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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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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录“手写文书”（scriptoria）的修士们，对内容方面兴趣不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抄写中激发出的热诚、打发的光阴和消耗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赎罪，他们以此为天国效劳。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纪盛期教会借用野蛮人的法律，采取劳役与惩罚都可以折算成税款的做法，他们还根据页数、行数、字数算计着能够赎买到的在涤罪所的年份；或者他们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辗转不安，因这疏忽他们遗漏了一个字母，从而延长了他们在涤罪所的居留期。他们把同他们捣乱的小鬼的名字传告后人，这个小鬼专门愚弄他们，它叫“梯梯费留斯”（Titivillus）。这是同作家做对的魔鬼，后来阿纳托尔·法朗士还会再次发现它。
对那些尚未脱尽野蛮人习性的基督徒来说，科学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必须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与封闭的经济为伴的是封闭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只管猎取，不顾播种。这会有个微不足道的复兴吗？
要是勉强宽容一点，加洛林时代尽管有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复兴”这个称号。加洛林时代最有主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肯定是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他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读者与听众，到 12世纪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人理解和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时代“手写文书”里抄录的手稿，阿尔奎因从5世纪的修辞学家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录来的七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与罗马就这样经由西方国家，更确切些说，通过高卢而传承下来——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后来都重新得到了流传，它们被
倾注在城市学校的大熔炉里，被12世纪的复兴作为古典文化的最后遗产所吸收。
12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要创造新事物，要成为新人。没有这种获得新生的情感难道会有复兴吗？我们只要想想16世纪那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这样，这一时代作家的口中和笔下，总是出现这一个词：“现代”，他们用它来表明自身。“新时代人”，这是指他们，他们懂得做这样的人。但新时代人绝不是同古代人对立的；相反，他们仿效古代人，从古代人那里吸取营养，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卢瓦的彼得宣称：“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让狗去狂吠，猪去咕咕吧！我依旧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认真劲儿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并且每天都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下面介绍基本的学科，按照传统说法是一位著名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到12世纪最有声望的学府之一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是怎样传授那些基础学科的：“对各门学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响越深刻，对古代作者们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彻地继续传播这种思想。古人——感谢那些狄亚克里人（Diacrisis），我们能够借助于图画或色彩展示他们，——古代人在一段历史、一个母题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础上，依靠所有这些学科以及综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艺术的画像类型。语法和诗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个主题。在这方面，逻辑学增添了论证的色彩，编织进它理性论断的金色标记；修辞学则通过动人的说服力与闪烁出智慧之光的雄辩再现了白银的清辉。数学乘坐着四驾马车，超过了其他学科的步履，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名样的色彩与魅力。在数学揭开自然的奥秘以后，物理学又为这丰富多样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调。最后，哲学，所有分支中最高贵的伦理学，以其影响作品的威严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没有伦理学，哲学就不再名副其实，所有其他学科都是通过这一重要学科而创造成功的。仔细研究维吉尔或琉善吧（他们的哲学你也是一直在称赞的），你会发现一些合适的东西。其中有——这要看师长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从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获得的好处。这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方法，沙特尔是近代高卢美文学最最丰富的源泉……”
可是这样的仿效难道不是仰人鼻息吗？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难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给自己戴上了镣铐。但在12世纪所有这些还是多么新鲜啊！
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吗？），而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首先是学术著作。它们由学者撰写，适合于专门的技能性课程；而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虽然在科学材料方面可能同样丰富（举例来说，圣经的《创世记》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著作吗？），然而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学术著作。古人是专门家，他们更宜于从事专门化的教学活动，如讲授人文学科与学校课程，就像神甫或圣职作家应该继续传授神学一佯。12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专门家，他是专业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技艺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这些古人只是被用来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去寻求东方的宝藏一样。
这就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那段有名的话的要义，这句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这幅有名的图象，表现的正是文化进步的要义；简而言之，也就是历史进步的要义。中世纪盛期的历史是停滞的，在西方各国取得胜利的教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
这里说的是封建主的意愿，以及组成封建社会结构的修士们的意愿——置时代于不顾。后来当基佐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也认为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点。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其中万物都在循环并在自行变化），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马达，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尔的伯纳德也正是这样说的。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真理不仅是时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出口时（不过纺织品生产已日趋繁荣），从东方，从拜占廷、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这方面主要是中介者。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犹太人而流传到东方，并由他们捐赠给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这些书由图书馆大量接收下来。现在这些著作又踏上归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国土的海岸。就这方来说，东方拉丁国家信奉基督教的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接壤的前线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是军事冲突和十字军东征的前线。这里交换的是拳打脚踢，而不是思想和 图书。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有一本著作溜过这条战线。接收来自东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两个联络点：意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这里无论是穆斯林对西西里和卡拉勃里的暂时占有，还是基督徒的复地运动（ Reconquista）都不曾妨碍和平的交易。
访寻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们一直深入到巴勒莫，在这里西西里的诺曼底人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腓特烈二世，凭着他们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与阿拉伯语这三种语言的办公机构，出资兴建意大利最早的一个复兴运动宫廷。基督徒们也来到被异教徒于 1087年重新占领的托莱多，在那里，从1125年至1151年，基督教的翻译家在大主教莱蒙德的保护下工作。
翻译家
