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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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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可从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进行：政策战术—— 货币当局应该采取的一些特定的行动；政策战略或政策结构 —— 针对应该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而言，理想的货币制度与安排。
战术问题是更为吸引人的。它们是直接相关的。并具有直接结果，同时，与适合于货币政策的基本结构这一棘手的问题相比，对它们的讨论在大多数方面比较容易进行。然而，长期的实践使我相信：在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能没有什么成效。
注重于战术问题的诱惑力，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使政策个人化的一种倾向：值得一提的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里根的经济政策，及马丁、伯恩斯或沃尔科的货币政策。有时这一方法是正确的。负有责任的某一特定个人可能会使事件的进程出现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货币史》一书中，安娜· 施瓦茨与我在说明 1929年至1933年的货币政策时，特别强调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位总裁本杰明· 斯特朗的过早逝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也许更为经常的是：这种个人化的方法是令人误解的。明显地负有责任的个人就好象那清晨报晓的雄鸡，而事件的进程是由一些更为深刻、且更为不容易观察到的力量所决定的；这些力量既决定了那些名义上负有责任的个人的个性，同时又决定了这些人所受到的压力。
我相信，过去几十年中的货币发展，与其说是由那些好象是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意图、学识或个人特点所决定，不如说是由联邦储备系统的制度结构及外部压力所决定。例如，在在某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内对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化加以判断时，仅知道他的姓名、背景及个人品质是没多大用处的。
如果现在的货币结构正日益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我们将心悦诚服地继续保留它，从而战术问题就成了唯一的论题。然而，现在的货币结构并不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的确，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机构象联邦储备系统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当中留下了如此糟糕的政绩记录，但同时却又享有如此之高的公众信誉。
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货币之不稳定孕育着经济之不稳定。一种造就着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的货币结构，是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我们的货币制度中的根本性变化予以考虑是重要的。这类变动目前可能既不是可行的又不是所急需的。但是，除非我们现在就着手考虑，否则的话，一旦形势急需，再来实行这些变动就来不及了。
经济稳定与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重要吗？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考察一下货币数量增长率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的稳定性（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有关证据。
这一证据由两部分组成：（1）货币数量的系统性、周期性变化，及其与经济方面的相应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一系列循环为基础）；（2）货币增长方面的不稳定性与经济方面的不稳定性之间的长期联系。
安娜.施瓦茨与我对美国自1867年以来货币数量的周期性变动作了研究。在整个期间内，货币增长一直先于（而不是随着）经济活动而升降。货币增长的周期性高峰通常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高峰早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时间长度上变化很大，平均说来大约是6至9个月。货币增长的周期性低潮平均说来也要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低潮早大约相同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幅度的货币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伴随着经济活动方面的、大幅度的扩张与紧缩；而温和的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会带来温和的扩张与紧缩。
在重大的紧缩与重大的繁荣期间（例如 1873－1879，1892－1894，1895－1896，1907－1908，1920－1921，1929-1932，1937-
1938期间的紧缩），以及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性扩张期间所发生的国民收入方面的主要波动，则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时期来说，下述论证是极为有力的：货币增长的大规模变动，是名义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图22·1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方面的可变性与国民收入方面的可变性之间的比较，它为货币稳定之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图22·1描绘出了货币及国民收入（按照国民净产值来计算）方面的年变动率的移动标准离差，而这些移动标准离差是针对以4年为单位的各个时期而言的。虽然这一图表是从对20多年前制订的一份图表的修正而来的，并使其在时间上适合于现在，然而，对早先的图表的下述表达仍然是适用的：
这两条曲线高度精确地彼此平行，特别是当人们心中牢记着下列条件时，情况犹为如此：这些仅以4种观察（自由度为3）为基础的标准离差，可以适应大幅度的抽样变动；而且，就我们所知，国民净产值数列与货币数列在它们的统计结构中是完全独立的；同时，这两者都包含着相当的误差数。
