用了这种安排所提供的机会。这里主要的思想是：如果若干人按照规则参加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并因此而按照为产生所有人的利益所必需的方式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权，那么屈从于这种限制的人就有权得到那些因他们的屈从而受益的人的类似默认。如果我们不去尽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就不能从别人的合作劳动中得到利益。正义的两个原则规定了对属于基本结构的体制来说什么是公平合理的分享。因此，如果这些安排是正义的，那么每个人在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尽职尽力时得到公平合理的一份。
那么，顾名思义，公平原则规定的要求就是义务。所有义务都是这样产生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指出，公平原则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的是有关体制和惯例必须是正义的，第二部分则是说明有哪些必不可少的自愿行动。第一个部分提出了这些自愿行动构成义务所必需的条件。按照公平原则，不可能对不正义的体制负有义务，或者至少不可能对超过可以容忍的不正义限度（这一点迄今尚未予以规定）的体制负有义务。尤其是不可能对专制独裁的政府体制负有义务。这里，由两愿的行动或其他行动产生义务的必要背景是不存在的，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义务关系要以正义的体制或从环境考虑是相当正义的体制为先决条件。因此，反对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和一般的契约理论，认为它们的后果是使公民对强迫他们同意，或者用更巧妙的方法获得他们默认的不正义政权承担了义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洛克，他一直成为这种错误批评的目标，这种批评忽视了某些背景条件的必要性。
义务有几个特点把它和其他道德要求区别开来。首先，义务的产生是我们自愿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可以是作出明确表示的或心照不宣的保证，如承诺和协议，但它无需如此，就像在接受利益时无需如此一样。此外，义务的内容通常都是由体制或惯例规定的，体制或惯例的规则对一个人必须做什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后，所谓义务通常是对具体的人，也就是对为了维持上述安排而共同合作的人来说的。作为说明这些特点的一个例子，可以考察一下在立宪政体下参加竞选和（如竞选成功）担任公职这个政治行动。这个行动产生了履行公职责任的义务，而这些责任决定了义务的内容。这里，我不是把责任看作道德责任，而是看作分配给某些职位的任务和职责。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一种要履行这些责任的道德上的理由（基于道德原则的理由），就和人们必然要按照公平原则去履行责任时的情况一样。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对他的同胞也负有义务，因为他一直在谋求他们的信赖和信任，并正在为管理一个民主的社会和他们进行合作。同样，我们不但在接受司法、行政职位或其他权力时承担了义务，而且在结婚时也承担了义务。我们通过承诺或默契而承担了义务，而且我们甚至在参加体育比赛时也承担了义务，即按照规则比赛和遵守体育道德的义务。
我认为，公平原则包括了所有这些义务。然而，有两种重要情况还多少有些问题，即适用于一般公民而不是适用于担任公职的人的政治义务和遵守诺言的义务。在第一种情况下，什么是必要的有约束力的行动，或谁完成了这个行动，这是不清楚的。我认为，严格说来，对一般公民不存在任何政治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需要对如何利用正义的惯例产生信托义务问题进行说明。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有关惯例的性质。这个问题我将在另外的地方（第51－52节）讨论。
第19节
适用于个人的原则：自然责任
虽然所有的义务通过公平原则得到了说明，但还有许多自然责任，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然责任有待讨论。我不打算用一个原则来说明这些责任。无可否认，这种不统一的做法可能有过多依靠优先规则的危险，但我将不得不把这种困难放在一边。下面是关于自然责任的例子：在他人穷困危难之时帮助他的责任，如果这样做不致使自己遭受过分的危险或损失；不损害或伤害他人的责任；以及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痛苦的责任。第一种自然责任，即互助的责任，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是为他人做好事的责任；而后两种责任是消极的责任，它们要求我们不做坏事。从直觉上看，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的区别在许多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常常难以分辨。我不打算特别指出这种区别。只有在与优先问题相联系时这种区别才是重要的，因为有一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即在这种区别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消极责任应比积极责任更重要。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与义务相比，自然责任的特点是，它们无需考虑我们的行动是否自愿即可适用于我们。此外，它们与体制或社会惯例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内容一般不是由这些安排的规则规定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不要存心让他人痛苦的自然责任和一种帮助他人的自然责任，而不管我们是否已经作出了这些行动。没有理由说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不使他人痛苦或不报复他人的承诺也没有作出任何帮助他人的承诺。的确，比方不杀人的承诺一般就是可笑而多余的，在不存在道德要求的地方去规定道德要求也是错误的。也许在正义战争中出现的某种情况下，一个人才有权为了特殊原因而杀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杀人的承诺（如果有的话）才是适当的。自然责任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管人们的规定关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责任都是有效的；它们在所有平等的道德主体之间都是得到公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责任就不仅是具体的人，例如在特定社会安排中共同合作的人才有，而且一般人都有。尤其是这个特点表明了“自然的”这个形容词的贴切性。国际法的一个目标就是在国家行为中保证使这些责任得到承认。在限制战争中使用的手段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假定，至少在某种情况下，自卫战争被证明是正当的（第58节）。