翻译家们是这个复兴运动的先驱。西方国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贝拉尔对此表示遗憾，他敦促侍奉圣灵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这样可以在文化修养上胜过男人们。科学的语言是拉丁语。阿拉伯文的原文，用阿拉伯文改写的希腊文本以及希腊文的原丈，或由个人，但大多由工作小组进行翻译。西方的基督徒寻求西班牙基督徒和曾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莫扎拉布人的帮助，也接受犹太人甚至穆斯林的帮助。就这样所有的语言能力被聚到一起。有一个翻译小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为翻译古兰经而组织起来的。在一次巡视西班牙的克吕厄维新教团修道院的过程中（这些修道院是在基督教复地运动期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第一个想到，不是在军事领域，而是要在思想领域制服穆斯林。为了批驳穆斯林的教义，人们必须了解它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简单明了的想法，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当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尽管人们把邪教的亵渎称号或异教的恶名加到穆罕默德的异端邪说上，人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反对它，那就是用写作。但由于古代文化的衰亡——正像犹太人记载的，他们当时曾非常钦佩耶稣使徒们掌握熟练的语言——，拉丁人，首先是新时代人，除了自己故土的语言外，不再懂得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因此他们既无法看出这一异端邪说的荒诞不经，也不能堵死它的通路。为此我心急如焚，焦虑之火使我憔悴。因为没有人挺身出来对付这种局面，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状况，我感到愤慨；拉丁人看不到这种腐败的原因，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力抵抗。所以我寻访了阿拉伯语专家。这种致命的毒药通过这种语言污染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方。我通过恳求和使用金钱说服了他们，把这些不幸者的历史与学说，甚至也把他们叫作《古兰经》的法典，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为使译文准确可信，保证我们的充分了解不致有错，我已让一名萨拉逊人帮助各位参与翻译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是：克特的罗伯特，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托莱多的彼得；萨拉逊人叫穆罕默德。在完成对这个野蛮民族图书情况的彻底研究之后，这个翻译小组合作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书，并为拉丁语读者出版了它。这一工作完成于公元1142年，即我赴西班牙并会见百战百胜的西班牙国王阿尔封索陛下的同一年。”
我们作为例证提到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的这个打算，很接近我们所关注的翻译活动。基督徒的翻译家们在西班牙专心致志研究的对象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文献。这位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强调，他只能借助于一笔慷慨的补偿费保证给专家们提供一点帮助。他们短时间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理应有更多的报酬。
这些12世纪的翻译家们，最早类型的研究者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像威尼斯的雅各布，比萨的布昆狄奥，贝加莫的摩西，在拜占廷和北意大利工作过的列昂·图斯库，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阿里斯蒂波，巴斯的阿德拉尔，蒂沃利的普拉东，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克特的罗伯特，桑塔拉的雨果，冈第萨尔维，在西班牙的克雷莫纳的格哈德，他们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他们填补了空白，这是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这指的是哲学，首先是科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此外，比这些材料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有方法。求新探索的好奇心、推断力，以及冲击“旧逻辑”（Logica Vetus）的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新逻辑》 （LogicaNova）。它包括两个“分析”：《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正位篇》，《批判篇）：“对智者的批判”（Sophistici
Elenchi），并借助于重新获得很高评价的鲍依修斯而广为人知。这是一次震动，是一剂兴奋剂，这是一种学说，它是古希腊文化在历经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程后，又传送给西方国家的。
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些阿拉伯人所做的特殊贡献：阿尔－卡里兹米的包括代数在内的算术，这在13世纪初比萨的列奥纳特引进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之前，实际上是印度数字，是从印度经过阿拉伯人传过来的；拉吉（基督教徒称之为拉泽斯）的医学，而主要是伊本·西纳（或阿维森纳的医学，他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典》（Canon）可能是西方国家医师们最重要的参考书；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农学家，还有使拉丁人狂热追求长生不老药的炼金术士；最后是哲学，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和阿尔·法拉比与阿维森纳，并对他们的著作作了有力的综合。通过许多著作，阿拉伯人还给基督徒带来了表示数码、零、代数的词语，同时还有商业词汇，如“集市”（Basar），“支票”（Scheck），“海关”（douane），“市场”（fondouk或fondacco）及“税”（gabelle），等等。
赴意大利或主要去西班牙的求学者大量增多，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让我们以英国人莫雷的丹尼尔为例，他对挪威大主教叙述他求知的历程：
“对学习的热切渴望把我从英格兰赶出来了。我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书中是用描金文字誊抄的厄尔丕诺斯的训条；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打着星号或×号。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我就一边盘算如何逃脱困境和怎样才能学到掌握作品的其他‘艺术’，一边同他们顺便打招呼或抄近路避开他们。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学说，它们差不多只由四大学科组成，在托莱多很盛行，我赶紧设法去那里，让自己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教诲。因为朋友们叫我回去，请求我离开西班牙启程回家，我带了一批珍贵的图书回到英格兰。人们告诉我，在这里人文学科不为人知，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完全遭遗忘，这只对提多和塞优斯有好处。我深感痛苦，为了不让有一个希腊人屈居在罗马人之下，我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以便让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向繁荣兴盛……当涉及创世时我引用的是异教哲学家而不是教父们的论证，对此不应当有人感到恼火，因为虽然前者不属于基督教的信徒，但他们有些格言，只要是充满信仰的，就应当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来。上帝也晓示过我们，摆脱了埃及人的魔法以后，要掠夺埃及人的财富，好让希伯来人从此富足起来。让我们同样遵照上帝的训示，并在他佑助之下，掠夺异教徒哲学家的智慧与辩术，洗劫这些无信仰的人，甚至夺走利用他们的外壳，在信仰上来充实我们自己吧。”
莫雷的丹尼尔只看到巴黎因循、腐朽、陈旧的一面。12世纪的巴黎还有另一些东西。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懂得对希腊和阿拉伯的材料进行初步加工，即做翻译的工作，这使西方知识分子有可能吸收这些材料。
基督教文化接受东方的贡献的中心，是在别的地方。最为重要的中心沙特尔和巴黎，及传统的中心拉昂、兰斯和奥尔良，都位于那些商业交易与产品加工地区——这是制成品的交易与加工——位于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就像阿尔奎围预言过的，以及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咏唱过的那样，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出现了一种文化，它将使法国成为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第一个继承者。
巴黎：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
由于卡佩王朝不断增长的声誉，巴黎是这些中心中最辉煌的一个。教师们和学生们或者在巴黎城区及它的大教堂附设的学校中，或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享有更大独立性的塞纳河左岸摩肩接踵。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往东进而到圣维克多神父会学校，往南则登上山坡，山顶上是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和它所属的那所大学校。除了圣母院、维克多神父会和日诺凡瓦神父会的专职教授外，较为独立的教师，那些“获准”的教授——他们得到了学校以大主教的名义发给的授课准许证（Licentia
docendi）——在他们私人住处或者在他们能够进入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或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巴黎的声望起初要归功于出色的神学课，它们构成学校课程的尖端，但很快就更多地得益于辩证法课程。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充分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并依靠推理，以促使思想的理性进程胜利实现。
这样，巴黎在实际上和象征意义上成了一部分人的指路明灯，一切精神享受的源泉；对另一部分人则是魔鬼的罪恶渊薮，在那里受哲学败坏所侵袭的精神反常，同沉溺在玩乐、酗酒和妇人之中的无耻行径混杂在一起。这个大都市是个腐败的场所。巴黎是现代的巴比伦。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教师和学生们：“逃出巴比伦的围墙，逃吧，拯救你们的灵魂。大家赶快一道去‘避难之城’（指修道院），在那里能够忏悔你们的过去，并生活在仁慈的怀抱中，能够深信不疑地期待未来。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远来得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教给你更多的知识。”
另一位西受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说；“啊，巴黎！你是怎样学会迷醉与颠倒人的灵魂的？在你的城墙内，色情的网罗，邪恶的陷井，地狱的箭矢，使纯洁无瑕的心灵堕落……然而与此相反，学校是多么幸运！在那里基督把智慧的语言传授给我们的心灵，在那里我们无须工作或听课就学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们不买一本书，不需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那里绝无一点争论的喧嚣，绝无一点诡辩的纷坛，所有问题的解决在那里都非常简单，人们在那里学习一切事物的起因。”