对于整个114年来说，这两个数列的相关系数是0．776。如果略去1898年以前的年份（这时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得到了改善），则会得到一个更高的相关系数：0.858。对于自1898年以来的年份来说，货币的变动性不论是与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性还是与价格的变动性都是高度相关的。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767，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06。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罗伯特.J.戈登展示了1908年到1980年期间货币、名义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性。他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数据完全相同或密切相关，所以，并不表示在货币变动性与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独立的、新增加的证据。然而，他将这些初始数据转化成了对趋势的偏离，或者，按照他的描述，转化成了对“ 自然 ” 增长率的偏离。同时，对 7个性质迥异的时期计算了标准高差，而不是移动的标准离差。他的一些结果列在表22·1中，作为图22·1的补充。这些结果明显地加强了从我们的那些相关系数中得出的论点：货币变动性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性较高的时期，也是（除一次例外）价格高度变动的时期。他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在我们的图表中反映较为不清楚的重要的细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于货币方面的变动性，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毫无疑问地比以前要小。在以前的每一时期当中，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都是货币方面的变动性的2倍以上；而在此之后，前者只是后者的1倍到1．5倍。对于这一变化，我提不出任何好的说明，然而，我推测：这一变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变动。
正如表22.1中的4个季度及12个季度移动标准高差所显示的那样，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时期的季度数据，给出了（虽然不是那么有力）相同的结论。总体说来，对于整个这一时期而言的耶些相关系数，绝对地低于每一部分分别计算而得到的相关系数。原因是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性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我倾向于暂时地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方面的异常广泛的波动。
这一论证是明显的：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性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动性相互关联。较高的货币变动性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变动性，反之亦然。
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对下述两点予以强调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尽管货币制度方面业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这一关系却依然保持不变。货币制度方面的这些变化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常严格的金本位到一种松懈得多的金本位，而后又为一种完全的纸币本位所替代；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前的时期到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的时期。这一点的含义是：影响的方向是从货币变动到经济变动，而不是相反—— 以各种截然不同的论据为依据，我与施瓦茨已经多次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点与第一点是相互联系的。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力求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即为了抵消那些对经济造成干扰的力量而改变货币增长。假如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则高度的货币变动性将始终与较低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不是与高度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我们所计算的那些移动标准离差之间的相关系数，则将会为负或者为零，而不是有规则地为正。这一点的含义仍然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始终是经济变动的根源，而不是抵消经济变动的力量。
这两点共同地为下述结论提供了依据：减少货币的变动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考虑货币改革的建议时，我们将力推这一目标。
表22.1 七个阶段中的货币与经济变动性（按季度数据计算）
季度增长率对趋势或自然增长率的偏离的标准离差
时期（年及季度）
货币（ M2）
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价格指数表
1908:4-1914:4
2.9
8.3
6.4
4.3
1915:1-1922:4
10.1
21.4
14.4
15.4
1923:1-1929:3
4.1
9.9
9.0
3.7
1929:4-1941:4
12.3
24.1
19.4
7.8
1942:1-1953:4
8.5
11.6
11.4
8.1
1954:1-1967:2
2.6
3.9
3.8
2.0
1967:3-1980:4
3.5
3.9
4.O
2.2
资料来源：罗伯特· J· 戈登的《美国的价格惰性及政策之无效： 1890—1980》，见于《政治经济学杂志90》（1982年）：1100，表1。1982年出版，版权归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有。保留版权。
表 22.2 货币及经济的变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季度数据（移动标准离差的对数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价格换算系数
时期 a
项目
M1
M2
M1
M2
M1
M2
4个季度移动标准差
1947-1963
最大相关系数
O.461
O.461
0.468
0.35O
0.2O7
0.289
超前程度（季度）
O
-1
O
1
9
9
1963-1982
最大相关系数
O.432
0.390
0.384
0.379
0.260
0.375
超前程度（季度）
O
2
-1
1
4
3
1947-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694
0.325
0.344
0.265
0.120
O.158
超前程度（季度）
6
0
0
1
4
3
12个季度移动标准离差
1947-1963
最大相关系数
0.582
0.517
0.671
0.541
0.33O
0.257
超前程度（季度）
0
-1
0
-1
8
9
1961-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505
0.531
O.531
0.620
0.104
0.471
超前程度（季度）
0
0
0
0
7
9
1947-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305
O.042
0.254
0.221
0.223
0.305
超前程度（季度）
2
2
1
2
7
9
a表示这里的时期相的是在计算这些标准离差时所使用的那些变动率的日期。
货币政策的战术问题
货币政策的战术问题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将一个或多个变量作为中间目标；选择目标变量的合意趋势；设计尽可能地实现这一趋势的步骤。
中间目标
在选择其中间目标的问题上，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在一种或多种利率与一种或多种货币总量之间举棋不定。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它采取了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的作法：注重货币增长。自1975年以来，国会一直要求联邦储备系统确定货币总量增长的、明确的数字目标。尽管最近出现了许多关于其它替代目标的建议—— 从实际利率到敏感的消费品价格，到黄金价格，到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 但我的推断是：一种或多种的货币总量仍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中间目标。