从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看，一种基本的自然责任就是正义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支持和遵从现存的并适用于我们的正义体制。它也强制我们去推动有待建立的正义体制，至少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使我们蒙受太多损失的情况下是如此。因此，如果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或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像合理指望的那样是正义的，那么，每个人就都有了一种在现存安排下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自然责任。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不以他的自愿行动为转移的这些体制上，不管这是已实现的行动还是未实现的行动。因此，即使关于自然责任的原则来自契约论的观点，但这些原则并不是为了应用而就以某种明确表示的或心照不宣的赞同行动为先决条件，事实上也不是以任何自愿行动为先决条件。适用于个人的这些原则和适用于体制的原则一样，是在原始状态中可能会得到承认的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是一种假设的协议的结果。如果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表明任何有约束力的行动，不管是不是两愿的，都不是应用这些原则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们就是无条件适用的。为什么义务要决定于自愿行动，其理由要在说明这个条件的公平原则的第二部分中提到。它与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的契约性质毫无关系。事实上，一旦有了全套原则，即一种全面的正当观，我们就可以完全忘掉原始状态的观念，而像我们应用任何其他原则那样来应用这些原则。
正义即公平理论允许有无条件的原则，这并没有什么矛盾或甚至令人惊异之处。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原始状态中的各方可能会赞同规定自然责任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一经提出，就是无条件适用的。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既然公平原则可以规定对现存正义安排的契约关系，那么这个原则所包含的义务就能维持一种已经存在的、来自正义的自然责任的关系。这样，一个人就可能既有自然责任，也有遵守体制和尽自己责任的义务。这里要注意的是，有几种办法可以把一个人与政治体制相联系。就大多数情况说，正义的自然责任是更基本的，因为它约束了一般公民，而且不必为了适用而要求任何自愿行动。另一方面，公平原则只约束担任公职的人，或者由于地位较好已在这个体系内推进了自己目标的人。因此，位高任重就有了另外的含义，即拥有较多特权的人获得了甚至更牢固地把自己束缚在某种正义安排上的义务。
关于其他类型的适用于个人的原则，我不打算多讲。虽然同意并不是一类不重要的行动，但我必须把讨论局限于社会正义理论。然而，可以看到，一旦选定了规定要求的所有原则，那么进而承认规定同意行动就不必要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同意是我们可以采取也可以不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并不违反任何义务或自然责任。在研究同意行动时，人们希望挑出从道德观点看意义重大的同意行动，并说明它们同责任与义务的关系。从道德上说，许多这样的行动是无关紧要或微不足道的。但在同意行动中，有一类属于职责以外的有趣行动。这些行动就是宽仁、慈悲、英雄主义或自我牺牲。采取这种行动当然是好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或义务。职责之外的行动并不作为一种要求，虽然一般地说，如果不涉及行动者本身的损失或风险，这种行动也可能是一种要求。但一个人如果作了某种职责以外的行动，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他的自然责任。虽然我们有一种实现某个重大的善的自然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做到的话；但如果那样做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么我们就被解除了这种责任。职责之外的行动提出了一些对伦理学理论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例如，初看起来，古典的功利观就似乎不能说明这些问题。只要是能对别人带来更大的善的行动，只要这种行动所产生的总的利益超过了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行动所产生的总的利益，那么我们看来就得不计代价去完成这些行动。相当于在自然责任说明中的那种免除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正义即公平的理论把某些行动算作职责之外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功利原则所要求的。然而，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职责之外的行动，只是为了全面的缘故。现在，我们必须转向解释原始状态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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