纯洁的圣徒派就这样用寂寞的学校反对喧闹的学校，用修道院的学校反对城市的学校，用耶稣基督的学校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们同修士界的根本对立（后者在12世纪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运动，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规的极端倾向），在下引西妥教团的修士、圣伯纳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显表现出来：“圣山的兄弟们！他们把东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们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带到了冰冷的高卢国土，带入这寂寞的生活，这天国生活的再现。”
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识分子使得西方国家摆脱了另一个亚洲和另一个非洲的虚幻形象；摆脱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虚幻形象。
但修士们的倒退运动本身也为新型学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131年兰斯宗教会议禁止修士们在教会机构外从事医学研究：希波克拉底是畅通无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纳德的看法。 1164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信给托马斯·贝克特：“我绕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们情绪轻松，教士受到尊敬，整个教会享受着尊严和光荣，哲学家从事各种活动，这时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顶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为这次幸运的朝圣旅行所感动，我得承认：上帝就在这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的心头涌出下列诗句：‘最幸福的终身流放，就是居住在这地方。’”哈温特的修道院院长菲利普，认识到城市教育活动带来的利益，给一个年轻的弟子写信说：“你为对科学的爱所驱使，现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这个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居住的国度，是智慧的所罗门居住的国度。那里竞争激烈，教士项背相望，他们的人数将逐渐超过众多世俗民众。这幸运的城市啊，圣经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阅读着，其中错综的奥秘因圣灵的恩赐而豁然开朗，在那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发展的神学，人们应该称它为纯美艺术作品的所在地！”
“哥利亚德”
在所有这些赞颂巴黎的协奏曲中，响起了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声音，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声音：“哥利亚德”。对他们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这些“哥利亚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隐姓埋名，他们有意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传奇，他们的敌人出自恶意中伤和诽谤所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见蒙蔽的新时代的史家与学者描述的奇谈，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会和宗教会议的裁决，以及12与13世纪教会作家的记载，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哥利亚德或游方教士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时而带着激动的眼光——年轻人恣情成性——时而惊恐万分地、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难道还不是危险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看成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一个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开放阶层。究竟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清楚“哥利亚德”这个称呼的来源。不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排除不切实际的词源学探讨，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来自“哥拉”（ Gula）即“兽嘴”，用以表明这个帮团的成员是些贪吃鬼或牛皮大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肯定，把历史上的哥利亚定为“哥利亚德教团”的创始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可以从图书目录方面找到一些有关某些哥利亚德的细节材料，那是些以“哥利亚德”为名的个人或集体所作的诗歌集（carminaburana）和同时代人对他们严词批判或痛加斥责的文章。
求知的浪游
在哥利亚德的圈子里，无疑有一种对社会批评的爱好。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城市、农村或者甚至出身贵族，他们首先是背井离乡的人，时代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时代里，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把破落户、冒险家和倒霉蛋扔上街头，使他们集中在城市这个他们的会聚点。哥利亚德是这个标志着12世纪特征的社会变动的产儿。这些脱离固定社会结构的人，在所有维护传统思想的人看来乃是奇耻大辱。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哥利亚德则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作为贫困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构成城市学校里的“穷学生帮”。他们勉强能糊口度日，靠为富裕的同学当仆人，甚或乞讨为生，因为正如德意志人艾伯哈特所指出的：“巴黎对富人可能是个天堂，对穷人则是匪窟似的泥潭。”接着他替饥饿的巴黎人（Parisiana
fames）即贫穷的巴黎大学生中的挨饿者难过。
有的时候他们充当杂耍艺人或小丑维持生计，经常安在他们身上的那侮辱性的称呼肯定就是由此来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时的人也把“小丑”、“杂耍艺人”等称呼安到这种他们感到危险、准备把其逐出社会的人的头上。一个“小丑”就等于是一个“赤党”，一个叛匪……
于是这些穷苦人，既不受固定住处的限制，又不为一定的教会薪俸或领地收入束缚的大学生，踏上了求知的冒险历程。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 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们还使这个流浪带上了冒险猎奇、朴质自然和大胆莽撞的特色。然而他们尚未形成一定的社会等级。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出身和志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更喜欢学习，而不是战争。但他们的弟兄们仍成群结队加入军队，十字军的部队，在欧洲和亚洲各地沿路抢劫，出发洗劫君士坦丁堡。尽管他们都批评社会，但有些人，很可能是许多人，在梦想着取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的位置而代之。奥尔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奥尔良教书，享有古板怪人的名声，被人称作“大主教”，还是《十日谈》里的大主教的原型。他表面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和表现出一种坚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又接受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大首相、德意志高级教士达塞尔的雷吉纳尔德的资助，他以最高的嗓门为之歌功颂德。维尔顿的舍尔隆参加了英格兰女王马蒂尔德一党，皈依宗教后进了西妥修道院。里尔的阿兰生活在英国国王、普兰塔哲尼特王朝的亨利二世的宫廷里，以后在兰斯一位大主教的宫廷中以修道院院长的身份去世。他们梦想着慷慨大方的保护人，丰厚的教会薪俸，和阔绰的幸福生活。他们对改变社会秩序兴趣不大，似乎更愿意成为社会秩序新的获益者。
道德沦丧
虽说如此，哥利亚德的诗歌主题包含着对社会的激烈抨击，人们很难否定他们的许多作品有着清楚的革命特点。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这使同时代虔诚的人满腔怒火，而新时代的史学家则对它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是个轻浮的东西，
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
像没有桨手的小舟，
像顶风乱飞的小鸟，
锚和绳索都拴不住我。
…………………
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我无法触动她，就把她装在心里。
…………………
其次，人们指责我玩乐，但一旦
这玩乐让我赤身露体浑身发冷，
我的灵魂就里外冒热气。
恰好此时我的缪斯把最美的歌儿唱。
再次，我们谈谈酒馆的歌舞表演。
…………………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这首诗看上去空洞无物，只是显示了一种——让人惦念天才的——有关维庸的那种最初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具有一种透彻的先见：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纯洁灵魂。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定规，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在这种挑衅性的道德沦丧和对色欲的赞颂里，——这在哥利亚德那里经常达到猥亵的程度——看到一种自然道德的草图，对教会戒律及传统道德的否定，这难道太大胆？难道哥利亚德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名成员，他们的目的不正是要把习俗和语言的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吗？
在浪游诗歌里常常反复出现的命运之轮的情景，不再仅仅是诗歌的主题；它所表现的东西，无疑要比同时代那些虽然尚未摆脱大教堂中的隐秘信念，但并无恶意的人所能见到的多。然而这一自我旋转的和掌管着永恒轮回的命运之轮，以及这个盲目地拨动轮叶的偶然，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就是革命的主题：它们否定进步，否认历史的任何意义。它们可能会引起社会变革，但仅在对更远大的未来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哥利亚德对那些虽不属于革命但却是叛逆性的主题的偏爱，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咏唱它们，在自己的小幅装饰画里描绘它们。
社会批判
这一点很突出，哥利亚德的诗歌——在市民文学中流传开来以前很久——反对中世纪盛期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反对僧侣，反对贵族，甚至反对农民。
