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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队、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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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一种军队专政?
整个中国是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全都同军队连在一起，”周恩来总理说，他可以再加一句，“军队把我们全部连在一起了。”
周总理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重建后的党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和朱德一起组织了这个军队并从开始就领导它，他也是党的终身领袖。当毛任共和国的主席时(直到1958年止)，他把党、政、军三位一体地统一于自身；作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身主席，他自1935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1936年我在中国老红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之前)中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时，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在陕北指挥着东线的红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林彪身着元帅星级的服装。
在所开创的世界之内，党居于一切的首位。但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毛说，“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党。它们同生共长，相互依存，如中国人所说，“唇齿相依”。
内战时期，当我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红军的根据地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战斗部队中构共产党员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都穿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看其褪色程度)的棉布制服，除有一块红领章以外，没有军阶标志(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住在同样的或差不多的宿舍里，和农民吃大致相同的饭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和因苦，极少物质鼓励。政治委员常常就是司令员，司令员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员，他们相互学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重新发生的内战时期，情况部是如此。
l949年，随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经过22年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才创立起这个革命“学校”：从民间招来的新干部也须来这里吸取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防级多数人政治意识薄弱，持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干部，这就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料。
共产党人接管这个大陆国家后，大规模地从军队外吸收党员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到1956年，人民共和国建国仅7周年，党员己达1，000万，其中80％左右是革命以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有1，700万，其中70％是朝鲜战争以后入党的。而到1965年，据说党员已接近2，800万，另还有共青团员3，000万。党员中仍有2／3是农民出身，但行政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上层以外，老党员是少数，并且人数在日益减少。
尽管如此，军队仍是一所“大学校”，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内，它的高级党员，要比政府机关的任何其他一个部门都更为集中。
但至此画屏暗淡下来，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兵之间造成了超过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条“战线”上是经历过长征或延安时代的人，在另一条“战线”上是后来参加革命的人。在比较巩固和已部分“社会主义化”的中国西北根据地，毛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适应中国的情况，那里处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的经验比华东要少得多，华东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战线后方的政权还不坚固的游击区里训练出来的。这后一种人要同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打交道，在直至海滨的这片人烟稠密的广大平原和盆地里，阶级问题是以豪绅支配的经济为基础的。
1949年，这“两条战线”汇合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的隔阂决没有完全消除。刘少奇一向是华东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员，领导城市的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他成为党内主管组织和训练新干部的头号官员。在那个时候，刘成了以城市为方向的党的化身，这个党同多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系，同后来与苏联的技术援助项目有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同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毛完全是土生土长的经验的化身，这种经验在广大农村深深扎根，在军队中实现了平等的传统并使军队与农民密切联系。
上述看法并不是去提供—个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简单“公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式——而只是从有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下提出被人忽略的一个重点以提醒大家而已。当要去了解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军队优势的限度时，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希望弥合这个“裂缝”，彻底消除上面提到的分歧，并把“两条战线”团结起来，因而他在1956年接受党推选刘少奇担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早在1959年，毛意识到裂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样对待刘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事情从那时起如何逐步发展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只就刘与其堕落分子(毛是这样看他们的)盘据着管理部门官僚机构而论，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只是清洗，而是全部摧毁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机构。建设阶段——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甚至更加因难。1966年8月公报的指示“揭开”了第一阶段，数百万“基层队伍”——干部、学生、工人、普通群众——迅速起来发泄对长期压制他们的党员特权分子的不满。由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众组织，由红卫兵、工代会、党内造反派领导，夺取了地方的权力。“旧秩序”的领导者进行反击，通过名义上是“造反派”的代理人来恢复控制。一个接一个的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约领导人上来了又很快倒下去。在“中央小组”的指示下，上海是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由“可靠的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第一个城市。尽管非常缓慢而斗争十分激烈，其他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也跟着成立了。
