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四部分 18世纪革命概念的变化第12章启蒙运动时期的变革

　　18世纪以两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称。这两场革命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革命”一词的含义——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并且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组织形式的激烈的社会或政治剧变——这就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然而，作为激进变革——作为一个突变点或同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向已逝去的更美好岁月的循环式的回归——的革命这个概念的出现不仅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和政治思想及行动的领域，而且还可以在这一时期文化和知识问题的讨论中找到它的来源。

　　我们已经看到，丰特奈尔早在18世纪初就把“革命”一词的这个新的含义运用到数学之中。1728年，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生于瑞士的医师、炼金术士）对医学的重新概括被人们称作医学中的一场革命，而在1747年，牛顿的力学体系也被归结为一场“物理学中的革命”。但是，在18世纪，正如在中世纪末或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革命”一词原有的含义往往是同其新的内涵同时存在的，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几十年的作品中，人们是否在现在的意义上明确使用“革命”一词这一点也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的。为了确认我们所讨论的革命真正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真正不朽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循环式的变革中的一个阶段，我们或许应当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而且，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一些例证，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将会发现，真正把握作者所说的革命的含义是不可能的。

　　“革命”一词的多义性

　　18世纪论述革命主题的最多产的作家是阿贝·德·维尔氛他的历史学著作不断用法文再版，而且此后又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俄文。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马耳他制度史》（1726）、《罗马共和国革命史》（1719）、《葡萄牙》（1689）和《瑞典）》（1695）。关于葡萄牙的那一卷是丰特奈尔鼓励维尔多写的。显然，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国家图书馆（巴黎）陈列了本书的不下35个版本或版次，而且英国图书馆（伦敦）则记载着本书英文版的八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1700年。

　　在维尔多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著作最近一个版本（1796）的序言中，人们知道了他关于葡萄牙历史的著作以如此快的速度一版再版的原因：人们发现，这本书的主题正好是同那个时候（1689）在英国完成的革命相关联的。维尔多最初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葡萄牙反叛史》，但在22年后（1711），当他出版经过修改和增补的版本时，维尔多将标题改为“葡萄牙革命史”。本书新版的序言解释说，“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要比“反叛”（conjuration法文，作“谋反”、“阴谋”解）更适合新的版本，因为现在在书中加进了许多其他事件（“革命”）。此外，主要的论题是这样“一项事业”，“在这个事业中，领导者们把仅仅将王冠归还给他们认为是王权的合法继承人的王子当作他们的目标”，而且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要比“反叛”更合适。尽管这个特别解释的言外之意是将王权从西班牙篡夺者手里“归还”给葡萄牙的合法的统治者，但是，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以及在他的其他历史著作中，维尔多仍然倾向于用“革命”一词去指称那些引起重大政治变革的重要事件。甚至在冠以“反叛”标题的葡萄牙史的第一版中，维尔多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指称1640年葡萄牙那场成功的起义，通过这场起义，葡萄牙从在布鲁甘扎斯家族的约翰四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维尔多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场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他还写道：“就皇族的权利、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倾向，甚或大多数谋反者的动机而言，我们在历史上也许从未看见任何其他的反叛能够像这次反叛那样称得上是公正的”。而且，我们也从未看见人民“不分年龄、性别，不分社会地位”而进行的如此广泛的参与。

　　当我们转向斯威夫特1704年与他的《书战》这篇短论一同发表的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时，那么我们将发现，在“革命”一词的含义中有不少模棱两可之处。在《一只澡盆的故事》的第四部分的开头，斯威夫特告诉他的读者：现在，他们“必定期望听到伟大革命的事”。这些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但是并没有什么已知的线索帮助读者确定这些事件是否可能是一个循环过程中的阶段，或者说是标志着世事兴衰的事件，或仅仅是一些不寻常的偶然事件。如果理解了这些革命同“戏剧之神”彼得——他经常受到崇高的描述——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或许会得到些许帮助。彼得需要基础（“一个比他生来就拥有的更好的基础”）以“支撑这个崇高”，而且，这样，斯威夫特可能使彼得“终于设法转向设计师和艺术鉴赏家——在这里他获得了如此成功——因此目前在世界上极为流行并被广泛使用的许多著名的发现、设计和机器，应完全归功于彼得爵士的发明”（斯威夫特1939，I：65）。

　　然而，一个现存政权或社会形式的一般性的垮台，而不是有预谋的、激烈的颠覆的意义，出现在斯威夫特在第四部分稍后段落（p．75）就“这一切混乱和革命”所写的一个评论中（在这个评论中，斯威夫特谈了宗教改革的混乱和令人不安的结果）”。随后，在对宗教改革的两个方面进行隐喻的描述时，斯威夫特对路德和加尔文作了比较。后者不免轻率和粗鲁，而“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热诚的举动之后——“决心在其余的事业中比较有节制地进行。”斯威夫特最后对路德的活动进行了概括：“这是我迄今能够收集到对路德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活动的最近的记录”（p．85）。

