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考察的是厂商规模的结构、形成这一结构的原因以及结构对市场的影响。与其他经济研究领域相比较，它更强调对影响厂商的结构及绩效的因素进行经验研究。同样重要的是，产业组织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由反托拉斯法及管制引发的公共政策问题。在此意义上，产业组织领域是价格理论的扩展及应用。

    产业组织涉及的范围

    美国有1200万家营业性厂商存在或开业，从规模最小的年资产不过几百美元的街角报摊，到1979年资产达1138亿美元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都在其列。有3种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独资经营、合伙经营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大多数企业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一个或数个人拥有厂商所有资源，并对厂商经营完全负责。在美国，大约有1000多万个这样的小型的独资或合伙经营组织。150多万厂商采取了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将近160万家股份公司帐上滋生的利润是1000万小型独资或合伙经营厂商的2倍多。总而言之，股份公司承担了美国大多数制造活动。在现有的160万家股份公司中，最大的200家制造业公司的销售额占了整个制造业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显然，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美国制造业及有关产业的经济学，我们就得仔细研究美国股份公司这种所有权形式。公众关注产业问题的起因

    很大一部分产业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大工业厂商。人们一般相信大厂商发展及活动的方式限制了别人进入该行业，因而限制了其竞争者的活动，其最终结果便会形成垄断。由于担心出现这种结果，人们便设立了大量法规和管制。  早在公元前4世纪，许多帝王就懂得用政治势力控制市场。他们知道，控制了市场进入，便可给那些享有特权者带来更高利润。盐、茶和其他相对缺乏需求弹性的物品常常是王室垄断的目标。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建立了王室垄断。以后，罗马皇帝于公元前1世纪到3世纪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中世纪时。国王把垄断特权授予统治者册封注贵族，以后又给了贸易公司和行会。把合法垄断权授予私人团体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合法垄断权可以由各级政府授予，也可以由他们予以取缔。例如，在联邦一级，民用航空委员会（CAB）可把航线指定给经过挑选的几家公司飞行。此外，直到最近，CAB还对获准飞这些航线的航空公司的票价及服务质量的各个方面进行管制。新的CAB放松管制计划扭转了这一趋势，该计划削弱了它管制价格和禁止新进入者进入指定的现有航线的权力。

    垄断也发生在地方一级。即使在最小的城镇里，商业管制部门也以特许证形式同意或取缔营业。此外，划定区域法规还有效地禁止了新加油站、餐馆或其他特定形式的经营单位的进入。

    不公正的垄断价格

    亚里士多德常谈到垄断者制定不公正价格。亚当·斯密1776年写的一段话现在还常为人引用：“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烽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为了对付垄断，古巴比伦和印度就已经试图以法律反对私人垄断。英国议会1624年通过垄断法，甚至开始制约国王钦准垄断的权利。

    自然垄断及其管制

    若长期平均总成本在整个产出的有关范围内都是下降的，则称存在自然垄断。若要使任一既定产量下生产总成本最小，就应只由一家厂商从事生产。自然垄断的这种说法为州际贸易委员会和民用航空委员会对运输实行管制的合理性提供了部分依据。除了这两家机构外，旨在管制天然气销售、电话服务和发电的其他政府管制机构也成立了。

    其他形式的垄断及其管制

    我们已经讨论了法律许可的垄断和自然垄断。第三种垄断是单纯的私人垄断，即所谓人为垄断。它是通过合谋、兼并或其他旨在限制生产以及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的方法形成的。美国经济学家迄今尚未一致赞成管制，甚至对政府试图这么做是否必要的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19世纪托拉斯形式的组合是生机勃勃的竞争或节约成本的结果。据认为，若托拉斯对其所得垄断势力行使过度，新厂商进入便会使价格下降。本世纪早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这种推理。当今大多数人看来是严重怀疑或不愿轻信当初的这种推理。有少数人认为，合谋集团之外的厂商的进入，会管制人为垄断。