在各级组织中，造反派在选择新的形式和新的领导人问题上意见难于统一；他们分裂成几派，互相争斗，近乎无政府的状态盛行一时。奉军队之命，军队不许动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进行干预。有些地方的红卫兵抢夺民兵的武器并成立司令部，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初期内战形势迅即到处出现。
军队总政治部是唯一完整的有经验的党组织。1967年，毛不得不前去结束混乱局面，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去“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周总理告诉我，在军队开始用武力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制止派性争斗和领导各派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前后，军队蒙受了“数十万人的死伤”。从军队个抽调了
200万名“毛主席积极分子”去执行这项任务。逐渐地，从这种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纯洁的和“接班人”的党， —个经过重建的无产阶级国家。
这样，军队从文化革命以来就显得“非常巨大”，其势力在将来会更加扩大。会不会比党更大呢?归根到底，每种制度，无论是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或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依靠它的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能离开支持它的阶级利益而独立。毛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毛又说，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注意，是党指挥军队。党也是指挥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实，而且现今已明文写进新党章。文化革命期间向“党的军队”发指示时，毛是作为党的主席来办事的，这个党自称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央，党应指挥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军队决不能例外。但当党中央发生分裂时，它当然也会反映在军队领导部门的分裂之中。
为党工作并按党的指示办事，中国的“人民军队”是联系群众生活的一个主要环节，它力图通过组织、宣传、生产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
口号“全民皆兵”——它可以追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已部分地实现了。所有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女，通过普通参加民兵而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受过民兵训练的几亿预备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熟悉了武器、战术和地形；他们在老战士带领下重新过着革命的战斗生活；他们学习领导原则，懂得生产与国防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和统一思想，并逐步认识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个脱离群众、不事生产、浪费国家资财的特权阶层。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
1928年，毛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全国人民“建在连上”。
不仅民兵，而且整个社会在作风上和组织上都“军事化”了。从幼儿园起，学生都编成班、排、连、营。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和公社社员也都这样。城市每条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参观过一个大型机车制造厂，在一个由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成的辅助车间里，我听到那个担任管理的中年妇女被部下称为“司令”——她们正忙于洗破布、缝补裤子和鞋子。
这个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这样做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幸好，这不是《我的奋斗》。这里面没有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武装输出革命等教义。它确实支持社会革命，但不是通过武装侵略。在国内，它教育人民通过无产防级政权的实现——包括对错误领导“造反有理”，来求得解放和备战。
中国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使许多不相信军事化组织的人感到震惊。而怎样使用这支中国军队——“为人民服务”，才是它持别吸引人的独一无二之处。
(一五) “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了沈阳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沈阳是曾被西方人称为满州的东北的辽宁省省会。这所学校由一个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五名针刺专家领导。到这儿来的学生不能听和说，但他们不是先天性聋子。他们失去听力是因为麻疹、脑膜炎和各种发高烧的热病所致。
负责这个解放军小队的李春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过手语文流来教育学生。1966年，当毛主席接见几百万造反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当学生们见到毛主席时，他们高兴得哭了，”李说，“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脚。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的指挥员就要我们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将针推进以超越旧的‘禁区’，直至我们能够承受的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卫生针刺医生的培训工作。我们授给学校工作人员技术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和说了。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两年时间我们治疗了582名学生，93％以上恢复厂听觉。80％左右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放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9岁至20岁之间：身体健康，穿着暖和，眼睛发亮，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好象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男孩子眼里噙着泪喊道。“牢记《愚公移山》!”另一个喊道。
