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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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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同时唤起更加美好的希望，你却说，我正在败坏当今的时代；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并非如你所言，是我败坏现代精神。
——乔治·哈克威尔：《辩护词》（1635年）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给幸存的人们留下深思，令人迷惘、不知所措，令人精疲力竭，然而也留下一星半点儿希望。这个杀气腾腾的、同时给予人们很多机会的时代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只能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这个世纪始于欧洲的明灯开始熄灭之际，结束于1989年的革命给人带来新希望之时，我们应该如何清楚地理解这样一个世纪呢？也许人们只应该讲一讲历史。这样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代的美好希望和共产主义之后那个时代的错误和迷惘才有它的道理。于是，一些学识渊博的社会科学家企图找到某些解释，而且还要找到一些适合于构想理想价值蓝图的解释，这种意图使他们自己焦虑万分，不得安宁。本书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20世纪被深刻地打上了这些国家的烙印，它们今天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第一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第三世界愈来愈深地陷入贫困、疾病和战争，但是随着作为解决问题希望的第二世界即共产主义世界的失败，第三世界也丧失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在这里的出发点是，集中探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是剖析本世纪发展之关键，这既不是盛气凌人，也不是扬扬得意之举。
拙作的基本命题十分简单。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本书也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应得权利和供给是两回事。要求扩大它们一般会导致矛盾与不和。然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替换（trade off）的关系，因此，公民权利的拥有似乎只能牺牲经济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倘若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它已经往往发生过——那么，这正好显示出当代人的缺乏推动使得两者能够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生存的机会息息相关，这些生存机会同时为所有的人保障基本的权利要求，在供给方面广泛的选择可能性，和发挥一种不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权益要求深层文化的凝聚力。
于是，这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曾经深思过，如何向读者阐明本书的特点。是的，很久以来，由于竞选的要求和对各种机构负有责任，我的社会科学已经作了调整。我是想说，对我来说，仅仅对本专业同仁说话是不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称之为scientific community即科学共同体的那种工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它不许自满。博洛尼亚大学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中给学业新成的博士们两次呈上一部属于他们本专业的伟大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次书是含着的，表示要记载（秘密的）知识，一次书是打开的，强调（公开的）任务是把这种知识传播给人们。公开的科学也是这本随笔可能的写照。
我必须对“随感”（Essay）作解释吗？这本书不是一幅大型油画，本来这种题材是适合于制作巨幅油画的，而是毋宁说，它是一张素描。它比一般情况下随笔这种文体所允许的长一些；但是，我想到过18世纪的一些作者，某些方面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全然无拘无束地写了长达数百页的书，并名之曰：《关于宽容的随笔》，或者《资产阶级历史随感录》。这本书是在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尝试和一份草稿。书的起初的正文我写于1986－1987年，那是颇有成果的一年，我当时作为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生活在朋友们之中。1988年出版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受到很客气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语言，首先在意大利，最近也在东欧。中欧的民主国家里，引起了辩论。那时以来，时代变化了——我在这些时代里也在变化。现在放在眼前的这本书，肯定并非简单地是作者本人的翻译；说它是“新版”，从根本上讲是不够的，在很多方面，它更是一本新写的书。同时，1989年和1990年的事件起着某种作用，虽然我在1990年所写的《欧洲革命之观察》和英文版《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Conflict）第一版可以天衣无缝地相互协调，属于一个整体。就这个版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把我的概念和分析写得更明确了，更加精确了，而且在若干点上也作了补充。
作者感到他的书是重要的，这几乎无需强调。如果不重要，他为什么要写？是因为不得不写？在这种情况下，这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方式上，这篇随感是我的社会科学的总和。现在要搞纯理论研究，对我来说，年纪太大了，力不从心；不过无论如何，这里又重新捡起我在1959年写的关于阶级论的德文版本《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中的题材，这本德文版书是成熟版本，已经绝版。论文集《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Pfade aus Utopia；1967年）也属于这个范围。从那时以来，我曾开始作种种尝试，搞些政治理论，例如《生存机会》（Lebenschancen；1979年）和演讲集《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85年），不过也在对自由党人的政策的具体建议中做过一些尝试，例如1988年比萨国际自由党人全体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文件，可惜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反对票（之所以要可惜，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东西往往是不值一提的）。现在，社会科学之女王是社会分析，严密的理论、规范的意图和历史的贯穿，统统都编织到社会分析里。10年前，我就开始尝试从事社会分析，开始写出了一部很长的文稿，书名为：《黯然失色的现代精神》（Modernity in Eclipse）。写到几乎500页之后，我中断了这项工作，而这样做是对的；那本书再写下去，会发展成为荒唐之物，不合时尚，从错误的观察角度出发，会令现代精神变得昏暗无光。我希望，这一切将不再适用于这篇随感。
除了罗素·塞奇基金会外，还有一些与我有联系的机构也给了我某些机会，让我拓展和检验我的思想。我怀着感激之情，首先想起了自1984年以来的岁月里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小型讲习班，想起1986年在巴塞尔的志愿学术协会的客座教授职位和自1987年以来在牛津我所在的学院即圣安东尼学院的高级论坛和其他地方的无数的谈话。
写作这本书，有3个人对我特别有帮助。在罗素·塞奇基金会，我再次幸会罗伯特·麦敦（Robert Merton），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现在也是国际社会学界的泰斗。他确定标准。因此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他不仅读了本书初版的全部文稿，而且还做了无数的眉批，形式上往往采取有趣的印章，指点迷津和打上问号，这类东西，他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最后盖上一个光芒四射的带有天使图案的大印章，表示他的善意，多么令人欢欣鼓舞！麦敦对这篇随感的那些论题发表了很多见解，尤其是也对萨里的圣公会执事乔治·哈克威尔（Georg Hakewill）发表意见。我还是借用了哈克威尔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座右铭。它对表现我的意图的基调再适合不过了。麦敦在他的漂亮的著作《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里，高度颂扬了哈克威尔对现代精神的贡献（《在世俗政府等等面前为上帝的权力和无意的辩护词或声明》，首次发表于1627年，第3版于1635年）。
我的朋友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一直关怀着我的文章。他的痕迹处处都明显可见，这篇前言的最初几段里，提到第二次30年战争（1914－1945年）可找到他的踪迹，他一直在研究这第二次30年战争。弗里茨·施特恩是历史学家，因此他是主要对结构和过程感兴趣的朋友，有时会失去耐心；不过，我们的友谊已经存在了35年，因为我们总是重新相互学习。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艾琳（Ellen），除了这里没有提及的事情外，应归功于她孜孜不倦地探询对事件的解释，孜孜不倦地催促要改善有关的状况。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才能把坏事变为好事？这是艾琳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在这篇随感里论述的问题。
拉尔夫·达仁道夫
1991年8月
于霍尔茨施拉克／黑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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