    到19世纪末。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反对托拉斯和兼并，并寻求以新的立法对之加以限制。于是先后通过了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然而，直到许多年后，特别是在本世纪3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才开始和反对人为垄断的立法者和外行人站在一起。30年代，新的市场结构理论也开始问世。一些经济学家相信，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这两个极端都未很好地描述美国经济。例如，1933年，英国剑桥大学注琼·罗宾逊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爱德华·张伯仑在各自独立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理论。这些理论正好处于上述两个极端模式中间。尽管他们的著作回答了许多问题，但还有不少总是未能解决，尤其是关于厂商数量众多的行业中厂商的行为和绩效问题。竞争模型无法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从经济学家试图分析这一问题起，产业组织这一研究领域便开始形成了。

产业组织研究领域

    产业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领域或专业，还是近年的事。“产业组织”的名称及其对最初研究的推动来自30年代后期的哈佛大学。在此之前，曾有过描述性制度分析课程，涉及股份公司、农业、营销、公用事业、金融组织和反托拉斯诸领域。这些课程一般并未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据格雷瑟（Grether）的说法，是大萧条以及伯利和米恩斯（Berle ＆Means）的《现代股份公司和私人财产》（1932）一书才产生了对更为基本的理论及经验分析方法的需要，以便用经济学来理解企业制度。此外，30年代后期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势力集中问题的各种听证会、研究和最终报告都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为这些研究提供经验材料显然是受欢迎的。

    在哈佛，张伯仑和梅森（Mason）教授最早开设了真正的产业组织课程。梅森在汇集了他1936年以来所写论文的一本文集的引言中，把企业组织的研究特点称作是“方法上折衷”，“是一个进展艰难，但很有意思的领域。”来自哈佛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华莱士（Wallace）对铝业市场控制的研究。和许多其他研究。贝恩（Bain）于1948年对之进行过概括。

    在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研究者对产业组织的主要兴趣在于定价策略，或者，按照梅森1938年的一份意见书中的说法，是“经过买者和卖者仔细考虑的影响价格的活动”，特别是大工业厂商的策略。所有这些实例研究和经验研究一般都集中考证与纯粹垄断有关的理论结构。根据这种看法，市场和市场结构“必须根据单个卖者和买者的地位来定义。”到1948年，贝恩——他是梅森在此领域的最早的博士生之一——已不满足于此了。他认为，直到那时为止，经验研究“在建立一种客观的市场分类方面进展很有限，这种市场类别在其次一级类目中包括了其竞争行为既是均齐的、又是有别的各个产业。”

    产业组织的研究方法

    在产业组织发展中，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一直是特定产业绩效的好坏，其中包括效率如何。的确，一些人说检验绩效好坏是产业组织研究的目标。因此，产业组织应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产业中造成有益的或有害的绩效的东西是什么。通过指出那些可使经济“更好”运行的办法，上述理解有助于形成公共政策。因此，产业组织通行的分析框架就成了所谓结构－行为－绩效研究法。人们用该方法研究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假定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再决定绩效。大多数分析是直接从结构到绩效结果，或从结构到行为、绩效结果的组合。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行为实质上是从绩效结果中推出来的。这种分析得出的联系是偶然性的。用理查德·卡弗斯（Richard Caves）的后来说，“市场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结构决定了该产业厂商的行为，这种行为又决定了产业绩效的好坏。”近来，人们已经认识了结构变量、行为、活动和绩效结果间共通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变化。换句话说，若厂商作出的反应是适应性的，他们会改变行为以及（或者）结构。在图1．1中，我们列出了产业组织分析中市场结构－行为－绩效框架的图解形式，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基本条件。

    市场结构  市场或产业结构涉及影响竞争过程性质的那些市场属性。因此，市场结构包括厂商的规模及规模的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厂商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