我们参观了教室，教室里的高年级学生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倾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谈话，带着难以形容的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动人微笑。当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一所邻近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随我们到街上，一直微笑着，鼓掌。
“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当我们离开时, 他们的尖尖告别声在回响。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州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家是在卢尔德，信心治好了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大大超过卢尔德，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幅照片。走进里面，我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妇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空荡荡的。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医疗组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她的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药箱中包括有避孕丸。这种场面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
我们在离长城不远的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是一所明净、修建得好、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绿油油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屋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录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不到25岁，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追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远的距离是300米。这里充满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掌声不断，欢笑四溢。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两种：第一种是“基干民兵”，年龄最高25岁、携带着武器工作；第二种是“普通民兵”，年龄从25岁到50岁或以上，他们包括预备队员和特种队伍。所有轻武器都是就近制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庄角落模型前，我们看到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运用游击战术，很快把侵略者消灭了。(鼓掌)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说，是洋鬼子就是了。接着，姓徐的一家入列队进行：60岁的爷爷、他的58岁的妻子、儿子、儿媳和4个孙儿女。他们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机车厂工作。他们使用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在100米之外很快消灭了目标，只有年纪最轻的一个是例外，这年纪最轻的一个是8岁，穿着红小兵制服，有点神气，他用了很多时间，俯伏在那里，用一支普通步枪打中了三靶。
“还没有枪高。”一位军官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候着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说，”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我们等待着他们，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那些靶子上公平的写着这样的字。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一六)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在中国西北陕西省的内地，有一块狭长的盆地南泥湾，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约200公里，延安东南90公里。延安在1937年至1947年这10年间曾是当时以八路军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有一条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湾连接起来，而几年之前还只能靠步行走两天才能到达。这条路穿越荒野的峡谷。到处都是榨树、松树、常青树和罗望子树。我们的汽车开过时，不时惊起雄鸡、小羚羊或山羊。
“好猎场，”我们的向导，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主人说。“我们驻在南泥湾的士兵初到这里时，除了打野味外，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所到的这个已开垦的狭窄的盆地有几英里长，四周是峻峭和多树的小山。1941年，当延安根据地的西石和南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往北和往东被日本人封锁时，南泥湾是响应毛提出的通过军队自己动手来达到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开发的一项试验计划。
“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说。“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为了起带头作用，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年轻老兵担任军官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荒野峡谷，每个战士都带着步枪、鹤嘴锄、铁铲和足够一季用的粮种。像美国的拓荒者，他们开垦了足够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建窑洞、造披屋以便度过严冬。还动员了一些无地农民来帮助他们，他们制造木锹和木犁，学会在榨树皮上写字，土地给带来第一次收成后，又再播种，使收获足够有余粮出售以买进几头耕畜。他们制造木纺织机，自织羊毛呢绒，并极力打通与国民党地区的走私贸易。经过两个近乎挨饿的冬天后，南泥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林区。
这故事来自一个亲历其境的人之口，他叫朱少清，清瘦，久经风霜的长征英雄，现在又回到他曾帮助开垦过的峡谷来了。朱在1944年离开南泥湾，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现在53岁了，他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的一位团长。而南泥湾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全民所有”。他在大会议厅里简要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演变过程，这会议厅是一簇坚固朴素的砖瓦结构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时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后的巩固和肃反时期，南泥湾成为一个劳改农场。中国不容许有“政治犯”这个范畴——只晓得这里有“反革命分子”——但事实上犯有政治动机的重罪，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南泥湾作为一个监禁农场，属罗瑞卿统辖。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队的首长，是文化革命情况中最早垮台的高层人士之一。