在教会内部，哥利亚德喜欢攻击那些在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同封建社会结构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即教皇、大主教和修士。
哥利亚德反对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激情，同其他两种思潮交相呼应，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色：一是基卜林派思潮，他们集中批评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支持帝王制度反对僧侣阶层。二是道德化思潮，这一思潮抨击大祭司和罗马教廷对时代风气的容忍，抨击他们的奢靡和贪图金钱。肯定的，在皇帝党中有哥利亚德——例如那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哥利亚德诗歌也经常是针对教皇的讽刺作品的样板，但它们时常满足于咀嚼一些人们已习以为常和失却锋芒的题材。不过在风格和精神上哥利亚德十分明显地不同于基卜林派。他们抨击罗马大祭司和他周围的人物，目的是攻击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更准确地说是每种僧侣等级制社会制度的头面人物与维护者，因为哥利亚德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者。教皇制度经过格雷高里改革试图取消封建性质的结构，现在不仅依靠老式的领地政权，而且也依靠时下的新式金钱政权，这时哥利亚德转而反对这一新的政策，并继续攻击老的传统。
格雷高里七世声称：“上帝没有说过：我的名字是道德风范。”哥利亚德谴责他的继任者，这些继任的教皇们把“我的名字是金钱”这句话说成是上帝的金口玉言：
神圣的福音在银钱交易后开始
当时教皇告诉罗马人说：“当人子将来到我们的陛下的宝座前面时，一开头就要问他：‘朋友！你来干什么？’如果他继续走上来，而不给您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把他推回到漆黑的夜里。”正好这时有一个穷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恳求道：“请发发慈悲吧，教皇大门的守护人，只因为贫穷落到了我头上。我是穷人，需要救济。因此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他们注意听他说完，却怒气冲冲地说道：“朋友！但愿你的贫困会跟着你直到你倒毙！真见鬼，你不知道金钱的威力，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不把你最后一块钱掏出来，你不会分享到上帝的欢乐。”于是穷人离开那里，卖掉了身上的大褂、上衣和穿戴的一切，然后把换得的钱给了枢机主教、门卫和侍从。但他们说：“怎么？那么多人就给这么一点钱？”就叫他在大门口坐等。这个遭驱逐的人痛苦地大哭起来，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安慰。
接着一个胖胖的家伙、吃得肥头大耳的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曾在一次动乱中杀死过一个人。他先把钱给门卫，接着给侍从，最后给枢机主教。于是他们彼此商量作出决定，各自从中应得的好处。
当教皇这时得知，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吏们都得到了这个教士的大笔捐赠时，顿时就重重地病倒了。但这个富人也送给他一个用金银制成的灵药，结果教皇的病很快就好了。然后他把手下的部属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兄弟们，注意不要让任何人用空话糊弄你们。你们要向我学习，我怎样对付他们，你们也照这样办。”
天主教教士先是同贵族交往，现在又同商人交往。以前同封建主一起嚎叫的教会，现在又同商人们一起嚎叫。哥利亚德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喉舌，想要在城市范围内促进一种世俗文化，他们严厉谴责这种发展趋势：
天主教教士的制度，
遭到了世俗的鄙视；
修女沦落作婊子，
贵妇人变成卖淫妇。
（Sponsa Christi fit mercalis，generosa generalis）
在中世纪盛期，金钱的微小作用把圣职买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可现在它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使得它到处都起作用。
哥利亚德的讽刺作品《斗兽士》（Betiarius），在浪漫主义的怪诞精神中，展示出一种装饰纹样，带有变形为动物的神职人员的图案。于是在商会三角门楣上，出现了一个由教士构成的滴水嘴的世界。教皇是狮子吞吃着一切；主教是蠢牛，像贪得无厌的放牧者，当着自己羊群的面啃光了草地；他的副主教是搜捕猎物的山猫；他的大长老是条猎狗，在主教的猎手即众官吏的协助下，设置陷阱，追捕猎物。按照哥利亚德文学来说，这就是“游戏规则”。
哥利亚德一方面把普通神甫看作教会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和身处穷困与受剥削的兄弟，一般不责备他们，而对修士则严加谴责。这种攻击的内容不止是有关修士们的坏习气的普通笑话，比如贪吃、游手好闲和放荡。与世俗观点关系密切的现世精神，在谴责修士的同时也在谴责自己的竞争对手，说他们夺走了穷苦神父的薪俸，肆意役使忏悔老和信徒。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纪里，这样的争执在大学里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出现。并且还要更进一步，那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整个方面的否定，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背离时代精神，逃避现实，献身于孤寂、苦修、贫穷、禁欲，甚至作为放弃精神财富的愚昧无知的那一方面。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积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一边是人间乐园，另一边是苦苦地在人世以外寻求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修士与哥利亚德的对立，就在这点上，这在后者中造就了一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即写作《天父－佑护者》（Deus
Pater，adiuva）的诗人，他带着一个年轻的教士脱离修道院生活，使他事先领略瓦拉对“带黑兜帽的修士者流”（gens
cucul－lata）的抨击。
作为城市人，哥利亚德同样睥睨农村世界里的人，对体现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只感到厌恶。在那首著名的《乡巴佬变格表》。里，哥利亚德丑化农民说：
这个卑鄙的家伙
这个笨蛋
这个魔鬼
这个小偷
噢，这些强盗胚！
因这劫道的
这该杀的
这倒霉蛋
这说谎的
这大废物
噢，可恨的！
因这些不信教的。
最后，贵族是哥利亚德第三个攻击目标。哥利亚德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
贵族是美德使他高贵的人，
卑贱者是不带一点美德的人。
针对旧规章，哥利亚德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实际功绩之上的新规章：
人的高贵在于精神和反映神的旨意，
人的高贵在于具备高尚的美德，
人的高贵在于自我克制，
人的高贵在于帮助普通人，
人的高贵在于由自然赋予了公正，
人的高贵在于知耻。
在憎恨贵族的同时，哥利亚德也憎恨官吏与士兵。对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斗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表达了自己对兵役的憎恶，他说：“我讨厌行伍服役。”（me
terruit labormilitaris）哥利亚德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阿贝拉尔，出于同样原因，在今天可惜已失传的作品里也是这样写的，当时人们在圣热内维耶伏山上朗诵并歌唱了他的作品，就像人们今天哼流行歌曲一样。
贵族及士兵同新型知识分子的冲突，也许最明白地表现在一个社会学特别感兴趣的方面：即两性关系上。教士们和骑士们声名狼藉的争斗（由此产生了许多诗歌）的根源，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里的人对女人的争夺。对哥利亚德来说，强调他们占了这些封建阶级大人们上风的最好办法，是吹嘘他们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土是比骑士更美好的情人。社会学家应该从这句话中看到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牛争的有倾向性的表达。在《菲丽与芙洛拉之歌》里，两个女主人公中，一个爱上教士，另一个爱上骑士（miles），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既符合科学，
也同传统看法一致，
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
比骑士更为擅长。
虽然哥利亚德有他们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仍然被向后推到知识分子运动的边缘上。他们无疑曾提出一些未来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在其长期发展过程里褪了色。他们生动地描写了渴慕解放的氛围，他们为接下来的下一世纪提出了许多见解，如自然道德、伦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对宗教社会的批判。我们以后在大学教职员那里，在吕特勃夫的诗歌中，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尤其是 1277年在巴黎被判决为异端的学说原理中，重新发现这一切。但在13世纪，他们却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遇到了迫害与宗教裁判，而他们进行毁灭性批评的倾向，使他们在大学建设中得不到自己的地位。他们有时还对知识分子生活不感兴趣，而去寻求比较懒散的逍遥，或热衷于浪游，这样，知识分子运动只限于在几个有组织的中心大学里展开，终于导致这一背井离乡的族群的灭绝。
阿贝拉尔
巴黎人的骄傲彼埃尔·阿贝拉尔，虽然也是哥利亚德的一员，可他的意义与贡献远比他的战友大得多。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
阿贝拉尔的成长道路很奇特，这对他的个性很合适。他1079
年生于南特附近的帕累，是布列塔尼人，出身下等贵族，家庭生活条件由于货币经济的引入变得困难。他高兴地让兄弟们去军队服役，自己则读书深造。
阿贝拉尔放弃士兵的武器，而进行另一种斗争。他时刻准备参加每一场战斗，并且按照保罗·韦伊诺的说法，成了“辩证法的斗士”。他永远不知道安静，总是出现在发生矛盾纠葛的地方。他始终在促进新观念的产生，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有激烈的争议。
阿贝拉尔在知识上的“十字军征战”，势必驱使他去巴黎。在巴黎地进一步展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怀有摧毁偶像的强烈欲望。他公开承认的自信心——他喜欢说自我意识（de
me Presumens），这不是指过份优先考虑自我，而是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促使他同巴黎最有名望的教师尚波的威廉发生了激烈冲突。威廉向他挑衅，把他逼入困境，争取公众站到自己一边。威廉逼他离开巴黎。但这个年轻的天才不让自己被人扼杀。阿贝拉尔成了一位教师。他的学生们先跟随他去默伦，然后又去科贝尔，他在那里讲课。他的身体因他只注重智力的生活方式突然出了毛病，他病倒了，不得不回布列塔尼待了几年。
健康恢复后，他回到巴黎，找他的死对头尚波的威廉。结果发生了新的论争。威廉的信念动摇了，考虑了他的年轻对手的批评意见，修正自己的学说。但这位远没有满意并且说话语气更为激烈，结果事情落到阿贝拉尔不得不重回默伦的地步。不过威廉的这次胜利事实上等于是失败，因为他的学生全都离开他了。这位老教师受到打击，放弃了授课。阿贝拉尔凯旋，并且正好是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此事已成定局。巴黎文化的中心从此永远不再是在城区的小岛上，而是在圣热内维耶伏山，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市区的命运。