    某些反托拉斯法是直接针对市场结构的。例如，克莱顿法（修正案）第7条就是如此。它集中注意行业中厂商数目问题。它禁止通过兼并办法——这可能抑制竞争或鼓励垄断——来发展市场结构。这就很明显，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联系，也被立法者当作事实确立下来了。市场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结构决定了厂商的行为，固而又决定了产业绩效的好坏。

    但是，把大型的、多样化经营的公司活动包括在结构－行为－绩效框架之中就产生了严重问题，特别是，如何把市场结构框架应用于这类公司？有些人断言大公司不受市场竞争力量的影响。但若大公司真的无市场压力，那么用以上所述市场结构框架来分析其行为和绩效不就是徒劳了吗？

    除了计量厂商数目和集中率之外，在实际计量结构要素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困难。这些年来市场结构的计量还没有很大进展。

    行为  市场结构影响单个厂商的实际经营和行为。例如，市场结构影响到厂商的内部组织，包括某些用工策略、工作条件以及直接间接影响厂商内部的资源配置及其所提供产品的其他一些因素。要确定某市场中厂商行为，就需要研究产品设计和差异性、厂商订立价格的方式、所从事的广告和推销活动。此时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合谋到何种程度，合谋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他们从事研究与开发到什么程度，他们对经济和法律环境的变化如何作出反应。在考察某种市场行为现象，如卡特尔化和合谋时，我们要问；“如果存在合谋协议的话，这种协议能维持下去吗？”

    绩效  市场绩效是对经济如何满足特定目标的评价。这些目标包括（但并不限于）效率、增长、平等和就业。为了保证绩效的公正性，必须运用规范经济学。我们判断一个产业或经济绩效“好”与“坏”的唯一办法，是先设立规范目标，或者将价值标准隐含地或明确地与不同产业结构和行为带来的成本收益挂起钩来。

    然而，最近的研究工作已经削弱了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法的决定性作用。除了这一关系外，它们更加强调市场的动态性质。过去的绩效可以与现在的结构联系起来，这又决定了现在的行为和绩效。

    产业组织研究的近期趋势

    自从哈佛的开创性分析法问世以来，产业组织领域又有了许多变化和扩展。尽管哈佛集中研究产业，根据其性质可把这种研究称为描述性的，然而，其他思想流派采用不同方式研究产业组织。哈佛的研究主要是产生了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法，这由贝恩、卡弗斯和其他人建立起来。相反，芝加哥学派更倚重于根据逻辑推理体系应用价格理论。根据这种方法，斯蒂格勒和芝加哥大学的其他人把产业组织视为价格理论的逻辑扩展。他们非常强调经验验证。这种分析法很少借助制度研究框架。

    除了这些方法上的区别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组织的研究变得更加数量化了。近来的研究更注重通过在统计上检验厂商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差异来解释行为和绩效。

    产业组织还扩大了研究对象的种类。例如，近年来，厂商的内部结构和组织，以及这种组织影响行为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考察。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阿门·阿尔钦（Armen Alchian）等人的研究机与这类问题有关。

    尽管分析方法不同，但每种方法寻求回答的问题则是相同的：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市场组织间的差异？什么因素引起了厂商间和产业间的盈利差别？在何种程度上厂商自身结构可以决定其产品选择、营销方法、定价策略和其他行为？不同分析方法都注重考察多样化、兼并、工厂大小差别的利弊，同时也关注决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因素。

定义产业组织

    我们已经涉及到产业组织概念。我们认为，在继续讨论前，有必要更明确地给出产业组织的定义。显然，对非经济学专业的人来说，“产业组织”这个术语本身实际上并未说明这一学科的含义或它与什么有关。产业组织这门学科并不告诉你如何去组织一个厂商。显然它也不是工业企业组织和管理那样的课程。此处正式的定义仅限于以下规定：

    产业组织是一门经济学专业，它有助于解释为何市场以现有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及这种组织又是如何影响这些市场运行的方式的。