按照我的观点，目标的选择或者目标趋势的选择不是，而且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始终如一地达到了那些它对国会确定的目标，那么，货币增长将是高度稳定的，而不是高度可变的；通货膨胀将永远不会象它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成为一种威胁；而且美国将会避免1979至1982年期间所发生的惩罚性衰退中的最严重部分。
联邦储备系统对好几个总量确定了目标，其目的（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那样）主要是为了混淆视听，并减少所应负有的责任。一般说来，这些不同的总量是一起变动的。那些例外情况基本上都归因于联邦储备系统在Q章程下所实行的利率限制，以及存款负债新形式的有关发展．而且，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实现了它的那些总量目标中的任何一种，这些例外情况都不会出现。
多头中间目标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联邦储备系统仅拥有一个主要的货币控制工具，即对强力货币的控制。联邦储备系统无法通过一个工具而独立地控制几个总量。它的其它工具—— 主要有贴现率及准备金要求 —— 作为货币控制的工具是极为不完善的；而且，它们在使得联邦储备系统能够分别地对一个以上的总量予以控制方面的功效，也是令人怀疑的。
联邦储备系统选择总量与选择仅仅一个目标总量的作法相比，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差别。为简便起见，我将假定目标总量为 M1（正如目前所指定的那样）。选择另外一个总量将改变合意的数字目标，而不会改变它们的暂存模式。
目标趋势
一大约为年1%
～3％的M1长期增长率，将大致地与零通货膨胀相一致。这将是我们的目标。1981年第四季度至1982年第四季度期间M1的实际增长为8.5%
。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多快地从这一水平下降到1% 一3%
的区间内。按照我的观点，应该在一大约3—5年的时期中逐渐地进行这一过程：这意味着：每年应降低增长率大约1至1．5个百分点。
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以一增长率区间的形式来表述它的目标。例如，联邦储备系统1983年M1的初始目标是：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四季度M1的增长率为4%-
8%
。这种表述目标的方法有着严重的缺陷。随着年份的增加，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对绝对货币供给的不断加宽的限制范围，并且促成了基础年复一年的变动，从而妨害了长时期当中的可说明性。这的确是事实。1983年7月，沃尔科主席宣布了一个新的目标，即从1983年第二季度到1984年第次二季度M钓的增长率为
5%- 9%（然而这一增长却是从1983年第二季度的基础开始算起的），这比上一个区间的最大值高出3% （年率则高出6% ）。
表述这些目标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是通过下述形式来进行的：绝对货币供给的中心目标再加减一个额度，比如说 1.5%—— 这大约就是联邦储备系统对年增长率所确定的区间。
击中目标的步骤
不论是在联邦储备系统之中还是在该系统之外，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广泛一致的看法，即目前的那些步骤及准备金规定，使得在短时期当中对货币增长进行精确的控制成为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这些步骤及规定并不能构成那些长久保持的、对目标的偏离—— 诸如 1980年4月到1981年4月期间或1982年7月到1983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些货币扩张；或者1981年4月到1981年10月期间或1982年1月到1982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些货币减速—— 的原因。然而，这些步骤及规定的确说明了货币增长方面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广泛变动的原因，货币增长方面的这些广泛变动，给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可取的不确定性，同时减轻了联邦储备系统对于其未能击中目标所应负的责任。
在使得联邦储备系统能够在相当短的时期中，非常接近于击中其目标的那些步骤及规定变动方面，也存在着广泛一致的意见。这类变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1968年引用的那种滞后准备金核算为同步准备金核算所取代。而这种同步准备金核算可以比得上1914年至1968年期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方法。滞后准备金核算对控制货币增长所造成的妨碍，最迟自1970年以来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直至1982年才采取行动，最终决定用同步的准备金要求来取代滞后的准备金要求。然而，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拖到1984年2月才履行这一决定—— 在该系统的历史上，在贯彻一项规则变更方面，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拖延。而且在更为迅速地贯彻这一变更方面，并不存在着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假如联邦储备系统以前对变更持抵制态度，那么则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同步准备金的贯彻不会有进一步的拖延，甚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会进行这一贯彻。
需要进行的另外一些主要的步骤变化有：
1．由联邦储备系统选择唯一的一个货币目标，来结束其在目标之间的摇摆。
2．对所选择的目标的所有存款组成部分，规定相同的准备金百分比要求。
3．以总的准备金（而不是非借入的准备金）作为短期营运的工具。
4．将贴现率与一种市场比率联系起来，并使贴现率成为一种罚款比率（不幸的是，在滞后准备金核算下，不论是这一变更还是上一点变更，出于技术性的原因，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等待同步准备金核算的实行）。
5．在联邦储备系统的所谓防御性公开市场业务的进程中，减少联邦储备系统所进行的“ 折腾 ” 。
即使在这些变更大部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也有可能几乎即刻地实施某项政策，从而创造出一个比我们目前要稳定得多的货币环境—— 尽管它绝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障碍不在于可行性问题，而在于官僚惰性及对官僚权力与地位的维护。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点。假设联邦储备系统继续公布M1增长的各种目标。假设联邦储备系统正在考虑以后6个月中，其联邦政府债券的总持有量的变动，而这一变动数额是为实现M1的目标增长所必需的。将这一数额再除以26。假设除了在公开市场上购进为取代将到期的债券所需要的数量外，联邦储备系统还每星期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刚才除得的数额，此外不再进行任何买卖活动。最后，假设联邦储备系统事先详细地宣布这一计划并坚持这一计划。