阿贝拉尔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因而感到遗憾。作为逻辑学家，他同样不满意把神学家抬高到超出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做法。他发誓也要成为神学家。他重新开始学习，很快就去拉昂，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尔姆讲课。安瑟尔姆的声望只不过暂时使这位最激烈的反传统者收敛了蔑弃偶像的狂热。阿贝拉尔这样写道：
我接触了这位老人，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休养，还不如说靠他的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没有把握，离开时却更觉得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说起空话来他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他的才华的火焰不是令四壁生辉，而是让屋子薰黑。那是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从远处看招人注意，走到跟前站住仔细一打量，枝头却没有结一个果实。当我为了有所收获而接近他时，我看到，他就像被上帝遗弃的那棵无花果树，或者像琉善·庞贝攸斯打过比方的那棵老橡树：
他站在巨大声望的阴影里
像田野中间一棵华丽的橡树。
我领教过以后，就不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
现在阿贝拉尔受到了挑战，要他建立自己的学校。他接受了挑战。人们向他指出，虽然他彻底掌握了哲学，但他对神学一窍不通。他反驳说，同样的方法对两门学问都适用。别人指责他缺少经验。“我对此的回答是：在教学中我从来习惯于依靠我的思想力量，而不是依靠传统。”
阿贝拉尔通过在课堂上即席对以西结的预言发表评论，这使他的听众感到振奋。听课笔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出现不计其数的传抄本。越来越多的听众要他把对圣经的评论继续进行下去。为此他回到巴黎。
爱洛依丝
1118年，阿贝拉尔处于巅峰的崇高声誉突然因为同爱洛依丝的关系而遭中断。通过他的杰出的自传《哀伤史）（HistoriaCalamitatum）——这是《忏悔录》的前身——我们了解到有关的细节。
事情的开始一如所有的风流逸事。阿贝拉尔根本不是放荡人。他只是从奥维德的作品和在他自己的诗歌里才知道有爱情，这些诗歌仅仅出自哥利亚德的精神，并无实际的经验作基础，但情魔征服了这位39岁的知识分子。阿贝拉尔置身在荣耀与自负的顶峰。他承认：“我想，从今以后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学家……”爱洛依丝只是又一个被征服者，用来增添他精神上的荣耀与自负。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完全不可思议。阿贝拉尔听说，自己的同事、大教堂主事弗尔贝有个侄女。她年方17，容貌美丽，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之渊博已闻名全法国。对他来说这是位合适的女人，他似乎已经忍耐不住了，她讨人欢喜的容貌令他满心欢喜。这是一个关系到趣味和声誉的问题。他冷静地设想一个计划，结果计划的成功大大超出他的期望。教堂主事把年轻的侄女当作学生托付给他，并洋洋自得，能替爱洛依丝找到这样一个出众的好老师。阿贝拉尔还不费力气从节俭的弗尔贝那里弄到桌子和床，作为以实物支付的讲课报酬。但魔鬼在窥伺着。在老师和女学生之间燃起了爱情之火，知识的交流不久就发展到肉体的交流。阿贝拉尔仿佛中了邪，放弃授课与工作。关系在继续着，并在不断加深。爱情一萌发便没有尽头，爱情将经受一些麻烦，以后还得经历一场悲剧。
首先一个麻烦是：他们的关系被人识破了。阿贝拉尔不得不离开受骗的主人的家。他们改在别的地方相会。他们很快由幽会又发展成私奔。他们无视别人嚷嚷，互相尊敬。
第二个麻烦是爱洛依丝怀孕了。有一次正巧弗尔贝不在，阿贝拉尔便把自己的情人打扮成修女送到布列塔尼自己的姐妹那里。爱洛依丝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亚斯特洛拉布。作为一对知识分子的孩子，当时的情况可并不轻松……
第三个麻烦是结婚问题。阿贝拉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拜访弗尔贝，主动提出，为恢复爱洛依丝的名声．要同她结婚。艾金纳·吉尔森在他关于这对著名情人的出色研究中指出，阿贝拉尔的为难并不在于他的教士身份。根据教会法规，作为一个普通的下层教士，他是可以娶妻的。但阿贝拉尔害怕，结婚对于他的讲师职位有妨碍，并且可能会使他成为教育界的笑柄。
12世纪的妇女和婚姻
12世纪出现了一个反对婚姻的强大潮流。恰好在这个时代，妇女解放了自己，不再被看成男人的财产和生育机器，男人也不再询问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也是西方国家恢复圣母崇拜的世纪，这时候婚姻被看得一钱不值，尤其贵族阶层中间，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和高雅的恋爱只存在于婚外，这种爱情通过特里斯坦和伊瑟，朗瑟罗和吉妮芙拉而获得具体表现。同样在教育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恋爱论”，我们在下一世纪，又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重又看到这样的理论。
妇女就这样参加了进来。当爱洛依丝在阿贝拉尔身边出现时，这一方面影响了一个得到哥利亚德支持的，为教士以及牧师要求感官享受的运动，另一方面同时也显示出12世纪新型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他们的人本主义促使他们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拒绝一切在他们看来有可能否定自我的东西。为了实现自我，他们需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女人。哥利亚德引用旧约和新约，以自由的表达方式进行解释，强调男人和女人是由肉体构成的，他们无须禁忌使用他们的肉体。为了更好地领会下面这个悲剧的程度，更好地理解阿贝拉尔的感情，让我们忘却那一大堆粗鄙下流的笑话，来思考一下那种气氛和那种情感状态。
爱洛依丝首先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一封令人惊异的信件里，她敦促阿贝拉尔放弃结婚的想法。她描绘了一幅他们必然会生活在其中的穷苦知识分子家庭的画面：“你不可能同样细心地关心你的妻子和你的哲学。讲课和女仆，典籍和摇篮，书本和捻线杆，羽毛笔和纺锤，你如何能使这一切协调一致？一个需要在神学或哲学的默想中沉思的人，怎么能忍受婴儿的啼哭、摇篮曲和男女仆役嘈杂喧闹的干扰呢？他怎么可能受得了因幼儿造成的经常不断的肮脏？富人可以做到，他们在豪华的宫殿里，不必为开支费用操心，不必天天因物质上的忧虑愁眉不展，但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为金钱和物质费心操劳的人，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神学或哲学著作。”
此外，一些权威人士也支持这样的态度，并责备智者的结婚设想。爱洛依丝引证狄奥弗拉斯特的话，或者说是引证圣哲洛姆的论点，他在12世纪受到普遍喜爱的《反乔维尼安纳论》（Adversus
Jovinianum）中采用了狄奥弗拉斯特的观点。她还把古人推荐给神学家；西塞罗在撵走特伦霞以后，又拒绝了同他的朋友希尔丢斯的妹妹的婚姻。
但阿贝拉尔没有接受爱洛伊丝作出的牺牲。婚姻缔结了，不过是秘密举行的。为了平息弗尔贝的怒气，他们向他透露了秘密，而且他还出席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但这两位当事人的打算没有能够实现。阿贝拉尔想安心地重新开始工作，而爱洛依丝要过隐居的生活。弗尔贝却要公开这件婚事，并把向他赔罪的事公之于众，而这肯定会败坏阿贝拉尔的名誉，因为他并没有宽恕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件麻烦事。爱洛依丝将回到阿冈待伊修道院去，乔妆成一名见习修女。这样做会消除流言蜚语。爱洛依丝凡事只听从阿贝拉尔的旨意，她将在这样的乔装中等到流言蜚语平息下来。但这个打算是在弗尔贝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以为阿贝拉尔想把爱洛依丝推到修女那里去，婚姻也就了结了。于是就在阿贝拉尔的屋子里发生了一次夜间惩罚行动，阿贝拉尔被阉割了，次日清晨人群聚集在他家门口，丑闻传开了。
阿贝拉尔躲在圣狄尼修道院里遮盖他的羞辱。上述事件发生后，他绝望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一个阉人还能算男人吗？
我们在这里跟爱洛依丝分手，她不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知道，这两位相爱的情人从一个修道院转到另一个修道院，至死不渝地保持着令人钦佩的精神友谊。
新的斗争
求知的激情使阿贝拉尔恢复元气。他的伤势愈合后，重新找回了以前斗争的兴趣。愚昧和粗鄙的修道士使他感到烦躁。他的高傲同样也使这些修道士烦恼。此外，他的清静孤寂遭到许许多多学生的打扰。他们来找他们的老师，恳求他重新授课。阿贝拉尔为他们写出第一本神学小册子。他的成功招来了妒忌。1121年在苏瓦松举行了一次被夸耀为主教会议的宗教会议，对他进行裁判。情况很紧张，他的敌人们为了对会议施加压力，煽动群众要对他施行私刑。尽管沙特尔大主教竭力斡旋，要求进行一次补充调查，那本小册子仍被烧毁了，阿贝拉尔终身将被幽禁在修道院的院墙内。
阿贝拉尔回到圣狄尼修道院，同修士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继续活跃地进行着。当他指明伊尔汀关于修道院创办人的著名文章只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毫无关系时，他不就是在挑起某种争端吗？第二年他逃离了修道院，终于在特鲁瓦大主教那里找到庇护，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塞纳河畔诺让的领地。他在那里遁世隐居，并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建立一个小祈祷堂。他什么都牢记在心——他那本被烧掉的书就是题献给三位一体的。
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避难的地点，蜂拥来到他的隐居地。出现一个由帐篷和茅屋组成的学院村。小教堂扩大了，用石头重新修建起来，献给圣灵。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对这些临时的乡居者来说，光是阿贝拉尔的讲课，就能代替城市的乐趣。他们怀着深深的渴慕回想起，“城市里的学生们享有一切必要的舒适”。
但阿贝拉尔无法长期享受这平静的生活。两个新使徒——他就这样称呼——策划一个阴谋来反对他。这是指普莱蒙斯特莱教团的创始人圣诺尔贝和西妥的改革者圣伯纳德。迫害的规模之大，使他不得不考虑逃往东方。“上帝知道，我在深深的绝望中曾考虑过多少次，想离开基督教的王国投奔异教徒（后来约翰·德·墨恩的译本解释说，指投奔萨拉逊人），在那里，作为在基督的敌人中间的基督徒，不是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安宁地生活。我想象，一旦异教徒们因我遭受到的指责，无法再把我看作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一定会由衷地欢迎我。”
这种走极端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所属的世界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初尝试，阿贝拉尔没有这样做。
阿贝拉尔被任命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长。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他就像生活在野蛮人中间。人们只说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语。修士们是难以想象的粗鄙。他训导他们走上正轨。他们却企图毒死他。1132年他逃离了修道院。