    因此，产业组织的研究吸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产业被组织起来的方式、影响厂商行为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一般地影响社会等问题感兴趣。过去、现在、很可能在将来，感兴趣的焦点都集中于由不同类别市场组织所引发的国民经济问题。产业组织与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涉及到诸如大厂商之间的合并是否合乎需要，对现有厂商采取反托拉斯行动以及非法地规定价格的可能性等等问题。

    该领域的界限

    看一下该领域自30年代开创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是十分有意思的。现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AEA）采用表1．1所示的分类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产业组织分为4个大类：1．产业组织和公共政策；2．技术变化经济学；3．产业研究；4．经济生产能力。

表1．1产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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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业组织和公共政策

    A．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

        1．总论

        2．垄断理论

        3．政府政策

        4．商业银行的垄断

        5．运输业的垄断

    B．对于垄断和竞争的公共政策

        1．总论

        2．公用事业管制

        3．农业政策

        4．运输业政策

        5．商业银行政策

    C. 公用事业和政府对其他私人部门的管制

    D．公营企业

    E．运输经济学

        1．总论

        2．城市运输

        3．码头货运

        4．纯粹运送之外的机场运输

        5．补贴

        6．区位理论

    二、技术变化经济学

    A 技术变化．创新、研究与开发

        1．总论

        2．与增长模型的关系

        3．技术失业理论

    B．技术变化和创新  C．研究与开发

      1．总论

      2．征税与补贴的效果

      3．拆旧费

    三、产业研究  A．总论；有关所有产业的文章  B．行业研究：制造业

      1．总论

      2．金属业（铁、钢及其他）

      3．机械业（工具、电气设备及器械）

      4．运输及通讯设备业

      5．化工、医药、塑料、水泥、玻璃、橡胶业

      6．纺织、制革和成农业

      7．森林产品、建材和造纸业

      8．食品加工（包括农业综合企业）、烟草、饮料业

      9．其他产业

    C．行业研究：采掘业

      1．总论

      2．采矿业（金属、煤和其他非金属矿）

      3．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业

    D．行业研究．销售贸易

        1．总论

        2．批发贸易

        3．零售贸易

    E．行业研究：服务业和相关行业

        1．总论

        2．电力、通讯和信息服务业

        3．个人服务业

        4．修理服务业

        5．不动产业

        6．享受、娱乐和旅游业

    四、经济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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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把这4个大类一步分为大量细目，并再分成更细目。可见，今日产业组织领域涵盖了从垄断理论到公营企业、从区位理论到对研究与开发征税和补贴的效果，以及对国内每个主要产业的行业研究等各个方面。

    当今产业组织主要与美国经济许多特征中那些分权的自由企业市场特征的部分有关。确实，从产业组织研究中得出的原理也可适用于其他经济制度，如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但这样应用就需要把产业组织研究领域扩得比现在更大。而且，为了把握本书的规模，我们的主要应用范围是经济中制造业部门的市场，而不是农业、服务业和劳动市场。

研究产业组织的方法

    许多产业组织文献解释厂商和产业或市场结果的工具是局部均衡法，解释厂商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结果的方式是以明确的产业结构假定为依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分析方法给出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这里结构包含着行为，行为又决定了绩效。最近产业组织的发展更加注重用经济理论研究结构和绩效的同时决定。这种研究强调的是决定厂商行为的因素以及这种行为如何形成了产业结构。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有点离开传统研究的焦点，即标准竞争模型——垄断和寡头垄断模型——它们是对厂商和结果的主要解释。我门承认这些方法是有用的，但它们常常是不完备的，还有相当多的厂商行为和市场结果是它们无法解释的。在本书里，我们要把传统价格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包括进来，以便更加透彻地洞察产业组织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把传统模型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所进行的有代表性的经验研究包括进来。