这样一种政策将确保对那些货币总量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就从一天到另一天而言的，而是就联邦储备系统坚持认为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的较长时期而言的。这样一种政策将使市场能够准确地了解到联邦储备系统将要采取的行动，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活动。这样一种政策将结束目前随每星期5货币供给数字发布面来的、每周一次的猜迷游戏。金融市场业已明确地证明了：它们有着充分的灵活性来对付可能需要进行的、不论什么样的日常调整或季节性调整。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政策会带来任何较大的不利影响。
几个数字将表明这种政策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公开市场活动会有多么大的影响。1982年，联邦储备系统平均每星期在其政府债券持有总量中增加1760亿美元—— 一个非同寻常的大数目。在获得这 176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的过程中，联邦储备系统平均每星期购买130亿美元的债券，共卖出几乎同样的数量。这些交易中大约有一半是为外国中央银行而做的。但对于加到联邦储备系统的有价证券上的每一美元来说，仍将存在大约40美元的购买或80美元的交易—— 客户帐户的这种折腾程度将会把证券交易所的私人经纪人送进监狱，或者至少送去拘禁。
增加了的可预测性，减少了的折腾，减轻了的不可知性—— 这些既是进行如此强烈的变更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是其达到目的的主要障碍。这种变更只会使太多舒适而温顺和平的人们骚动起来。
货币政策结构
在货币政策结构的讨论中，首要的问题是建立限制问题。这一主题虽然陈旧但却密切相关；人们业已提出了数百条建议，而且没有几条（不论多么久远）不拥有同时代的支持者的。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结构改革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变动性，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同时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鉴于我的这一观点，所以我的讨论仅限于与上述目标直接相关的那些建议：从重要性最小的入手，以最根本性的为结束。
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一套货币规则
很久以来我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不需要货币制度方面的任何重大变化，只要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一套货币规则，就可以在货币政策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与国民收入的相应变动有着紧密且一致关系的某种货币总量—— 例如 M1—— 来表述这一规则将是非常理想的。然而，这些年的情况表明：即使是联邦储备系统自己设立的目标，它也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去实现这样一种目标；而且，联邦储备系统始终能够为其无能进行辩护，从而避免所应负的责任。鉴于这种情况，我勉强认为：通过与国民收入的密切程度较小、但却可以在极短的时期内、在极小的限制下、毫无疑问地予以控制的某种变量，来表述这一规则是很可取的。这一变量就是联邦储备系统自己的无息债务，即货币基础。
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我与我的妻子罗斯提出了一项特殊的规则形式，作为一种宪法修正案：
在业已发行的美元总量以不低于3％同时又不高于5%
的年增长率而增长的条件下，国会将有权管辖以通货或帐簿记录的形式而存在的政府无息债券。
将下面这一条款包括进来将是更为合意的：在战争情况下，国会每院2／3的多数，或者某种类似的合格多数，可以取消这一要求，然而，除非再次实行。否则的说这一取消将在当年结束。
在建立对该规则之稳定性的信心方面，宪法修正案将是最为有效的途径。然而很明显这并不是实施这一规则的唯一途径。国会也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这一规则，而且一些关于货币规则立法的建议的确已为国会所采纳。
这一建议具有这样的优点：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制度方面的变动。然而，这同时也是它的主要缺点。只要目前的制度安排仍然保持其现有状况，那么，会有很大的压力迫使人们以能够避免或逃避该项规则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货币安排。更有甚者，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东西，一项宪法修正案很难吸引足够的支持以获得通过，除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对这一些现行货币安排产生了深刻的、且广泛的不满。鉴于这样的情况还会引发更为深远的、且更为根本的变动，那么，为什么要在半拉措施上停步呢？
我仍然相信：那种能够带来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可预测的长期趋势的货币规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目标—— 既优于为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对货币数量的一系列自行控制，也优于商品本位。以前我曾认为：这种货币规则的实施，可以或者通过说服货币当局奉行这一规则而实现，或者通过迫使人们接受这一规则的立法而实现。但现在我不再这样乐观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会为促使联邦储备系统走向这一方向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多次地失败了。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口头上接受那些货币目标，但从不接受严格的货币规则。而且，联邦储备系统甚至不愿意将其行动与其对货币目标的口头接受一致起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了使这样一种规则得以奏效，需要有货币制度方面的变化。
国际性的货币规则
以罗纳德· 麦金农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业已接受了有关货币规则的主张。但他们提出：如果在本国的基础上应用这一规则，则它可能会因别种市场的通货对受该规则控制的这种通货的替代而几乎毫无效果。因此，他们建议一系列国家在它们的货币供给总量问题上，接受某种规则。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在各种货币借以融合的汇率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麦金农建议：日本、美国和西德应该采纳这样一个针对由日元、美元及西德马克组成的总量而言的规则。
这一建议，特别是下面这一实质性的论证，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即使是在浮动汇率下，通货的替代也会使得美国对其货币供给的控制，“ 日益失去其稳定美国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功效 ” 。然而，大部分证据并不支持麦金农的论证。相反，大部分证据表明：别种通货对美元的替代，对于仅对美元而言的货币规则的效用来说，其妨害程度是微不足道的。
对这一建议的政治方面的反对意见，大大压倒了经济学方面的反对意见。口头上的同意是可能的，但可靠的、且可实施的协议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这样的协议是可能的，这一建议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对某种国际团体赋予极大的、且基本上自主的决定权，而这一国际团体独立于每一尚未退出该协议的成员国公民的任何政治控制之外。正如我下面将要指出的，我认为：在一民主政体中，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自主在政治上是会引起反对的。而一独立自主的世界中央银行或三国中央银行将会引起的反对，则更不知道会有多么强烈。