1136年，阿贝拉尔再度来到圣热内维耶伏山。他重新开课，听课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骚乱的罪魁祸首，被逐出意大利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避难到了巴黎。阿诺德同他建立了友谊，并把自己穷苦的、靠行乞为生的学生介绍给他。自从自己的著作在斯瓦松被禁以后，阿贝拉尔一直不停地在继续写作。但在1140年，他的敌人们再次对他的著作发动攻击。他同那个被唾弃的罗马人的友谊，一定使他们的仇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理解，城市的辩证法和教区民主运动的联盟，对它的敌人来说，似乎是很有特点的。
圣伯纳德和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的敌人中，首要的是圣伯纳德。正如谢纽修士正确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长站在基督教两边的另一边。”圣伯纳德始终是个乡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个大兵，他对城市知识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对待异端分子或异教徒，他只知道一个办法：武力。他是武装十字军远征的先驱，但他不相信用知识进行的十字军。当彼埃尔·维尼拉比利要求他读一读古兰经的译本，以便用笔头对穆罕默德进行讨伐时，他却不答应。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过神秘玄想（他把这种神秘玄想发展到了极端）获得了力量，作为复仇者回到尘世。这个离群索居的信徒，始终坚持反对他认为是危险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基督教，给教皇下达指令，为建立军事制度而大肆鼓动，梦想在西方国家建立骑士制度和基督教民兵组织。他是早产的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
圣伯纳德必然要同阿贝拉尔发生冲突。圣伯纳德的得力帮手、圣梯累的威廉挑起了争端，后者在致圣伯纳德的一封信里表示反对“新神学”，鼓动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来迫害阿贝拉尔。圣伯纳德前往巴黎，企图把学生争取过来，结果显然是成效甚微，圣伯纳德确信阿贝拉尔散播的谬论危害严重。这两个人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桑斯举行的一次神学家与主教的会议上，阿贝拉尔的一个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战性讲话。这位老师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会上听众吸引过来。但圣伯纳德私下把会议的性质完全改变。他在讨论开始前一天晚间，把主教们召集到一起，并将一份把阿贝拉尔说成是危险的异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给大家传阅。在第二天，阿贝拉尔所能做的只是否定会议的这种职权，并向教皇上诉。主教们给罗马教廷送去一份很温和的谴责。但得知这一信息的圣伯纳德，行动比其他所有的人来得快。他的秘书替他向完全忠诚于他的枢机主教们递交信件，这些枢机主教迫使教皇改变对阿贝拉尔的谴责；他所写的书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毁。阿贝拉尔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就去克吕厄修道院寻求避难。这次阿贝拉尔是被打败了。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以无比宽宏的慈悲心肠收容了他，使他与圣伯纳德和解，设法让罗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门的惩罚，然后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龙的圣马塞尔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贝拉尔在那里去世。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给他送去一分书面赦罪令，并作为一种特别美妙的情感的最后表示，让人转交给圣灵女修道院院长爱洛依丝。
这是一份典型的履历，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出阿贝拉尔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几个突出的特点。
逻辑学家
阿贝拉尔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他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除了《逻辑学初阶》（Logica
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发表的《是与否）（Sicet
Non）这两部著作外，他还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论》（Discours
dela Methode）献给西方思想界。他在这本书里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人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
因此就出现语言科学的必要性。唯名论产生了，这种理论认为，词语的存在是为了表明意义，但词语以真实作为基础。它们要跟它们意指的事实相符。逻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语言同它指称的真实之间的指义的一致性能够成立。对阿贝拉尔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语言不是现实的面纱，而是现实的表达。阿贝拉尔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词语的本体价值。
道德学家
逻辑学家阿贝拉尔也是道德学家。在《伦理学，或自我认识》（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借助古典哲学，对于在内省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义者，比如圣伯纳德或圣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评价。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冈底亚克说的：“对西妥教团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苏格拉底主义’首先意味着认识到有罪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
圣伯纳德声称：“我们降生于罪孽之中，是罪人，并生育罪人；我们是作为负债者出生的，并生育负债者；我们是作为道德败坏者出生的，并生育道德败坏者；我们是作为奴隶出生的，并生育奴隶。我们满身伤残来到这个世界度过一生，并照原来模样离开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无一处完好。”阿贝拉尔反驳道，罪孽仅仅是个过错：“犯罪就是不敬重我们的造物主，那就是说，为了他不做那些事，亦即我们必须相信为了他而要放弃的那些事。如果我们完全消极地把罪孽确定为不放弃该受谴责的事，或者相反地，取消值得称赞的事，那么很显然，罪孽并不是什么实体，与其说它存在，还不如说它根本不存在，这正像黑暗一样，人们可以把它确定为该有光亮的地方不存在光亮。”阿贝拉尔还要求同意给人以赞成或放弃构成道德生活中心的正派观念的可能。
这样，阿贝拉尔就为推倒基督教重要圣事之———赎罪的先决条件，做出了有力的贡献。由于人们罪孽深重，教会在野蛮时代，根据野蛮的法律，列出了罪孽的清单和惩罚的等级。这个“赎罪登记表”证明了，对中世纪盛期的人们来说，赎罪最根本的是罪孽，由此产生了惩罚。阿贝拉尔表明了改变这种做法的趋势，并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此以后，罪人是指他的含义，或者说，是指他的意图，因而忏悔变成了赎罪的主要组成部分。阿贝拉尔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即对上帝不敬，或对魔鬼的默许。因为上帝的仁爱，这慈悲的泉源，是同罪孽不相容的。”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
人文主义者
我们只强调神学家阿贝拉尔的一个特点。没有人像阿贝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后者在上一世纪曾传播了一句有益的格言：“信仰寻求理智力”（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阿贝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对别人讲授无论讲的人自己还是听众都理解不了的东西，那是很可笑的。”
在克吕尼最后几个月中，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阿贝拉尔，头脑非常清晰，忙于写作《一个哲学家（异教的）、一个犹太教徒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对话》。他想以此证明，无论原罪，还是人的产生，都不是人类历史上绝对重大的事件。他试图举出以上三种宗教的所有共同点，对他来说，这三个宗教概括了人类的思想。他有意重新发现自然法则，它们能超越宗教，使每个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上帝之子。他的人文主义通向宽容；同谴责别人的同时代人相反，他在寻求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且意识到，“天父家中有许多屋子”。阿贝拉尔是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代表；而在沙特尔修道院，又表现出新兴知识分子的另一些特点。
“沙特尔精神”
沙特尔修道院是12世纪重要的科学中心。正如我们在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学说里看到的，“三合一”的“艺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不受禁止。但这一“言语”（Voces）的研究，在沙特尔还得让位于“事物”（res）的研究，后者由四门学科组成：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这一方向显示出沙特尔精神的特征。这一精神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并由于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养料，将获得伟大的意义。渴求知识蔚然成风，以致当时最著名的通俗作家，据称是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一句富有说服力的口号中把它概括为：“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
这种求新精神激怒了固守传统的思想家。圣维克多的亚勃萨隆认为，对“地球的形状，四大要素的本质，星座的分布，动物的天性，风的力量，植物和根系的生长”感兴趣是胡闹。圣梯累的威廉写信给圣伯纳德，要求对那些认为第一个人“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由自然、灵魂和星球来的”那些人严加谴责。康歇的威廉反驳说：“他们对自然力量一无所知，想用他们的无知来捆住我们的手脚；他们拒不给予我们研究的权利，并判定我们只配像粗野的笨蛋那样没有理智地盲从。”
一些从前的伟大人物受到高度赞扬和普遍欢迎；人们把他们基督教徒化，把他们当作知识的象征，奉为“学者伟大的神话式的先祖”。
所罗门是通晓所有东方的和希伯来科学的大师，不仅是旧约中的“智者”，也是诠释学的杰出代表，在他倡导下出现了神秘知识的百科全书，他是掌握一切奥秘的大师，科学之谜的维护者。
亚历山大大帝是研究者的典范。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把对研究工作的热爱，对探求新奇事物的执着（这是科学之母），传授给了他。古代伪托的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叙述印度的奇观的信，四处传播。普林尼的传说重新为人称引。根据这个传说，亚历山大任命这位哲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主任，并将数以千计被派到世界各地作考察旅行的人供他指派。据说对知识的渴求是他旅行和远征的动力。对他来说，彻底测量地球还不够，他还想要研究其他一些要素。他坐在飞毯上，迅速飞越空中。首先他让人制作一个玻璃桶，然后他用这个潜水舱的前身沉入海洋，研究鱼类和海底植物的习性。“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内卡姆写道，“他没有把他的观察结果留传给我们。”