    此外，要记住我们最终将试图确定市场过程（与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过程相对）如何引导生产活动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我们尤其要检验在何种条件下这种过程会出毛病，它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政策来“医治”这种毛病，来改善某产业的绩效（假定我们知道“改善”的含义是什么）。

    在第1篇里，我们集中考察厂商和市场结构。该篇考察厂商理论（第2章）、对市场结构的不同计量方法（第3章）以及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第4章）。第2篇描述行业和市场模型，主要强调的是竞争和垄断（第5章）、寡头垄断（第6章）和垄断竞争（第7章）。在第3篇里，我们集中考察特定的问题——厂商行为和定价规则（第8章）、广告、产品差异和商标（第9章）、价格歧视（第10章、第11章）、到货价格体系、排他性交易和串买（第12章）、操纵价格、价格刚性和公平交易法（第13章）。接下来，我们分析合谋诸形式（第14章），然后转入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合并问题（第15章），进入壁垒（第16章）和技术创新、版权和专利（第17章），这几章并入一篇。最后一篇——第4篇，考察公共政策，包括以下几章：论法（第18章），论法院和反托拉斯（第19章），论管制机构（第20章）。在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7章和第18章中还有附录，以澄清一些术语和概念。

附录：产业组织的研究方法及特点

    产业组织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被人们视为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既注重实证理论，也注重规范评价。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比较

    实证经济学本身关注的是事实，它可以被反驳。这与该分析不含价值判断有关系：没有主观感情或“激发感情”的东西渗进分析中来．实证分析与“若有A，则有B”这类基本问题有关。这里有一个例子：“若汽油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上升了，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则人们愿意购买的汽油数量将下降。”这一陈述属于“是什么”，它并不论及任何人的价值判断或主观感情。其他科学，特别是硬科学，如物理学和化学，被认为实质上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当然，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怎么能进入分子活动理论呢？但经济学家却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们是与个人的活动打交道，而不是与分子活动打交道。因此，很难坚信我们的经济学是超然于价值判断之外的，或者是不牵涉我们感情的实证经济学。

    如果把我们的价值判断明确地或隐含地加入分析中，我们就进入了规范经济学或规范分析领域。实证经济学的说法是这样的：“如果汽油价格上升，人们愿意购买的量就减少。”我们若把下面这句话——“因此我们不应该允许价格上升”——加入分析中，我们就进入了规范经济学领域：我们已经在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事实上，每当你看到应该这个词时，你就知道价值判断正在进入所讨论的问题。

    本书中我们要考察的模型和经验研究既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也以规范经济学为基础。但我们也要考察公共政策：一个常常包括“应该”二字的世界。换言之，当我们考察政策时，我们常谈论福利判断——规范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都潜伏着陷阱。实证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的各种术语和概念，在现实世界上是找不到对应物的。这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这些概念与现实世界离得太远，即使其含义的推论在逻辑上并无矛盾，它所包含的比较的、静态的或论断性的结论，仍可能是不可靠的。而且，实证经济学的成立有赖于对模型含义的经验证实。不正确地检验和解释假说，就把经验结论搞乱了。

    在规范经济学中，人们常常断言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看法既假定上述关系具有真实性，又含有这样的假定，即已正确权衡了每一种结果。在某种情况下，检验公共政策只限于描述可供选择的政府计划的效果。这是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设立了评价可供选择的（隐含的或明显的）政策准则，并进行劝说时，公共政策才成为规范性的。

    模型和现实意义

    在开头时必须强调指出，任何科学中的模型，当然也包括微观经济模型，决不是完全现实的。它并未抓住现实中存在的每一个细节和相互关系。那样的模型不可能建立起来，也不可能用它来操作。例如，太阳系模型决不可能把整个太阳系的所有方面都考虑进去。构造科学模型的特点，在于模型应该抓住本质联系，它足以分析或回答要解决的特定问题。例如，当我们尝试构造一个特定商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行为发生影响的模型时，决定每个消费者对这种价格变化的反应的因素起码有100万种。但是，对绝大多数支配因素，模型是不予考虑的。这倒个是它们是无意义的，而是因为，我们通常的模型包括特定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和该商品的替代品价格也就足矣。这就是说，只需考虑这4个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因素的大小，该模型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即使它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并未抓住所有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因素。总而言之，不能仅仅因微观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不符就说它有问题。同一个模型因解释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或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从而可能是极其逼真的。