将制定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分开来
一种温和的、并能得到相当裨益的制度改革，就是将联邦储备系统的制定规则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分开来。目前，制定规则的功能吸引了联邦储备系统大部分的注意力。更有甚者，他们通过将这两种极为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相一致的功能混淆起来，从而掩盖了对货币控制所应负的责任。
正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近期的一份研究中所提出的，联邦储备系统制定规则的功能应该予以取消，而与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及通货监理官的那些大致重复的功能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组合机构不应具有任何货币权力。它还应该将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些业务性功能也包括进来，例如；准备金要求的管理、通货的发行、支票的清算、数据的报告等等。
一个独立的货币控制机构可以是一个很小的实体，议负责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决定强力货币总量。其功能将是明确的、清晰可见的，同时又将是实际上负有责任的。
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
另一种仅需要涉及相当少的制度变动—— 虽然这一变动比前一种制度变动要猛烈得多 —— 同时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的方法，就是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而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个司。这将结束目前这种货币政策责任与财政政策责任彼此分开的情况。而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联邦储备系统主席将国家的所有不幸都归咎于财政政策的缺陷；而财政部长则将这些不幸都归咎于货币政策的无能 —— 这是一个业已流行了几十年的现象。应该仅存在一条可追究责任的权力轨迹。
由此而引起的一种直接的反对意义是：这样做将会使货币政策成为政治的玩物。我个人对货币历史的研究表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这一论据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消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
在我20多年前发表的一篇题为《应该存在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吗？》的文章里，我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囫。我总结道：
在我看来，美国——或者就这一问题而言的其它任何国家——实际上曾经有过这一最充分意义上的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似乎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在这一最充分的意义上），事实上也是与执政当局密不可分的。
但毫无疑问，这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理想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假定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在同等的、依宪法而建立的独立的机构这一意义上）。但这样动是否是理想的呢？我认为这样做并不理想，原因有政治的与经济的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的反对理由可能要比经济方面的反对理由更为显而易见。让如此之大的权力集中在一个独立于任何种类的、直接的、有效的政治控制之外的团体手中，在一民主政体中，这真的是可以忍受的吗？“新自由主义者”常常这样来描绘其立场：宁愿相信法治而不愿相信人治。很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而将这样一种观点，与对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赞同协调起来。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摒除人治。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于避免了任何解释问题；同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于明确地包含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在实施这些法律的人们手上留下的那种有限的自主，也完全不同于使中央银行得以建立的那些法律通常赋予一少部分人的那种意义深远的权力。
独立的中央银行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责任的分散……
另一个缺陷……是：它使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个性。
第三点技术性的缺陷是：一独立的中央银行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过分重视银行家们的观点……
我所给出的这三点缺陷，构成了对独立的中央银行的一种有力的，技术性的反对意见．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反对意见。则对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否定，的确是非常有力的。
过去二十几年的实践，使我改变了对一个问题—— 即个人品质的重要性问题 —— 的看法。虽然个人品质有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尽管那些所谓的负责人在个性与背景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可是更多的实践与研究却使我深深地有感于联邦储备系统政策的连续性。
而在此外的其它问题上，实践的证明都加强了我的看法。我与安娜· 施瓦茨在《货币史》一书中指出：在 1930至1931年期间，对国会压力的屈从将会阻止联邦储备系统所采取的那种灾难性的政策。对于过去的这15年来说，这一点同样是正确的。国会的有关委员会普遍地（尽管绝不是一成不变地）向联邦储备系统力举这样的货币政策：将带来更为稳定的货币增长率及更少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虽然有些时候明显地存在着来自于政府的、促使更快的货币增长的压力，但（比如说）1971年至1979年期间发生的过快并反复无常的货币增长，并不是政治压力—— 当然不是来自于国会的 —— 的结果。尽管如此，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任何政治压力阻止联邦储备系统以平均年率 5%
的速度（这是前8年的增长率），而不是6.7%的速度增加M1。
将联邦储备系统归于财政部的领导之下，这绝不是什么理想的作法。然而在现有的条件下，即使没有任何其它的变动，它也是一项伟大的改进。
金本位
表面看来，似乎普遍地存在着对“ 金本位 ” 的支持。但是，正如黄金委员会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当问题发展为应采用什么样的金本位时，这一明显的一致意见便消失了。某些自诩为金本位的支持者的人，只不过是想让联邦储备系统将黄金价格作为提高或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指示器，而并不进行黄金买卖，同时也不使其本身负有在任一特定的限制内保持黄金价格的责任。另外一些人则希望再增加一条：联邦储备系统对特定的黄金价格的数字限制的承诺。还有一些人希望联邦储备系统或者财政部固定买卖黄金的美元价格，条件是其它主要国家也同意通过它们自己的通货而这样做。最后，一少部分人希望 “ 真正的 ” 金本位，在这种金本位下，联邦储备系统及财政部将停止发行除特定的黄金实物量的仓库存单以外的任何无息债务；同时，在这种金本位下，黄金硬币、或仓库存单、或其等价物将成为流通媒介。
