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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身分平等在美国怎样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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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过或对人当面讲过，妇女的情操是随她们的居住地离赤道远近而变化的，即离赤道越远就越端庄，离赤道越近就越不端庄。这种说法是回避难题的最好办法。按照这种说法的意见，只用一个地球仪和一个圆规，立刻就可解决人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不认为这个唯物主义理论是依据事实建立起来的。
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表现，一个时期重视贞洁，而另个时期显得淫荡。因此，一个国家的民情是否正派或放荡无羁，取决一些可变的原因，而决不只取决于该国的不变的地理位置。
我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气候下，性的相互吸引力激起的情欲是特别强烈的。但是，我认为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经常是能够激发或抑制这种天生的情欲的。
尽管访问过北美的旅游者们在若干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全都承认那里的民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端庄得无限。
显然，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的祖辈英国人优越得多。
只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初浅的观察，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英国，也象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人们总是怀着恶意评论妇女的弱点。人们经常听到哲学家和政治家叹惋民情不够正派，而文学家也每天在这样虚构他们的作品。
在美国，所有的书刊，长篇小说也不例外，都把妇女构想为玉洁冰清，没有人在书中讲述男女的风流韵事。
美国的这种十分正派的民情，毫无疑问部分地来因于它的国土、种族和宗教。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的这一切原因，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求助于某一特殊的理由。
我认为，这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平等和由此而来的各项制度。（C）身分的平等，不是只依靠本身去使民情正派的，但毫无疑问它能使民情容易正派和加速正派。
在贵族制国家，出身和财势不同的一男一女，往往不能结婚。情欲可能使他们结合，但是，社会情况和由此产生的观念，却阻止他们结成白头偕老的正式夫妻。因此，必然出现许多露水夫妻和不公开夫妻。这是大自然在暗中报复法律加于它的限制。
当身分的平等把男女间的一切想象的和实际存在的隔障推倒之后，情形就不这样了。这时，任何一个少女都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喜欢她的男人的妻子，而婚前的伤风败俗行为也将难于实现，因为情欲虽然容易使人冲动和轻信，但你无法使一个女性在你完全可以自由结婚但你却不同她结婚的时候，相信你还在爱她。
这个原因对婚后生活也发生同样作用，只不过转为间接一些而已。
无论是在正搞不合理之爱的人看来，还是在许多想要搞这种爱的人看来，再没有比强迫婚姻或随机结合更能使不合理之爱合理化了。
在女性永远可以自由选偶而且教育使她们能够做出最佳选择的国家里，舆论对她们的过错是决不宽容的。
美国人的严肃精神，也部分地来因于此。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负担很重的契约，但又必须严格执行其中的一切条款，因为他们事先就可以知道这一切条款，而且享有拒不缔约的完全自由。
使夫妇在婚后必须更加忠贞的约束，也在使他们更加容易忠贞。
在贵族制国家，结婚的目的与其说是使两个人结合，不如说是使双方的财产结合。因此，有时在订婚时男方已经上学读书，而女方还在被哺乳。以联合双方的财产为目的的夫妇关系会使双方心生异念，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契约的本质自然产生的结果。
反之，当任何人都能永远自己选偶，不受外来的干涉和指使时，使男女接近的，通常只能是爱好和思想的一致。这种一致又可以使他们相倚为命和巩固夫妇关系。
我们的父辈对婚姻有过一种古怪的看法。
由于他们见到当时刚刚流行的少数恋爱结婚几乎都造成了悲剧的结局，所以断言这类事情听其当事人的心意是极为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萍水相逢可能比精挑细选还好。
但是，指出他们所见到的事例什么也不能证明，并不十分困难。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民主国家在赋予妇女以自由选偶的权利时，也要设法事先使妇女的头脑具备进行这种选择的知识，使她们的意志产生能够进行这种选择所需要的力量；而贵族制国家的少女，在不顾父母的权威而私奔，将自己委身于一个她们既无时间了解其情况，又无能力判断其好坏的男子时，就缺乏这一切保障。因此，她们初次运用自由意志时就失误，她们没有受过民主教育就在结婚方面仿效民主的习惯，结果犯了如此惨痛的错误，都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还不止于此。
当一男一女想要突破贵族的社会情况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而结合时，他们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在打破或削弱必须遵守父母之命的束缚之后，他们还要尽最后的努力去战胜习俗的势力和舆论的专横。最后，当他们费尽九牛之力达到心愿时，还将遭到亲友的白眼：被他们打破的偏见，使亲友同他们疏远了。这种情况不久便要挫伤他们的勇气，使他们感到心里难受。
因此，即使这样结婚的一对夫妻一开始就很不幸，而且后来还可能犯罪，那也不应归咎于他们的自由选择，而应当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他们进行这种选择的社会里。