1965年，这个劳动改造农场显然撤消了。改变成一个国营事业，许多以前的罪犯成了农户人家留场定居。朱说，在当地也吸收了一些青年。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刘少奇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坏。许多青年离开了这里，去参加红卫兵的长途串连。”
“这么远的地方刘少奇能有影响吗?”我插了一句。
我想是出于向我作解答，就把我介绍给坐在团长旁边的一位老战士。他是农场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人有一张坚韧的脸，高耸的眉毛下是一双锐利的眼睛，笑的时候常常露出两颗门牙，他叫王明德。他看起来像有100岁了，但后来我见他在田野走路时灵便得像年轻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66岁，后来得知，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在湖南参加老红军某团的同一个班的、实际上从此以后两个一直在一起。
王曾身经百战，在他漫谈时，好象要把每次战役都描述—遍似的，特别当他回忆南泥湾过去的艰苦日子时更是滔滔不绝。他使我想起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民的领袖》中的那个加利福尼亚人，他曾率领一个马车队越过落基山，他只要一讲起这事就会讲个不休。
在王无止无休、引人入胜的回忆中，时间渐渐过去。一个有关拓荒时期怎样用野草制成一种“美丽的染料”染土制毛线的故事，得一年半载才能讲完。有关刘少奇的问题我们就丢在一边了，因而我无从知晓他究竟怎样影响了这个遥远地方的局势。
在1966—1967年这个“坏年头”之后，军队接管了这个农场，到1970年的现在，生产大有改善。所确定的指标将使南泥湾很快就赶上大多数国营农场的高产水平，总的说来．要比公社集体的平均产量要高得多。
据朱团长说，南泥湾农场现拥有耕地、果园、林场共18，000公顷。归他领导的大约有30，000人，在这支混合劳动大军中，有长期在此定居的带着全家的农民(包括一些以前的地主和罪犯)、党的干部、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并得到一个亦军亦工亦农的劳动团体的支持。
这里的全部生产归国家所有。经营以工资制为基础，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住房免费，平均工资每月40元，这个数目比工厂里半熟练工的平均工资略少，但高于农村公社社员的现金收入。然而在南泥湾，工人必须交付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平均12元。定居的农民家庭有他们自己的住屋、厨房和自留地，现金收入要少些，实行工分制。
南泥湾最有意思的一角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我先讲几件日常看不到的其他军队工作之后再来谈它。
许多国营农场，可能全都在边疆，长期以来由军队以各种形式加以管理，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数量又有了很大的增加。我以前访问过离西伯利亚不远的佳木斯的一个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序已达90％，真是一个工厂式农场，完全实行工资制。在一般农村公社，机械化程度不到15％，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很大实际程度上，所有权和会计核算都属于社员，最近的正式数字(1964年12月)表明，国营农场的面积有1，000万英亩，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4％。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50％。
由人民解放军及其党组织领导的国营农场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五．七干校在哪里开垦了新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在沿海和内地的沼泽地带，军队建设兵团正忙于填筑边沿土地，供国内农业使用。
从新疆到严寒的东北边境，军队正在建立新的居民区，并同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和俄国的武装部队要在5，000英里长的边界线上脱离接触的困难问题之一，据说是中国一边的许多地区居民稠密，而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境，整片的地方除了军队以外人口十分稀少。对俄国人来说，要使100万驻边军队获得给养但缺少当地生产上的很大支持，比起多少可以自给自足的与国营农场相结合的中国军队来，就要花费多得多的经费。在有些地方，如果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后撤10公里，那么俄国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而中国一边却仍有许多居民(和民兵?)。这种前景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战部队以外，居民和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党的干部只构成一个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中学毕业生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如果他们的班排和边队推荐他们的话。学校根据地区革命委员会制订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进大学，多少人参军，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村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时，仅给伙食、衣服和很少几元“零用钱”。建设兵团训练出数千万的人——外国人决不知道有多少——加入他们一起的还有城市下放来的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许多人在他们从事建设工作的地方落户定居。
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和房屋建造工作，修建了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发电站、桥梁、隧道和道路，这对控制污梁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完成了艰巨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把越南和新疆连接起来。它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道。在整个中国，在北京，军队监督着交通网。广泛进行的防空洞系统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建造的。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我在那里参观了刚下水的新远洋轮。在农村公社，军队由民兵代表，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也自然都由人民解放军掌握。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方面，军官在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在那些个“三结合”(“党的可靠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负责的军代表”)中，“负责的军代表”总是居少数，但我发现他们几乎总是担任主任的职务。不仅大学和医院接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领导，我们在西安时到后台去访问的一个芭蕾舞团的革命委员会也是如此。另—个在上海的芭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见由军人任主任，这便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一七) 艾丽斯在南泥湾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或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已变得“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在中国，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决定其政治解决办法的各种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中观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逻辑和说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毛说。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如果是这样，五·七干校也决不例外。