鉴于我已在别处阐明了的那些原因，我认为只有最后这种建议—— 真正的金本位 —— 构成了对我们的货币安排的改进，而不是恶化。这种建议绝不是完全理想的，而且所拥有的政治方面的支持很小。
货币的竞争性发行
近些年来，人们对为取消货币的政府发行及私人市场安排对其质量的控制而提出的种种建议，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一系列这方面的建议将结束政府对通货发行的垄断，同时使通货的竞争性发行成为可能。另一套建议将完全消除货币的任何政府发行，而将政府的作用限制在定义货币单位上面。
通货的选择与法定指数本位 。这一系列建议大部分来自于 F·A· 哈耶克的一本名为《通货的选择：中止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的小册子。哈耶克建议：附于政府发行的通货之上的所有特权（例如 “ 法定货币 ” 性质），都应该予以取消；同时，应该允许金融机构以任何形式 —— 只要这种形式是债务的发行者与持有者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 发行通货或存款债券。他没想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各种机构事实上将有权发行以某种特定的商品（诸如黄金或白银）的购买力，或者以总的商品（通过与价格指数相联系）的购买力来表示的债券。按照他的观点，购买力保持不变的货币将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并几乎全部地取代以美元、英镑或其它类似的单位命名的债券及以特定的商品命名的债券。
与价格指数相联系的通货单位这一想法，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 早在 18世纪就为W.斯坦利.杰文斯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提出，并将其命名为“ 法定指数 ” 本位 —— 而且不断地重新为人们所提出。这是在理论上颇有吸引力的、普遍指数化的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想法在理论上的吸引力，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支持。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指数化在美国、英国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使用 —— 的确，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了人们对法定指数本位的等价物的自愿采纳。然而，正如在某些南美国家及以色列所发生的那样，只有当通货膨胀极高、且极为可变的时候，指数化的应用才是广泛的。尽管时有使用，但指数法在除劳动力契约以外的其它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小，而且，即使是在劳动力契约领域，它也远不是占主要地位的。
我同意哈耶克教授关于取消对私人货币发行的限制的建议，以便于同政府货币相竞争。但在结果问题上我并不赞同他的意见。现在存在着私人货币—— 旅行支票、本票、银行存款、汇票、及各种形式的银行汇票与流通票据。但是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对特定数量的政府通货单位（美元、英镑、法朗或马克）的要求权。但是，即使这类规定与限制都完全消除了，我推测：以悠久的传统习惯为后盾的、单一国有通货单位的优势，将阻碍任何其它种类的私人通货单位对占主导地位的政府通货的严峻挑战；而且，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尽管很多国家业已经历了高度的货币变动，但情况也仍然是这样。
近来金融期货市场的繁荣，为通过私人市场活动而实现法定指数本位的等价物，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的途径。这一可能性仅仅是一种推测—— 比某位经济学家的眼晴一亮也好不到哪儿去。它所涉及的是在一种或多种价格指数下期货市场的建立 —— 严格地类似于在股票价格指数下业已发展起来的那些市场。这样的市场 —— 如果十分活跃而且在将来的时日中占有相当比例的话 —— 将为长期契约提供一个相当省力的套头交易方法，来防止价格水平变动的风险。传统的美元契约再加上某一价格水平方面的、一系列适当定时的期货交易所构成的组合物，不过是法定指数本位的准确的等价物，但是这种组合物却有着这样一个优势：在期货交易市场的投机者及其他套头交易者的帮助下，契约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没有另一方（或另几方）的同意的情况下，享受到法定指数本位的好处。
银行规定方面的近期变动，开辟了另一条广泛地通向部分法定指数本位的途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已终于允许联邦特许的储蓄与贷款机构提供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贷款（PLAM）。同时，很多金融机构对可以向存款支付的利息所作的种种限制已经有所放松，而且对于较长时期的存款来说，这些限制已完全取消了。
这将允许金融机构在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基础上同时贷款与借款：在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的基础上贷款，在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存款（PLAD）的基础上借款，同时，借、贷款都是按特定的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进行的。通过使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贷款与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存款相一致，银行将充分地避免通货膨胀变动的风险，同时用它所得到的利息与它所付出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来弥补其耗费。同样，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都将得到保障，以避免与某种特定的负债及资产有关的通货膨胀变动。
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有哪个金融机构业已开始了这些方面的改革。我推测：除非且直至通货膨胀再一次加速，否则的话，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改进。如果出现了重大的改进的话，那么，这时，PLAM（即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及PLAD（即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存款）将变成家喻户晓的词汇，而不再仅仅是神秘的首字母缩略词。
消除政府货币 。很多经济理论家一直在不断地重新考虑货币体系的基础问题。他们最近提出了一套新的建议。其基本思想是：政府只是定义货币单位——例如特定的一篮子货物的价值——而此外不再在货币体系中发挥任何作用。私人机构将发行以官方定义的单位命名的债权（正如在期货市场上他们现在所签发的、交付按官方定义的单位限定的小麦、或黄金、或白银的契约）。政府的作用将被限制在加强这种契约、防止舞弊之类的事情上面。
构成这些建议的思想基础在理论上是激动人心的，而且还会促进人们对货币的作用与价值的更充分的理解。但是，在目前看来，它们似乎太激进，太缺乏证据的支持，以致于不能被看作是制度改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建议。正如这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罗伯特· 豪尔所表述的： “ 所有这些建议都拥有一个基本的微观经济学目标 —— 即在交易服务与媒介作用（从一些人这里借钱同时又借钱给另一些人）方面充分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而这些建议中没有一个依赖于与总的国民收入相对应而言的货币存量的概念，或货币稳定性的概念。这些建议在宏观经济中的功绩，是否与简单的货币增长原则在宏观经济中的功绩相等，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冻结强力货币