　　斯威夫特写了一本小册子，即《关于一个国家中疯狂的原形、习惯和改良的离题话》。而革命就是在这本小册子中的第九部分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情况下提到的。在斯威夫特看来，在对任何“在单身汉的影响之下在世界上进行的最伟大的行动的考察和概括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杰出人物完全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自然理性已经从他们的饮食、教育、某些情绪的盛行以及空气和气候的特殊影响中接受了伟大的革命”（p．102）。这样一些“伟大的行动”可以划分为三类：“依靠征服建立新的帝国”，“创制并传播新的宗教”，“新的哲学纲要的发展和进步”。显然，这些革命决不是循环式的，也决不是某个盛衰过程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导致产生激进变革（即使算不上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的事件。斯威夫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疯狂是“所有那些在帝国、哲学和宗教之中已经发生的人革命的根源在这里，人们也许明自了开始类似于1789年之后的“革命”一词的意义的重大变革的内涵。从斯威夫特的下述论断看，也许更是如此：“想象能够创造出更崇高的场景，而且产生出比命运女神成造物主将会给予的更美妙的革命”（p．108）。

　　斯威夫特的同胞和继承者并没有始终把革命这个新兴的概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且也仍然在一种比较陈旧的循环的意义上说到革命。萨缪尔·约翰逊在他1755年编辑出版的《英文辞典》中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了介绍。他在《漫步者》（这是约翰逊在1750-1752年独自编写和发行的每周两期的报纸——译注）（1751年2月2日第92期；《巴特和斯特劳斯》，1969）中联系布瓦洛（163－1711，法国诗人，当时文学批评界泰斗）的下面一段话，运用了这个比较古老的概念：“经过时间检验的，而且通过人的精神在各种各样的知识革命中所经历的所有变化而受到赞美的书……比任何现代能够夸耀的更值得我们尊重”。在科林·麦克劳林（1698-1746，英国数学家）的《论牛顿的哲学发现》（1748）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他在书中说：“追溯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各种革命而学习的历史似乎并不值得”（p．39）。麦克劳林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学习的革命”与“星辰的升落”之间所作的比较（P．42）。在此，“革命”的意义近似于麦克劳林在讨论笼罩欧洲的乌云散后学习的复兴——“自由的艺术和科学得以复兴，而且，它们从这场愉快的革命中都不比自然哲学获得的多”（p．41）——时所使用革命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这种革命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类似循环的复辟而非创新盛衰过程的一个阶段。

　　即使到18世纪中叶，也仍然没有关于“革命”一词的单一的明确的含义。这一点我们在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一书中就可看到；在该书第4卷第4章中，卢梭谈到“各个帝国的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起因”。在这里是一种循环的用法，即革命被视为帝国的兴衰或接续。卢梭注意到民族或种族的延续现象，这可从下述一个限定从句清楚地看到：“可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着了，因而我们就差不多只有凭推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该书第2卷第8章《论人民》这篇论文中，卢梭谈到发生革命的“暴力时期”，在这里，革命一词显然具有非循环论的意义。卢梭还说，“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这样一个举证使上述把“革命”看作是政治领域中的激烈变革的解释更为清楚明了。在稍后的段落中，卢梭预言：“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或我们的主人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光盯避免的”（p．37）。卢梭这里所说的不可避免或必然性，连同各个帝国的演替，带有浓重的循环论色彩，虽然俄罗斯帝国的“臣民”“将要变成它的主人”的暴力方法也许同样预示着1789年后革命概念的可能性。在卢梭“内阁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国家中的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论断（bk．3，ch．6），肯定有一个循环的关系条件。但是，卢梭至少在这里试图表达激进变革的一个意义，因为他在解释前面那段话时提到“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一切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与他们前任相区的措施”。

　　在1754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在描述人类从第一个或原始的（自然的）阶段向有组织的社会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使用了“革命”一词。卢梭把这场“革命”归因于冶金术和农业的发明。他在该书中写道：“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他注意到，其中的第一阶段是“最少革命或变革的”。

　　18世纪中叶的许多著作家乞灵于循环论的革命观——在他们那里，革命通常是指文化的盛衰或者“帝国的革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兰西学院常务秘书让·弗朗西斯·马蒙泰尔。他承担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所有关于诗歌和文学条目的写作。在其《文学概论》（1737）“诗歌”部分中，他说历史学家已写过“帝国的革命”。然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要写艺术的革命，并且在自然中寻找艺术产生、成长、辉煌和颓废的物质和精神原因呢？”（1787，9：297）哲学家孔狄亚克对人类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帝国的革命”也作了类似的比较，因为他曾经说：“信仰革命源于帝国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亚克曾敏锐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个过于完善的方法以至不可能成为一场革命或变革的动力；相反，笛卡尔可能是比较成功的”（1947，l：776）。在这里，孔狄亚克也提出了非循环论的革命现。在经济学家A．R．J．杜尔哥（1727－178）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革命”一词的多少类似的用法。在18世纪50年代的“论通史”这篇论文中，杜尔哥对科学思想（哲学）的历史作了简短的考察。他述及亚里士多德、培根，还有“伽利略和开普勒。正是由于他们的考察，因此奠定了哲学的真正基础。然而，却是比他们更大胆的笛卡尔沉思并进行了一场革命（1973，94）”。把一场革命归功于笛卡尔这样一种做法，在18世纪著作家中间是相当难得的，尽管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必然会称赞他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在1750年写于索邦神学院的另一篇文章（《对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哲学评论》）中，杜尔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慨叹道：“伟大的笛卡尔，即使你并不总是喜欢发现真理，至少你已经摧毁了谬误的专横和暴虐”（1917，58）。在后面（&amp;13．1）我们还将看到，这个时候，人们相信有一场两个阶段的革命。笛卡尔完成的只是第一个阶段——根除谬误——但尚未完全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以取代旧的理论。