它们是为贯彻毛主席1968年5月7日发布的一项指示而开办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革命期间的权力机构而组织起来，由党的军队领导，开始推动“广大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其中有的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人，有的是党校教员或严格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
据说，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的生活，已经滑到孟子的传统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西方谚语说，猪耳上的毛织不出丝线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用愈来愈难的考试把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较差)都淘汰了。学制不是适应群众的需要而缩短和改得更切实际，许多大学专科反而延长至6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而，对任何一个想建设一种激进的新社会秩序的人来说，这样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难以鼓舞他人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进社会分化，正在造成一个被利已野心驱使的特权阶层。”一位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一文中写道，该文编在一本研究态度认真的1971年中国问题论文集里。
从再度强调专家路线的主要的后果之一，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大学生人数减少，而高干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相应增加。……因此，北京大学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仅占38％，同时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学生人数则增加一倍以上。许多大学教授瞧不起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来”，并对这种学生靠(政治上的)“进身之阶”进入大学表示愤慨。1958年录取进入自然科学的8个系的237名学生中，只有45名如期毕业，余下者不是被迫退学就是留级。……
在北京科技大学，保送的919名干部和军入学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华大学同样淘汰了200人。北京财经学院被迫退学的108名学生中，大约94％是工人阶级出身。……消息灵通和受欢迎的访华人士韩素音(1967年)写道：“对城市大学和高级中学进行的调查，令人感到震惊：社会主义的中国过了17年之后，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家庭，虽然这几个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5％。”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说明五·七干校，这里谈一点与教育革命有关的事是必要的。南泥湾五·七干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师，主要由久经锻炼的党的行政干部组成，他们也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负责教育工作。
刘雨生自我介绍说是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高个子，腰杆挺直，30多岁，晒得黑黑的，肌肉发达。要不是这样，他容易被人看成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识字人，现在则至少须到中学程度。从两年前的10月4日这所学校创办时起，刘就在那里了。学校开办时，从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11个单位抽调来467人。
“他们不把自己称做学生；他们是“五·七战士，”刘先生解释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西安市和附近县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让干部向工农学习，在根本上同他们结合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同时一面劳动，一面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旧党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和实际，我们的学校也不同于过去的国营农场。它们只生产。现在经过两年锻炼，我们已输送了414名革命干部。他们有的已回到城市，但多数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刘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毕业的，留下来担任政治领导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领导者”一多半是指共青团书记。他身旁还坐着一位还算清秀的年轻妇女徐秋风，原是西安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区的党委书记。现在属于校“第一水稻生产连”。她好象还管炊事房，一会儿就从那里端来了(围坐桌旁的12人有一半去帮忙)一大盆一大盆满满的鲜猪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鸡蛋、苹果，以及其他十多种干校农场生产的美味食品。
他们有920亩(合153英亩)土地，53头牛，300多头猪和许多鸡鸭。有800亩种水稻和其他谷物，去年的产量达170，000斤(合85吨)。45亩种蔬菜和果树，50亩种马铃薯，30亩种大麻。他们现在有身强力壮的“五·七战士”286人，其中1／4左右是妇女，平均年龄30至40岁，只有少数老年人，最大的60岁。他们之中有7位医生。现在看来这个农场在粮食、住房和燃料(他们建了一座小型水坝和发电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给自足，但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战士们”开垦了一些新耕地；他们用砍来的树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干各种零活(由国营农场借调来的农民指导)，农闲时则在军队领导人的带领下学习和讨论政治。经过6个月或一年。他们可以成为“毛的积极分子”。什么叫积极分子呢?一个由所属班排推选出来的人，他不仅是个好学员．而且是个“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人。
有人告诉我，在干校的所有学员仍按干部级别保留原来的工资，他们的家属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员会有30个人，我们在享受他们的朴素宴席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见。同生产这些食物、经过改造的改造者们一起吃这种与大饭店大不相同、新鲜而简单的饭菜，这又是多么愉快啊!