最后是维吉尔。这个维吉尔，他本该在《牧歌》第四首“里宣告基督转化成人身圣保罗似乎曾在他的墓边祈祷，他也应该在史诗《埃涅亚斯》中，把古典时代的知识汇总集成。沙特尔的伯纳德把维吉尔史诗的前六卷，犹如《创世记》，当作科学著作来评述。传说就这样形成了，它导致但丁笔下令人钦仰的形象，并导致《神曲》的作者在探索地下世界时尊称为“敬爱的导师、先生和大师”（TUduca，tu
signore e tu maestro）的人物。
这一研究精神还启发了沙特尔学派的另一倾向，即理性精神。在通向新时代的阶梯上，科学精神的这两种基本态度常常表现为对立的状态。对 12世纪的学者而言，经验只达到现象与表象。科学必须避开这一点，通过推断掌握真理。我们将回顾这一分离，它曾重重地压在中世纪科学的头上。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
沙特尔学派这一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对沙特尔人来说，自然首先是孕育万物的、不断创造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它是繁殖之母（mater
generationis）。12世纪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就立足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蓬勃兴旺和繁荣发展的世纪。
但自然也是宇宙，一个有机的和合理的整体。它是规律的网状系统，规律的存在使得宇宙的理性科学成为可能与必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乐观主义的进一步的源泉：世界的理性天赋；世界不是没有意义，只是尚未理解，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协调和谐。沙特尔人对宇宙中秩序的要求甚至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否认泰初的混乱。康歇的威廉和阿尔诺·德彭涅瓦尔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这样评述创世的过程：“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象给一个巨大身体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浑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
沙特尔人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创世的过程，从今以后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解释。物理体系反对圣象体系。沙特尔的梯累就这样工作着，打算按照物理学法则和字面意义（secundum
Physicam etad litteram）进行圣经经文的研究。阿贝拉尔在他的《创世六日记注释》（Expositio
in Hexameron）里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这种信念给这些基督教徒带来一些问题。这涉及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对沙特尔人来说，上帝虽然创造了自然，但他也注意他给予自然的规律。他的全能力量同决定论不矛盾。奇迹在自然秩序内部发挥作用。康歇的威廉写道：“这不涉及上帝愿意创造什么，而涉及对此进行研究，进行理性的解释，昭示上帝的目标及理性。毫无疑问，上帝无所不能，但问题是，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毫无疑问，就像蠢笨的庄稼汉说的那样，上帝能够把树干变成一头小牛犊，但上帝真的曾这样做过吗？
就这样，对自然的非神圣化，对圣象论的批判——这是每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继续发展着。就像彼埃尔·杜恩指出的，这门科学，使基督教自从它传播以来就已经不再像古典时代的科学那样，把自然、天体、现象界当成众神，而是看作上帝的创造物。现在接下来的一步是提高这一创造中的天赋理性特征的价值。于是如同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对一种在天意制约下具有独立和次层原因的有序存在的要求，来反对把宇宙作呈像论的解释”。在 12世纪肯定还存在着普遍的圣像论，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
但“沙特尔精神”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这不仅是在引申意义上，因为它曾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而且主要由于它把“人”放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
对沙特尔精神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象和中心。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
Deus 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圣格雷高里采用的传统说法是，人是上帝创世的一个事故，是上帝偶然创造的一件代用品，一种应急的补救，目的是用来代替反叛后堕落的天使。与此相对，沙特尔从圣安瑟尔姆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即人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
在一篇著名的文稿里，欧坦的贺诺琉斯把沙特尔人的命题通俗化了。他一开始就说明：“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性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逻辑推理的理性，证明圣经有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而我所理解的世界是天、地和宇宙包含的一切。要是相信如果众天使继续留在天空，人类就不会被创造出来，那是荒唐愚蠢的，正像我们读到的，正是为了人宇宙才被创造出来。”
我们顺便强调一下，中世纪的神学在讨论天使，以及甚至关于天使的性别时，差不多总是在想到人；对未来的思想界来说，再没有比这表面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争论更为重要了。
沙特尔人首先把人看成是天赋理性的生物。在他身上产生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有活力的统一，它是12世纪知识分子的基本学说之一。在我看来，与此有关的还有他们对动物的强烈兴趣——因为动物被当作人的陪衬。“兽－人”的对偶是这个世纪的重要比喻之一。在古罗马的动物故事书这个怪诞的源自东方的宇宙里，传统的想象世界由于它的象征主义而接受了它，经院哲学家们看到了一种颠倒的人文主义。另外他们将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并把一种新的模型交给哥特式雕塑家，那就是“人”。
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对这一人文理性主义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翻译家和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尔，他是伟大的西班牙浪游者之一。
阿德拉尔答复一位提议正是要同他讨论动物的传统派人士说：“同你讨论动物，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向我的阿拉伯老师们学到的就是要把理性当作准绳，但你如同奴隶满足于服从道德化权威的锁链。应该怎样来描绘这种权威，除了把它描绘成锁链？愚笨的被人用锁链牵着走的动物不知道，人们把它们牵往何处去或为什么要牵着它们，而只满足于乖乖地顺从拴紧它们的绳索。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像动物一样是轻信的俘虏，听任自己被书本的权威用由危险的信仰组成的锁链牵着走。”
他继续说：“亚里士多德想要开玩笑时，就靠自己圆熟的机智，在听众面前，为用辩证法的论证替错误辩护，而听众却反对他并且坚持真理。因为所有其他人文学科都确信得到辩证法的帮助，并能挺直身子走，但假如没有辩证法，它们就会绊倒，不能保持平衡。因此新时代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向这门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们求教。
巴斯的阿德拉尔甚至还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下去。他几乎相信，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自身，从他们自己的理智的宝库里，已经创造了理性的本质元素，但他们经常用古代人与阿拉伯人的名义来加以掩饰，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使一般习惯于听从权威的神学家接受他们的大胆的议论——尽管这些没有公开发表。阿德拉尔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犯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它不接受任何可能产生于新时代的东西。每当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并打算把它公开时，我就把它归于别人名下，并解释说：‘这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使人们彻底相信我，我就把我所有的想法推到别人头上：‘这些都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避免这种不利情况，也就是免得人们认为我这个无知无识的人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自己的想法，我只好装作我是从自己对阿拉伯学术的研究中得到这些想法的。倘若以上所说的话会使落伍的神学家们感到不快，那我自己并不想由我来开罪他们。我在普通百姓那儿看到真正的学者的命运。因此我不是在为我的事业努力，而是在替阿拉伯人的事业出力。”
最为新鲜的是，这个天赋理性的“人”，这个能够研究和理解由创世主本人理智地加以安排的自然的“人”，就他来说自身也被沙特尔人看成自然，并顺顺当当地结合进世界秩序之中。
作为小宇宙的人
这样，作为小宇宙的人的古老图像得到新生，并获得一种深刻的意义。关于世界和人的类似，大宇宙和人所体现的小宇宙的类似这一论点经历了从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到里尔的阿兰的发展。撇开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可笑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在人身上重新发现了四大要素，并把大、小宇宙的类似弄到荒唐的地步），这个观点是革命性的。它推动了对人的整体，首先是对人体的考察。巴斯的阿德拉尔的科学大百科全书详细地介绍人体解剖和生理学。这与医学和卫生学的进步相伴随，并支持了医学和卫生学的发展。这个重新被赋予肉体的人，以全副精力投入人类爱情的发现。这是12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这是阿贝拉尔悲剧性地经历过的，也是狄尼斯·德鲁日蒙那本著名的和引起争议的著作的主题。这一作为小宇宙的人生活在和世界的协调一致之中，处在一个由他再造、与他和谐的宇宙的内部，以及建立与世界联系的环境中。无穷无尽的前景在他面前展现；这一切由欧坦的贺诺琉斯，也许更多地由一位非凡的女性、修女院院长宾根的伊尔德伽普及化了。后者在罕见的著作，如《西维亚书》（Liber