最后这条建议综合了以上大多数建议的特色。它既是根本性的，又是意义深远的，然而却非常简单。
这一建议就是：在一过渡时期之后，强力货币的数量—— 即美国政府的无息债务 —— 应该被冻结在某一固定的数额上。这些无息债务现在有两种形式：通货及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存款。想象这一变化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定联邦储备的存款负债一美元对一美元地为流通券所替代，同时将这些流通券交给那些存款的所有者。这样一来，政府的货币作用将被限制为：通过替换破损的通货而使这一数额保持不变。事实上，强力货币方面的增长为零的货币原则将得到采用。（在实际当中，没必要用通货来取代在联邦储备的存款；只要这类帐簿记录加流通券的总和保持不变，这些存款可筹以以帐记录的形式而存在）。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联邦储备系统目前有两个作用：决定货币数量；管理银行机构并提供这样一些服务，如抵押贷款，支票清算，电汇等。但在这一建议中，政府的头一个作用被取消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建议将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性。如果愿意的话，政府的第二个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如果象前面所提出的那样，将政府的这一作用，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储备与贷款保险公司及通货监理官的那些类似的作用结合起来，则更为可取。
这一建议将（而且的确要求）与发行对政府通货的债权的私人机构的连续存在相一致。这些可以象现在这样，用所需准备金的全部工具、银行检查、对放款的限制等来予以管理。然而，它们也可以全部地或大部分地独立于这类管理。特别地，联邦储备系统用准备金要求来控制货币数量的必要性也将消失。
鉴于一个虽然相关、但却完全不同的原因，准备金要求可能仍将是合意的。新一代的货币经济学家提出：唯有象准备金要求、对通货的私人发行的禁止这样的政府规则的存在，才说明了对强力货币的相当稳定的需求的原因。他们断言：在不存在这种规则的情况下，无息货币将完全被有息资产所压倒；至少，对这种无息货币的需求将变得高度不稳定。
我还远未被这一主张所说服。它提出了一条以最小的交易成本而通向一个无磨擦的世界的更为严密的途径，其严密程度超出了在我看来对现实世界似乎是有用的近似。尽管如此，但这一论证却是强有力的：准备金要求的取消，将在对强力货币的需求中注入不可预测的、且变化无常的因素。出于这一原因，尽管就我个人而言我将赞成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由此而体现哈耶克所建议的、竞争性金融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按照下述步骤来进行似乎更为审慎：首先，冻结强力货币；然后，在一个时期之后，消除准备金要求及其它依然存在的规则，包括禁止私人机构发行转手流通的通货。
为什么要零增长呢，从政治方面来看，零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即不为任何其它数字所共有。如果是3% 增长，那么为什么不是4%
？可以说，很难逾越政治方面的障碍来保住3% ，而不是4%；或者保住4%，而不是5%。但是零却有着—— 作为一种心理学现象 —— 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谢林点（ Schelling
Point）—— 即自然点，在这一点上人们将趋向于达成一致意见，就象在关于某一货币总额的争论中的 “ 折中 ” 一样。而且，通过消除任何创造货币的权力，它也消除了那种将其自身导向了货币增长方面的任意变动的制度安排。
强力货币方面的零增长会与健康的经济相一致吗？在假设中的长期静态经济中，当整个经济业已适应了这种状况，而且人口、实际产量等都为静态时，强力货币的零增长将意味着其它货币总量的零增长，同时意味着这些总量的稳定周转率。这样一来，价格水平将是稳定的。在一产量不断增长的、程度较低的静态状态中，如果金融方面的革新能够同步的话，那么货币乘数将与产量同比率增长，而价格仍将是稳定的。如果金融方面的革新停止了但总产量仍然增长的话，那么价格将下降。如果产量以大约年3%
的速度增长，那么价格将趋于以年3%
的速度下降。只要这是人人皆知的，而且是相当稳定的，那么所有的契约都可以据此进行调整，而且这不会带来任何困难，相反，还着实会有一些好处。
然而，任何这样的结果都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更为吸引人、且更为重要的问题，不是最终的静态结果，而是中间的动态过程。
一旦这一政策得到了实施，那么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平的实际情形，将取决于某一货币总量（如M1）相对于强力货币的变动情况，及名义国民收入相对于M1的变动情况—— 取决于货币乘数（ M1与强力货币的比率）的情形及M1的国民收入流通速度（名义国民收入与M1的比率）。
假定通过连续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金融结构有所放松，那么，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将会出现连续的、使货币乘数得以提高的革新之流。实际上，这一过程贯穿着过去几个世纪。例如，在1870年至1970年这100年当中，货币数量（按照我与安娜· 施瓦茨在《货币史》中所作的阐释）与强力货币的比率，以年 1%
的平均速度而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中，M1 的流通速度以大约年3%
的速度增长，而且增长速度相当稳定。当然，这一趋势不可能不确定地继续下去。前面，在关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合意目标的限定中，我估计流通速度方面的增长将下降到大约年1%
或2% 。然而，流通速度方面的迅速增长趋势的完全中止还遥遥无期。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的数字估计，但有充分的理由预计：在冻结强力货币的作法引入后的几十年里，货币乘数及流通速度都将趋于上升，而上升的速度则可以是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一种速度。在这些情况下，强力货币的零增长率将意味着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 尽管最终也许是稍有下降的价格水平。
那么这种过渡将如何呢？在自1979到1982这3年中，强力货币以7.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逐渐地将这一速度降低到零这将是非常合意的。至于M1的增长，大约为期5年的时期似乎是适当的—— 或者这样一种过渡似乎是适当的：即每年减少强力货币增长率大约 1．5个百分点。唯一的另一个过渡问题，将是消除联邦储备系统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及贴现而创造与破坏强力货币的权力。这些过渡都不会带来任何特殊困难。联邦储备系统（或其继承机构）仍可以出于类似的目的，特别是出于最后贷款人的目的，而使从强力货币现有存量的一部分—— 如果这一功能仍将保持的话。
这一建议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将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而与此同时无须设置任何可与前者相似的权力机构，也不会在现有的其它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入任何重大的骚动。
我发现，即使是对于那些博识的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样一种主张更难以接受：12个人（或者19个人）在华盛顿围桌而坐，既不是为了竞选，也不是为了免职，也不是为了严密的行政控制或政治控制，但却有权决定货币的数量—— 有权允许货币数量在 “ 大萧条 ” 期间下降 1/3，或者在1970至1980期间几近增加一倍。这一权力太重要，且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如果有其它可行的办法的话，则不应该让少数几个人（不论他们多么具有公众精神）来运用这一权力。