说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位谭冲，48岁，穿着淡紫色的短上衣，轻轻一笑时露出洁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学校的猪栏，刚刚被“我们连的战士”推选为积极分子。他引用毛关于“下放农村”的教导，并说他已抓住了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脱离实际，所以我选择来这里。他们安排我在猪栏工作，生产猪粪，学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同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逐渐接近了群众，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观。”这最后一句话意谓“斗私”并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拿李成寿来说，他50多岁，以前是西安市委书记。他漫长的革命经历可回搠到延安时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打中后，他失去与农村的联系。现在他在“种玉米和水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还“差得远”哩。
刘文元，40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升任西安第24中学校长。他真的从来不知道农民劳动多么艰苦。他怎能教书呢?现在他是一个“五．七战土”，“在庄稼地里干体力活”。他还处于“斗争”(使自己摆脱不良阶级背景的影响)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希望“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新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一平，38岁，前西安市共育团(现正在重新整顿)书记。1948年他在延安上学，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而坠入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他忘了过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义音阶级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毛说。官僚主义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本家，他们怎能有足够的认识呢?”王来干校已是第二年了。他还不是积极分子，但已经是“干校第一水稻种植连领导”。这就是进步。
“在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说，“我们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为什么要在远离西安800英里(240公里)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学生‘怕苦’。为了使他们坚强起来，我们要每一个进干校的人从这里步行往返延安180里，把这当作一种传统。我们请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来给我们讲这里‘过去的苦’。我们逐渐培养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现在看来以南泥湾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们在这里重新过着革命生活。起初情况很差：快要坍塌的窑洞和几间房屋。长满荒草和未经开垦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们应该向西安求援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传统为榜样，砍倒树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样的方法建造房屋，还做了工具和篮子，并学会了烧砖瓦。”
“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发电设备——我们得到一笔专用贷款。去年春这里发洪水，溢洪口堆积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们的稻田都冲坏了。《愚公移山》使我们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们清理了溢洪口，用双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复了我们的稻田，及时进行补种，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依靠两只手，能做一切事’，已成为我们的口号。”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专门花了一个下午去参观农田，见到更多的“战士”和他们的农民同志，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农田和坚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细参观了齐整地建筑在山坡窑洞里的猪栏。这些善良的人在这里似乎满足于干这种粗活，并且干得差不多和农民一样好。当时他们可敬可佩的精神给我留下印象，我甚至羡慕他们用强大的集体力量所得到的益处。只是到现在，当我在资产阶级环境里回想起我作的笔记时，我才记起那个白衣皇后。艾丽斯说：“我不能相信那个!”皇后用怜悯的口气说：“你不相信吗?我敢说，你还没有多一些实际经历。我是你这般年纪时，我总是一天干它半时一刻。恩，有的时候，我在用早餐前就相信有多至6桩的不可能事情。”
几百万人已进过五·七干校。据说将来所有的党员都要这样做。我的翻译姚伟，就在这样的公社干校中劳动过一年。他的妻子是位俄语专家，至今还在一所干校里。我的老朋友黄华，现在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69年已经历过这样的“锻炼”，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党的负责人，同样经过这样的锻炼。所有中国外交官从他们海外的工作岗位奉召回国后，都在公社干校或类似的干校里劳动过。
艺术家也是这样吗？据传毛曾说过：“让歌唱家、诗人、编剧家、文学家都赶出城市，全赶到农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和工厂。不要让他们老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在那里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们也去了，当我在城市里找他们时，许多人仍在农村“锻炼”。
所有这些人都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假如他们只是被强迫“下放”，那么转变过来的人就一定会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自己在烈日下干过一个时期，他告诉我这个制度比强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这样的。不管你平常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属于一个班，是连的组成部分。你要参加学习，一天两小时，一星期两、三次，每星期大约有一次与其他班联合开会。你不只是坐下来背诵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为一个主题，先朗读，然后联系实际来讨论理解。以此为根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实际要差多远。有时搞得很激烈，这样缩小自我，暴露灵魂，一个人就感到有必要清洗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他自愿下放农村。”
像皈依宗教那样吗？，摸到点门道没有？
“如果某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
“嗯，这也许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经给你了，你开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着你，这就轮到你了——而你明白他们是要帮助你。在某种情况下全班或全组可能一起申请下放。对每个人来说，摆脱日常工作，去体验一下劳动是好事。是的，我们回来都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很大收获。”