　　伏尔泰

　　当新的概念发展时，尤其是当一个新的概念是对一个旧的概念的改造时，总是要有一些模糊和混乱的时期。18世纪中叶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也许没有比伏尔泰的著作中所清楚表现出来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尔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学通信》或《关于英国的通信》（1733）。在该书中讨论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时（第七封信），伏尔泰表达了我们刚刚在孔狄亚克那里所遇见的同样的思想：“您看，在舆论中，像在帝国里那样，起了何等的革命”。关于这个循环式的革命过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风头、又被遗忘了四个世纪，阿里乌派死灰复燃了。”伏尔泰在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指出17世纪科学和哲学（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顿和洛克）的伟大。但是，他从来没有用“革命”这个术语，他也没有用比较容易地转换成激进的“现代”科学观的术语来表达新科学的伟大。

　　在《哲学通信》出版近对年后，伏尔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这是一本历史文学的经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将思想史与政治历史相结合而引起广泛注意的著作。在第二节中，伏尔泰介绍了革命的含义：“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革命；所有历史对于那些仅仅希望记住事实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也许，这里所说的“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指在“四个幸福时代”达到其类似循环的顶点的盛衰，“在这四个幸福时代之中，艺术趋向成熟”；而它们都分别开创了“一个人类思想崇高的纪元”。另一方面，伏尔泰可能赞成革命作为一个在其中产生某些全新的东西的事件的新的含义。后者更多地同他在几段文字之后讨论什么“我们叫作路易十四的时代”这一问题时的说法相一致。伏尔泰认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理性的哲学”，也就是说，“从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后的那些岁月这一段时间，与在我们的政体方面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国任何先前的状态的意思，尽管伏尔泰可能早就记住，这个伟大变革的阶段具有与其他三个伟大时代（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始时的共同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也许会理解，为什么“革命”的两个含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关于创新和变革的世俗的或非循环观念是从关于盛衰的循环的观点或观念中产生的。

　　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著作中，伏尔泰用“革命”一词来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ch．15，pars．9，20），但是并没有“光荣的”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法国人，伏尔泰只能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国的合法国王和民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国，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国的篡夺者”（1926，140）。通过对“经历了人类思想的革命”的这个幸福时代的描述，伏尔泰引入了科学——这是第对章的主题。我认为，既然这样，那么这里关于“革命”的非循环的含义就没有什么模糊之处了，尤其是因为伏尔泰此后开始介绍伽利略、托里拆利、居里克（1602－1686，德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和笛卡尔在科学中所进行的新的创造。但是，对哥白尼的讨论引入了一个复兴的概念。伏尔泰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却提到“一位苦恼的圣徒”。他确实“把长期被人们忘却的古代巴比伦人的古老的太阳系复活了”（p．35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伏尔泰提到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中发生的全面的革命’，但他似乎从末使用“科学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science）这样一些表述方法，他甚至也没有引入与某一门单独的科学——譬如说天文学或力学——或某个单独的科学发展或个人（如哥白尼或牛顿）或日心说的引入相联系的“革命”一词。这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伏尔泰认识到像伽利略和牛顿这样一些重要的开创者在科学中进行的创新的是多么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尔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历史著作《风俗论》一书中，革命的概念频繁出现。该书的序言是从讨论地球本身业已经历的变迁开始的；而且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与国家经历的革命一样多”（1792，16：1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确是指某个伟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变革事件，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随后对在我们的地球上发生的这些“伟大革命”的讨论使这一解释确定无疑。例如，伏尔泰断言，“所有这些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或许是“阿特兰提斯洲（大陆）的消失，如果世界的这个部分确曾存在过的话”（p．15）。而且，对“革命”一词的这个显然非循环的用法出现在第197章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中；这个总结一开始就谈到“查理曼时代以来［整个地球所经历的］革命的这个大舞台”——天灾和破坏——以及“千百万人惨遭杀戮”。

　　革命是不连续性和变革

　　除去这么多的可作多种解释的例子之外，到18世纪中叶，“革命”一词开始主要用于指称某一次伟大的变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环延续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虽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学艺术和贸易辞典”，但在“革命”这个条目中把革命一词作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政治含义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阴性词，以政治性的措词说，它表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对该词的注释包括三个句子。首先，“这个词来自拉丁文词revolvere，指滚转、移变、岁月之周而复始、回归”；其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未经历过某些革命”；第三，“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而只有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换言之，他可能会设想对既定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仅仅对执政的政权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