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专制权力。在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制度中，任何货币总量的总额都将由很多金融机构及数以百万计的货币资产持有者的市场交易活动所决定。这将受到可得的、作为主要准备金的强力货币常量的限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毫无疑问他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缺乏严格的政府控制—— 诸如那些如 Q规则所示的、幸而又被取消了的严格的政府控制—— 的情况下，仅当金融革新或商业及工业方面的变动改变了人们持有各种货币资产的比例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才将逐渐地发生变化。不再有那些少数人将有可能引起上述比率或者各种货币总量增长率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说，将为期 6个月的（1982年1月至7月）M1方面的3%年增长率，改变为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的（1982年7月至1983年1月）M1方面的13%的增长率。
结论
重大的制度变更仅在危机时期才会发生。而在其它时候，专制的现状使得制度变动仅限于边边角角的修补上面—— 我们终于对付过去了：是 “ 大萧条 ” 产生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这一（至少）自1914年联邦储备系统开始运行以来我们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正是“ 大萧条 ” ，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从联邦储备银行（特别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转到了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手中。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货币制度一直是相当稳定的。是 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双位数字利率—— 加上 Q规则的实施—— 产生了货币市场的互助基金，从而促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旨在减少国家对银行的干预的措施。
尽管如此，讨论一下根本性的变动还是值得的，这并不是因为预期到它们将很快地得到采纳，而是因为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目标，从而按照下述标准来判断以后进行的变革：看它们是使制度结构更接近于这一理想呢，还是使它更加偏离这一理想。
另一个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对根本性的变动予以研究，从而当要求或便于根本性变动的危机确实出现时，我们将拥有各种业已得到了认真研究和充分探讨的选择方案。国际货币安排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几十年当中，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寻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方法，并特别地探讨了在各个国家的通货之间浮动汇率的方法。但是有关的讲求实际的人们却把浮动汇率的建议看作是不现实的、不切实可行的象牙塔。然而，当危机到来时，当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不得不予以废弃时，理论家们的那个不切实可行的建议变得非常切实可行了，并构成了国际货币安排新体系的基础。
无须赘言，我并不希望将会出现任何危机，从而使得国内货币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成为必要。最为可能的这类危机就是连续的货币不稳定性，即对围绕着一上升趋势而上下波动的通货膨胀的回归，这时的通货膨胀加速到年20%
、30%
以上。这将动摇国家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同时将产生我们中没有人希望看到的那种结果。然而，如果不承认这种发展趋势是在所难免的则无异于自欺欺人。它已经在别的地方发生了，而且它也将在这里出现。如果它的确出现了，那么，缩短其过程、将其危害减少到最大限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对这一根本病症予以根治的准备，而不是做好银行援助的准备。
至于现在，我相信，最好的根治办法就是前一部分中所描述的改革：废除联邦储备系统创造货币的权力，冻结强力货币的数量，并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干预。
在关于战术这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那些在政策及措施上不甚基本的变动，在我看来似乎提供了避免危机的最好可能性。它们要求联邦储备系统改变其措施，从而使联邦储备系统得以更为准确地对某一选定的货币总量予以控制；选择单一的货币总量予以控制；同时提前确定并坚持那一货币总量的5年增长趋势，从而将使这一货币总量的增长率与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相一致。
这些战术方面的变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然而，至于它们能否实际地得到采用，我的看法并不乐观。所存在的障碍是政治上的。同任何官僚一样，采用那些将使联邦储备系统负有责任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它自身的利益。联邦储备系统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避免这样做。我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一个是新的。所建议的这些变动在5年或者10年以前就应该进行—— 的确，如果那时就采用了这些建议，则过去 10年中的通货膨胀与变动性将永远不会发生。这些建设业已得到了联邦储备系统之外的大部分货币专家的支持。但联邦睹备系统出于官僚主义原因及政治原因（而不是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拒绝了采纳。而且拒绝是出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利益。通过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必须交由“ 专家 ” 来管理、必须脱离于政治之外、而且不能为外行人所评判的神秘的东西，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得以保持其崇高的公众声誉（如我在本篇文章的开头所谈到的），而尽管它的政绩是非常糟糕的。
在对国会的证词中，一个又一个的主席都在强调联邦储备系统的任务的神秘性与艰巨性，强调自主、判断及平衡各方面考虑的必要性。每个人都强调联邦储备系统的工作是多么地出色，并一再宣称其对非通货膨胀性的政策的执着追求；同时，每个人都将任何不合意的结果归于非联邦储备系统所能控制的力量，或归于政府政策的其它组成部分的无能—— 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无能。联邦储备系统最近四位主席的证词，充分证明了他们对避免责任的普遍关注 —— 鉴干他们所宣称的意图与实际结果之间的那种纯粹偶然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对这种关注抱以同情。
很明显，问题并不在于谁碰巧是主席，而完全在于体制。
版权说明：摘自密尔顿· 弗里德曼的《 20世纪SO年代的货币政策》，见于约翰·H· 穆尔编辑的《促进繁荣， 20世纪SO年代中期美国的国内政策》（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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