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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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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已在导论部分和最后一章阐释了。因此，前言可以简洁一些。我在经历了五年的纯研究工作以后，意欲对此作一概括，于是构想了以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为主题的著作编写计划。对我来说，如果我想以著作形式来表达我的观点，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使我的知识系统化。当我开始撰写第一章时，最后的结果如何，我心里仍然十分茫然。我只希望，我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它对广大读者而非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有感召力，与此同时，为更多的专业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具体素材。对于我来说，以及对于我的一些朋友来说，我想通过撰写一部其观点介于苛勒（Kohler）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通俗教科书之间的著作，来系统阐释我的上述想法。我担心，这一想法的结果是，本书既未感召普通读者，又未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
在我的最初计划里，我打算尽我所能系统地表述心理学。为此，我坚持一种主张，该主张对有些读者来说似乎显得有点迂腐。我所谓的主张并非意指完整性，而是意指一致性。我想表明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可能的解决办法，以及揭示这些解决办法留下的欠缺等等，把顺序（order）引入由现代心理学所发现的大量事实。我意欲表达的心理学体系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体系，而是一种正在构建的体系，一种处于生长状态的体系。根据这一观点，我划分领域，选择材料。我的陈述尽管冗长，但仍省略了大量的事实，它们中有许多肯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虽然每一个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并有赖于选择者，但是某种选择仍是必要的。我试图根据材料对我的计划所作的贡献来选择我所需要的材料。我收集了大量的格式塔文献，它们对我的系统化概念具有指导意义。”在重温这部著作时，我发现有些部分比另一些部分难度更大。这种情况在第六章阐述知觉恒常性（perccptual
constancies）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恒常性包含了当今实验研究中的大多数问题，而且，根据我的观点，它们体现了引导本书概念的力量。但是，它们的讨论对于整个体系的发展并非绝对基本的。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第六章，但不要因此而中断一般论点的思路。
在说了我撰写本书的意图以后，我还想就其本身并不意指什么的问题再解释几句。本书并不希望成为一种教义，它为读者提供的是一种可以广泛应用的理论，对读者来说，应该判断这种理论是否有效。倘若把这部著作视为“格式塔理论的权威性描述”，那将是错误的，因为本书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无法超越他的愿望，我也一样。一般的理论和所有的事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用的。存在的并非是能为我和所谓的“格式塔学派”（gestalt
school）其他成员提供特殊地位的“指导的秘诀”。因此，本书不仅可被视作是一种“格式塔心理学”，而且可被视作是一种心理学。
此外，除了贯穿本书并在最后一章详加提及的完全不带个人色彩的论争之外，本书并非一部爱争论的著作。自然，为了就某种现象构建一种解释，就不该考虑其他的解释。在本书的许多地方，这样的解释已由我通过为它们提供最大的有理性而以构建的形式提出。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出于权宜之计而引证了个别作者的一些观点。当然，凡出现这种情况的场合，我像那些被我引证的作者一样，目的不在于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论辩。我选择我的对立观点，是鉴于它们的贡献；无视它们的论点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我对这些观点的批评有助于我提出我自己的假设。
最后，我有责任对一些同仁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本书是难以写就的。大家都知道，也正如我在本书各章中多次提及的那样，我有两位好朋友，我将此书献给他们。早在1910－1911年冬季，当我们三人一起在法兰克福从事研究时，我已经受到他们创造性观念的指导。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献给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原理》（Grundzuge）一书中曾以《浮士德》（Faust）的比喻来题赠，我被此举强烈吸引，意欲在我的献辞上引用《浮士德》，只是因为不愿剽窃才作罢。我衷心感谢史密斯大学及其校长尼尔逊（W．A．Neilson），校长先生聘我为研究教授，并给了我足足五年的研究时间。在这五年里，校长和同事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致使我能够把主要精力用于纯粹的研究。在我撰写本书期间，他们减轻了我的教学负担，使得我充分利用五年的实验和思考，结果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写成此书。我感谢我的学生，他们耐心地听完了各章内容，包括一些很好选择了的评述；与我共事的一些同事用研讨的形式和我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奥尔顿博士（Dr．W．A．Orton）阅读了本书的三分之一内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并在最后的修订中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朱丽安·布莱克本博士（Dr．Julian Blackburn）作为洛克菲勒学者（Rockeffeller
Fellow）与我共事了半年时间，她阅读了全部打字稿，使我注意到许多地方的论点是不清楚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我对马萨诸塞州立大学（Massachusetts
State College）的埃利斯博士在校样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但是，我得到的最积极的帮助来自我以前的学生哈罗尔博士（Dr．M．R．Harrower）。她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读者；她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仔细校阅了每一行文字和样张。在多次讨论中，她使我重写了一些章节，以便它们对我和那些在阅读本书中可能会产生困惑的读者具有明确的含义。也由于她的技术，该书的英文表述是正确的。
我相信，心理学已经进入一个迅速而又健康发展的时期，正因如此，本书中有许多部分可能变得过时。如果它对这一进展可以有所贡献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撰写本书所花劳动的报偿。
K．考夫卡
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史密斯大学
193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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