Scivias）和《预言书》（Liber divinorum operum）里，把新的理论同传统的修道院的神秘主义搀合起来。其中还包括很快就到处闻名的小型插图，使得这些著作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这里请读者们注意一张小型插图作。品，它带着一种对肉体形态的爱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作为小宇宙的人，它表明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并不需要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也能达到把对形式本身的美学偏爱，同注重正确比例结合起来的水平。
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的最终信条，无疑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人，他能够用理智把握自然，也能够通过行动改变自然。
“工场”和“工匠”
生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12世纪知识分子，根据这张插图，把宇宙看成处于手工作坊嘈杂声包围之中的巨大工场。这个把世界当作工场的恬淡寡欲的譬喻，在更为活跃的感应场中，以更大的效应，被重新接受下来。赖歇斯堡的盖霍赫在他的《论神的建筑》（Liber
de edificio Dei）一书里，谈到“这个巨大的、包括整个世界的工场，这种类型的宇宙的车间……”。（illa
magna totius mundifabrica et quoedam universalis officina）
人在这一建筑中，作为漫游的和劳作的手工劳动者，占据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在上帝和自然之外，重新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创造者工匠（homo
faber）。康歇的威廉说：“每个作品都是创世主的作品，自然的作品，或是竭力仿效自然的人类手工工匠的作品。”
这样人类社会的图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赋予 12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自身意义的观点来看，它必然会把所有人类劳动者包括在内。通过这样为劳动恢复名誉，以往受到蔑视的人，将被吸收到人类国度这个上帝国度的图像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波利克拉替库斯》（polycraticus）中把农业工人归还给社会：“他们是在农田、牧场和园林里劳作的人”，然后是手工工匠：“他们是纺羊毛工和制造所有其他机器的工匠，制造水器、铁器、铜器和其他金属器具的人。”这一观点超出了旧学校七种人文学科的范围。新式教学不仅必须给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等新的学科提供位置，而且也必须给科学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人类职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提供位置。圣维克多的雨果在他的教学大纲《大纲提要》（Didascalion）里采用了这一新观念。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他著名的定理中发展了这一观念：“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他还补充说：“人们通过人文学科到达科学的家乡，而每种人文科学都表现为一个城市阶段。”第一座城是语法学，第二是修辞学，第三是辩证法，第四是算术，第五是音乐，第六是几何，第七是天文学。到这里一切还都是传统性的。但这一路程尚未结束。第八座城是物理学，“希波克拉底在这里把草本与木本植物、矿物和动物的天性和本质传授给朝圣者”。第九座城是力学，“朝圣者从中学会了金属、木材和大理石的加工，学会了绘画、雕塑和所有的手艺。在这里尼姆罗德建成了他的巴比伦城门，所罗门盖起了他的寺庙。在这里诺亚完成了方舟，传授了修筑城堡的技艺和怎样用不同的织物纺织。”第十一座城是经济学。“它是通向人的家乡的门户。在这里地位与尊严得到安排，职能与秩序得到区分。急于奔向自己家乡的人们在这里进行学习，以便根据功绩进入到天使的等级中去。”12世纪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奥德修记”最后就这样以政治学作为结束。
个性
我们应该区别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个性和气质，沙特尔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与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和康歇的威廉则首先是科学家——这方面他们是“沙特尔精神”最独特的倾向的杰出代表。通过他们，12世纪抛弃了束缚住如此众多的人的咬文嚼字的幽灵。阿贝拉尔写信给爱洛依丝说：“我对理论学说的关心，更胜过对雄辩口才的关心；我专心致志于描述的清晰，而不是滔滔不绝的词藻堆砌，注重词字面上的意义，而不是修辞的华丽。”这一原则也是翻译家们所运用的，漂亮的异教学说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切斯特的罗伯特写信给彼得·维尼拉比利说：“我对您构筑您奇妙的大厦所需要的那些材料，既不作 很大的削减也不作变动，除非这有利于理解……我也没有试图为这种可憎与可鄙的材料镀上一层黄金。”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另一方面，更接近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清楚，是个可爱的有教养的人。他虽然是个沙特尔人，他也是个文学家。他竭力试图保持二者的良好平衡：“就像不受理性启示的雄辩术是轻率与盲目的，语言笨拙的科学也是同样地虚弱和独臂的。人会沦落为畜牲，要是不让他们使用学会的雄辩术。”
吉尔伯特·德·拉波雷是位思想家，也许是 12世纪最彻底的形而上学家。他也成了固守传统的人士和圣伯纳德的牺牲品，但他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妨碍他振奋无数的学生（里尔的阿兰，亚眠的尼古拉都被认为是拉波雷一派学者），和在他的普瓦捷主教管区激发民众和教士的热情。
影响
沙特尔主要培养了一批先锋战士。在巴黎，在阿贝拉尔掀起的潮流之后，信奉传统宗教学说的温和派人士开始吸收消化一切能从革新派那里获得的不会引起丑闻的东西。这方面首先是主教彼埃尔·朗巴德的著作及彼得·康默斯托的著作，后者喜欢读书的劲头是出名的。朗巴德主教的著作是《教父名言录》，康默斯托的是《教会史》——一部关于《圣经》所包含的哲理与史实的系统阐述。这两本书以后都成了 13世纪大学教学的基本教科书。正是通过它们，少数勇士的发现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多数人的运用。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建设
这一知识分子类型只有在城市范围内才能得到发展。他们的对手和敌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咒骂城市和新的知识。12世纪末的圣日内维耶伏修道院院长，图尔奈的斯特凡，为神学中“辩论”（disputatio）课程的侵扰而震惊：“人们在糟蹋神圣的学说的同时，公开争论神性之谜和基督下凡……三位一体被割裂开来，并在十字街头撕成碎片。有多少理论，就有多少谬误；有多少听课班，就有多少丑闻；有多少公共广场，就有多少对上帝的亵渎。”他还把巴黎的教师们称为摇唇鼓舌者（venditores
verborum ）。
他以此同丢兹的鲁佩尔院长相呼应。后者在12世纪初听说城市学校的人在耍笑他，就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修道院，搬到城市里，居住在敌人中间。在城市里他已目睹每个街角的讨论，并预见到灾祸将蔓延。图尔奈的斯特凡提醒大家，所有建设城市的人都是无信仰的，他们不在尘世这个临时处所搭个帐篷过夜，却在那里安家落户，还替别人建造房屋。他通读了圣经，并从中获得一部反城市的宏伟史诗。在凯因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由约书亚的神圣号角摧毁的耶里柯之后，他历数伊诺赫、巴比伦、亚述、尼尼微和巴别塔。他说上帝不爱城市和城市市民。而当今充满了教师与学生的无用争论的喧嚣城邦，无非是所多玛和戈莫拉的再世。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然而，什么叫“艺术”？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艺术（Ars）是技艺（TEXVN）。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据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说法，在随后来到的下一个世纪里，圣托马斯的全部结论都是由此得出的。“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于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在全部科学中，‘人文学科’被称为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制造为前提，它们直接来源于理智，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
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 scolarum
regimen）：“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研究和教学
作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事自己职业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与教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相信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流传。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手工工匠与商人，重又出现怀着同样的生产热望的教授们。阿贝拉尔对爱洛依丝说，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是些庸人市侩。“那就仍让我们回到以撒那里，并同他一起挖掘清水喷涌的井泉吧，即使庸人们反对，即使市侩们阻挠，我们仍要继续同他一起挖掘永不枯竭的井泉，为的是也有人对我们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旧约·箴言》 5，15）；而且让我们照这样挖掘，好让井泉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由于水源充足而高高喷涌，以便圣经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让我们也教会别人从中啜饮。这是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他知道，他是第一批从中获益的人。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应该能写成这本书，因为我必须在公共学校里击溃我的对手们阴险的攻击。”
工具
在宇宙这个大工场里，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能力，参加正在兴起中的创造性工作。知识分子拥有的工具，不仅有他的思想，而且有他的工具——图书。这些书使我们同中世纪盛期的口头转述相隔有多么遥远呵！巴里的吉劳德说明道：“今天不会阅读的教士，就像不会打仗的贵族。他们面对一本儿童读物，就像面对一份剧院说明书一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明白书是教士的工具。铁匠还懂得网是捕鱼的工具，渔夫也知道铁砧和铁锤是铁匠的工具，虽然他们各自不会别人的技艺，不懂得别人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术，却还能叫出这些工具的名称……”
这些精神的手工劳动者，随着 12世纪城市的繁荣而出现，而今将在大规模的社团运动中组织起来，这些社团运动在城镇基层运动中发展到顶峰。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将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是13世纪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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