    假定

    每一个模型都是以一套假定或公理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直接或明确地检验作为模型基础的假定和公理。要想使模型有成效，通过把假定的含义与现实世界作比较，假定也就间接地受到了检验。若现实世界的事实否定了以某种假定为基础的理论，那么现实世界的事实或经验发现，也就常常间接地否定了这些假定。

    当学生们学习化学或物理学时，他们通常并不怀疑物理或化学模型中所使用假定的真实性。例如，物理学中有一种“纯气体”模型。当然，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气体并不满足纯气体假定的要求，然而，建立在纯气体假定上的模型——被称为波义耳定律——却是很著名的，并已为人们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看来它很起作用。现在你也许会问：“很起作用”意思是什么？纯气体模型很起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存在相应的规则，使人们可以从纯气体去研究不纯的气体。

    决定一个模型的有用性 我们一般不想仅仅通过讨论其假定的可信或真实与否来决定某个模型是否有用或“好不好”。相反，如果我们运用科学方法，我们偏好的或认为好的模型是那些为现实世界带来有用的预见而已有意义的模型。科学地分析我们周围世界的方法要求我们乐意研究证据。证据是用来检验模型的可用性的。例如，比较一下两个都涉及以下现象的模型。每次放在学生俱乐部桌子上的纸币都不见了。一个模型是以好几个假定为基础的，包括财富最大化——使自己的状况尽可能变好。这个模型预言如果占有纸币（它代表对所有商品的一般购买力）的成本低于其收益的话，个人就会从事这种活动。另一个模型则运用某种磁性吸力理论：纸币会发出一种磁力，迫使人们用手把它捡起来。

    第一个模型的可检验的、也即可反驳的含义是：纸币票面金额越大，它失踪得便越快。这个含意是另一个模型没有的。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实验来检验这两个模型的预见力：某些天我们在不同时间间隔随机地把1美元钞票放在桌上。以后我们不断增加拿走的可能性：下周每次放5美元，再后放19美元，再后放50美元，再后放100美元。如果我们看到，当钞票面额增大（即财富效应增大）时，在学生俱乐部游荡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就没有反驳第一个模型的含义和预言。但它的确是反驳了第二个模型。后者会预言不管钞票面额多大，游荡的学生人数是一样的，因为面额大小并不决定磁力大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将选择第一个模型，而倾向于拒绝第二个模型。注意，这里我们决不能证实理论，而只能证伪理论。

    一般我们也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the  Principle of Oc-cam’s Razor）：若两个模型是彼此竞争的，各模型的预见都同样好，则选择最简单的那种。这就是奥卡姆（William ofOccam），曾说过的：“Ess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praeter necessitatem，”也即不应把本质性东西增加到超出研究需要的地步。这也称为节俭原理。对构造模型的简单性概念要作进一步说明。通常，构造理论的目的是建立一般模型。模型越是简单，它的适用面也就越广。较现实的模型只解释较特殊的情况，因此人们对之兴趣不太大。

    理性模型的大类

    许多微观理论模型归属理性行为模型这一总标题之下。我们对理性行为的定义很简单：可供选择的办法的排列是有系统的、前后一致的，随之作出的选择都在现实世界的约束之内。理性行为模型是一种简单模型，它运用理性假定。经济学家们仍在继续使用这类模型，其原因是，理性假定提供了可反驳的含意，这种含意看来常常是与现实世界的社会现象吻合的。