还不要忘记：粗暴地阻止一个人不犯一般的错误，几乎总要同时驱使他失去理智；合法地使一个人敢于向他的时代和国家通行的观念宣战，同时也要让他在精神上做好进行暴力的和冒险的斗争的一定准备，而凡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很少能够得到幸福和很少能够有善行。顺便提一下，在一些最必要的和最神圣的革命中之所以很少见到温和而稳健的革命家，其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萍水相逢，一见钟情，除了个人的意见和爱好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不考虑，就仓促结为夫妻，而婚后不久就见异思迁而乱搞和出现悲剧，乃是无须惊奇的。但是，如果这种结合能按事物的常规和自然秩序进行，受到社会情况的支持，承认父母的权威，得到舆论的赞扬，则毫无疑问，家庭内部的和睦将更加增加，夫妻间的忠贞将更好地得到遵守。
在民主国家，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政治生活，从事一种职业；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的财产不多，做妻子的就不得不终日留在家里，以便亲自主持家政，精心管理家务的一切细节。
男女双方的这种性质不同的必须承担的劳动，就象一道天然的屏障妨碍着性生活，使一方的性冲动日益稀少和不如以前兴奋，而另一方的抵制也便更加容易。
这并不是说身分的平等一定能使男人忠贞不已，但它能使男人的伤风败俗行为减少危险性。由于这时谁也没有余暇和机会去评论某人是否想保持贞操，所以就出现了既有大量的娼妇，又有众多的贞节妇女的现象。
这种情况虽然造成了个人的可悲不幸，但并不妨碍整个社会继续活跃和坚强。它既不会破坏家庭的纽带，又不会使民情颓靡。使整个社会陷入危险的并不是某几人的严重腐化，而是所有人的普遍堕落。在立法者看来，卖淫远远没有通奸可怕。
平等使人所过的这种忙乱的和到处奔波的生活，不但使人无暇沉湎于谈情说爱，而且还通过一个比较隐秘的、但是比较可靠的办法，使人避开谈情说爱。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头脑比较严谨，注重实际，爱用心计，可以随时不囿于理想而追逐某一摆在眼前的目标，把这一目标视为自然的和必然的向往对象。因此，平等并没有破坏人们的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的活动，只准许它在地面上低空盘旋。
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不愿意幻想，也决不喜欢悠然耽于通常是在事前发生的并可能使心潮起伏的孤独冥想。
不错，他们十分重视那种可以使生活美好与安定的深厚的、认真的和恬静的情感，但不愿意追求那些可以干扰生活并使生命缩短的强烈的并且难于控制的激情。
我知道，以上所述只适用于美国，目前还不能普遍地推广于欧洲。
50多年以来，法律和习惯虽以空前的努力驱使许多欧洲国家走向民主，但仍不见这些国家的男女关系变得比较正派和纯真。在某些国家，情况还适得其反。有些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很严肃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这方面的道德是比较差的。我不怕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的心情主要是想美化我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想非难他们。
这个局面当然使人伤心，但也不必害怕。
民主的社会情况对习惯的正常化可能发生的良好影响，是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效果的现象之一。如果说身分的平等有利于良好的民情，那末，社会在生产这种平等时出现的阵痛，则有害于良好的民情。
在法国不断改变自己面貌的近50年来，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多自由，但动乱却是经常发生的。在思想发生这样的普遍混乱，舆论处于这样的摇摆不定的时候；在是非、真假、功过混淆得如此难辩时期，社会的公德遭到了怀疑，而个人的私德则处于崩溃状态。
但是，我国所发生的一切革命，不管其目的何在和由什么人进行的，最初都产生了同样的后果。甚至那些以加强了道德而结束的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松弛了道德的。
我不认为我们屡见不鲜的动乱将会长期继续下去，一些奇妙的征兆已在显示这一点。
最腐败透顶的，是失去了权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财富的贵族，因为他们享尽了庸俗的消遣之后，仍有大量的时间去花天酒地。他们失去了曾经使他们兴旺的热烈激情和伟大思想，而只剩下了一大堆看来很小但腐蚀性很大的恶习，象苍蝇集聚在尸体上一样，紧紧地附着在他们身上。
谁也不否认，上一个世纪的法国贵族是极其放荡的。但是，传统的习惯和古老的信仰，仍能使其他阶级尊重道德。
谁也不能不同意，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贵族的残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原则的严肃性，而社会的中下阶层反而日益破坏道德。结果，50年前生活上最为放纵的家庭，今日却成了最守规矩的模范家庭，使人觉得民主好象只是通过贵族阶级才使道德向上了的。
法国大革命虽然分掉了贵族的财产，强其他们把精力集中于自己的私事和家庭，规定他们必须同子女住在一起，但却使他们的头脑比以前清晰和严肃了。因此，法国大革命使贵族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会了尊重宗教信仰、爱好秩序、爱好平凡的娱乐、爱好天伦之乐和家庭幸福，但本来持有这些爱好的其他阶层，却乘推翻法制和政治习惯所需的努力的余威，走上了破坏秩序的道路。
法国的旧贵族忍受了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他们并没有由此也产生革命激情，也萌生革命之前通常会有的无政府主义念头。不妨这样设想：他们预感这场革命将会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健康的影响，比从事革命的那些人还早。
因此，尽管乍一听来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今天在民主理所当然造成的道德方面表现得最好的，反而是国内最反对民主的那些阶级。
我不能不认为，在我们已经享有民主革命的一切成果的时候，只要消除革命所造成的混乱，现在只被少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一些东西，就将逐渐为所有的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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