如果你年轻，事情就容易些，并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龄较大，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这对所剩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伯的浪费。如果你不习惯搞体力劳动，那就会感到很难办，特别是班领导“坏”的话。我知道有人一连几个月弯腰屈膝在稻田里干活，挑重担子，干他们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劳动的了——他们从内心感到，不能把他们自己同几乎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或士兵等同起来。
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是那样的新奇，以致听到甚至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这种事情的消息时——虽然现在比较地少了——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我在23岁以前，在学校放假或课余时间，就曾当过印刷厂学徒、饭馆侍者、农场帮工和其他零杂工，后来还以当过海员而感到自豪。这样我懂得了尊重劳动和鄙视懒惰。但这种工作现在不再吸引我，并且我体会到，为了赚钱或是获得经验而工作，同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没有企图使自己同农民和工人“等同”起来。在这方面的精神内容是缺乏的——至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哲学分明是这样的。
在离开这个题目之前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从修正主义分子直到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来，要受到严厉得多的处理。据红卫兵称，一些国民党特务和专门的破坏分子已被破获。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即使对“人民的敌人”也不准打骂或虐待，千万计的事例表明，他的话没有受到重视。在文化革命最初的日子，许多人被红卫兵根据捏造的罪名抓了起来。一经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关系都要受到审查。随着掌权的委员会此起彼落，被这派抓起来的人可能为另一派所释放，只是为了进行报复，而去责难那些曾指控他们的人。这时军队介入了，撇开派别，成千上万的历史案件都得重新审查。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滥用他们的临时权力，对他们所选中的受害者进行欧打或迫其“自杀”——有时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贡献的革命家，他们至多是为了热衷“修养”的准则而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活。(公开宣战比口头欺骗要好。)……
主席最不高兴的第二条是虐待“俘虏”。这不是过去战争年代红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凡是我给你讲过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没有谁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虽然他可能讲过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义取得权力的人中间，总有一些置若罔闻的聋子。那是谁呢？总之，是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一八) 军队和人民
中国穿军服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在人民中间他们大都不带武器。他们在公开场所的行为堪称模范，任何来访者很快就能看得出，军队是得人心的。公共小学满是红小兵；我遇见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中至少有一个能符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高标准。国家宪法把服兵役列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一。我在营房或其他地方询问过的士兵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人自认为是“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者”(当我把这个词的意义向他讲明以后)，或是设想他自己将来会参加一场他的国家可能是处于“非正义的”一方的战争。
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民主的工农军队，现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来，它加给人民的负担无疑地轻得多。他们自我管理，生产自己消费的大部分粮食，没有随军服务人员，并且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去帮助农村或工厂。
自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已恢复延安时期的“作风”。军阶的标志——肩章、高级制服、硬边军帽、勋章——以及摹仿俄国军队的以示军官等级的其他明显标志，在60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和军官定期下去当兵得以恢复。所有指挥员都从士兵中提拔。官兵之间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已经缩小，虽然距延安时代军队的“平等”还很远。
十分强调政治方面的训练，政治意谓着同人民的关系。应牢记(还要唱)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它实质上仍和原来红军时的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不打人驾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此外，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所谓“三八作风”，在中文里是用三句话和八个字来表示。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个人或集体荣获“四好”荣誉，意谓着他们的‘三八作风”好，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以及日常表现好。
任何授与“四好”战士的家庭，都自豪地将其奖状安装在框子里以挂在毛主席像旁。
总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必须思想优秀为先，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是统帅”的教导。其方针是“四个第一”：在人和武装之间，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各种工作之间，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之间，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间，活的思想第一。
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毛的信条，即“人比武器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道德政治素质，优良的武器或庞大的数字作用也小。这样一些概念反映了毛早期对孙子(公元前350一450年之间)思想的吸收。孙子是中国古代权威的战略家，他的《孙子兵法》充满智慧，以至在当今新时代仍熠熠生辉。孙子云，战略的基本要素有五，“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对它的熟练使用。“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毛说，“这就是又红又专。”这里我并不打算同西方情报机关在估计中国的武器方面作什么竞争，只是一般地谈谈，这是不成问题的。人民解放军的300万正规军是亚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它有数以百万计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辅助部队作为后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类武器和现代装甲武器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6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仿照苏联米格一19型飞机生产了喷气机引攀，到1970年据说已能生产自行设计的新型喷气机，比俄国的米格一21型还要优越。她还正在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喷气轰炸机。