    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个人可以证明思维过程并不对应于某个模型所描述的系统性行为。尽管如此，理性行为模型并不因为它缺乏对应性而必然没有价值。我们的经济模型是行为模型而不是思考过程。（我们定义理性行为是可预见、系统性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特定个人活动的方式不是系统性的，把许许多多个人加在一起，还是可以证实集体有理性，这种理性支配了该集体中个人行为的非系统性方面。

    理性个人和理性分析

    在此，区别理性个人和理性分析是有益的。我们定义理性分析是一种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理论，它使我们推导出关于人们集体行为的经验上可检验或可反驳的论断或预言。如果这些预言或论断末被经验否定，则理性假定就被证明与现实世界的情形一致，或至少它未被证伪。我们并未说出个人是否真是理性的；理性理论并不依赖于这一前提：即个人与其思维过程在逻辑上一致。好几个在精神病院做实验的研究者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可假定有严重精神病的人不是“理性地”思考的，但心理学家阿利恩（Allyon）和阿兹林（Azrin）还是发现，研究组中的精神病人愿意工作的小时数是付给他们报酬量的正函数。这种报酬采取代价券形式，它们可以换取衣物、化妆品、糖果、香烟以及增加私下给予的医院特权。在20天的考察期中，当病人完成了指定的工作后，就用代价券形式付给报酬。在下一个20天中，无论他们是否完成任务都给他们代价券。第二个20天刚开始5天，实验组工作的小时数就降到了零。当再次只在工作完成后才付给报酬后，每天工作的小时数立刻增加了。

    分析单位：个人

    微观经济分析的所有理论都是以个人行为是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这一命题为基础的，尽管这一点看来也许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中有许多人在讨论“社会”或“公众”问题上仍然很不严谨。如果你想说公众决定净化国家水道，因为这对社会最有利时，这种说法听上去便有某种不科学性。并不存在像所谓“公众”这样有组织的团体能够作出上述决策。而且，谈到“社会”也就涉及到某种实体，并假定它能够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个人可以决定他们是否喜欢某种经济变化的特殊后果，个人也可以决定他们是快乐还是悲伤，但社会却办不到。

    也许表明同样意思的更恰当方式是这样的：那些政客之所以对通过法案净化国有水道感兴趣，并敦促选民支持他们，那是因为这些水道的污染程度的不断增加会损害许多选民的利益。当足够大比重的选民开始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时，握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便决定通过减少污染程度的法案。

    注意，这里的分析迄今只涉及个人行为。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看问题时，我们看到“公众”和“社会”这种术语太空洞、太含糊，在理性叙述上没有多少科学意义。“公众”和“社会”这些术语对经济分析没有多大用处，其原因之一是，当选民在选择某种结果时，常常同时或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但是，在我们社会中，绝大多数选举结果是受到大多数原则支配的，所以只要多于选举人口的50％就可以选定特定结果。这种结果常常是与好和公正观念同时交替使用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这样解释，好与公正也可能在人数略少于50％的反对这种结果的选举人口一边。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将避免使用像公众利益或社会利益这种不严谨的提法。

    经济科学的分析单位是个人。对于这一点，不该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寻常之处。例如物理学家在科学考察过程中，可能希望描述当温度升高时的“典型的”气体分子反应——尽管预言某个特定分子的实际活动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也许希望预见纽约食品相对价格提高时消费者的反应，尽管住在中央公园附近特定公寓里的特定个人——他也许会对其他刺激作出反应——在价格上升时实际上可能买更多的食品。

    尽管我们把个人看作基本分析单位，但是，我们也把价格理论应用于群体中的个人行为。从方法论观点看，我们谈论的根据是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辨别和考虑形形色色的、常常是互相冲突的个人目标，才能更好地预见出这些个人组成的团体行为。因此，我们对群体行为的理解与物理学家通过思考有关分子活动情况来理解气体活动情况并无不同。换言之，我们认为，对集体行为的预言的推导比对个人行为的预言更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