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军舰艇方面，中国虽不及超级大国，但它所拥有的联合作战能力，足以制止可能企图用常规武器来考验它的强大防御力量的任何入侵者。到了1971年，中国已拥有一个规模虽小但须认真看待的核武器库和区域性的运载工具，这就足以大大减轻以前在原子威胁面前一无所恃的感觉。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不受到严厉的报复了。中国在洲际导弹方面早就有了潜力的消息，是使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实、并且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处体系内谋求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聪明的农民在内。中国百余年来受到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和近于毁灭之后，终于依靠自力更生强大起来了，我就听到过这些农民因自己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武器是一项具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大辛劳得来的，宣传教育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全都相信这—点吗?毛本人承认，还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百分之五(不多不少?)来说，军队是不准他们恢复祖传土地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和尚、道士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空想的艺术家中“脱离实际”的作家的压迫者吗？在每月设法逃往香港的几百人中间，大多数人看来是为了重温发财美梦而去的。这些人中间确实很难发现有个把人民解放军老战士。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了个大学校，”毛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军人应该学会去鄙视个人的利欲贪心。他们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我常常见到目不识丁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子被拉去当兵。当官的通常侵吞薪饷和口粮，如果士兵发牢骚就殴打，他们自己则经商并搞黑市交易。(有点像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有文化，学习毛关于怎样当好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著作，明确自己的权利，可以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控诉。军官腐化的事不是没有听到过，但这比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事或许更为少见。
就基本津贴和生活费而论，这支“优质”军队所开支的人民的钱少得令人难以相信。那有几多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席上坐在聂荣臻旁边，我同他初次会面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听到的不是什么原子弹方面的秘密，而是许多有关人民解放军的事。每个士兵一年发三件衬衫，冬季、夏季或山地用的鞋子，全套的冬装和夏装，还有不限定量的伙食。如果新兵需要瞻养父母．通常不会应征入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瞻养家庭的补助。一般新兵都未婚，他们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都免费，他们没有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开支。他们的基本津贴每月6元，聂荣臻认为作为零用钱这是很宽裕的。
后来，我在浙江遇到用文江将军，他告诉我，相当一等兵的士兵津贴已增加到每月12元至15元。周将军还告诉我，最近大部分军官自愿减少工资30％。这样，据我在60年代所知道的工资等级，一位上将的收入将减少到每月350元左右。(当我第一次遇到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一般每月得到5元钱。)一位在军宣队工作的陆军中校告诉我，每月工资是70元——减少了40％左右。文化革命并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工资拉平，中级军官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动，而低级士兵的津贴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工资则减低了。
像政府机关一样，军队也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时考虑年龄、军龄、家庭负担和级别。中级军官和中级以上的军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专用宿舍和汽车的使用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不错，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党内最高层官僚集团瓦解后由军队所继承的权力角色，不是依然有某种不安吗?过去一户农家总想有个儿子上学，希望他以后升宫发财。“当干部是为了做大官”这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经常受到谴责，也是创办五·七干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参军为了做大官”又怎么说呢？
人们被这样提醒说，军队干部毕竟还不到以前党员数的1/10。他们能单独管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吗?——把他们的全部生产任务和国防任务加在一起?但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被称为“一小撮”吗?怎样才能防止一个党内的军人特权阶层把老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继承过去呢?
我已经部分引述过，自1967年以来在重建已解体的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方面担负最重责任的那个人对此所作的解答。对刘少奇的权力结构发动进攻后仍留下来执政的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他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所有三种成员中享有广泛的威信，而这些革命委员会则必须设法结合成为统一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解放”专家和在军队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冲击的其他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这一微妙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继续默默无闻，或者回避担负新的责任。同样艰巨的一项任务是，要从工代会(它代替了工会)和农村公社队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鲜血液”注入那些组织中去，以使国家更加直接地对群众——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一个军队特权阶层？一个军队官僚集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党内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内工作。军队干部一旦去到政府机关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就再也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是从军队中调出来了。这样，过了几年，他们就同我们一样了。”
“就同我们一样了”——意谓同周思来一样吗？50年的革命经验，才产生像周这样一个全天候的人。在老一辈离去之前，新的混合体能够很快地产生出无产阶级接班人以接上班吗？我自己在进一步“深入农村”时，思索着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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