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9章 培根与笛卡尔
|
| |
科学革命是对方法甚为关注的时期。有关这一课题的部分文献，反映出了这一新时期的自我意识的状况，在这一时期，人们认为，对知识的发展而言，正确的规则和程序比洞察力和才智更为重要。17世纪发表的一篇又一篇专题论文，要么始于对方法的讨论，要么终于某一方法论命题。例如，有关方法这一课题最著名的著作之———笛卡尔的《方法谈》（1637），其写作和出版就是为了介绍三部科学著作：《几何学》、《气象学》和《屈光学》。在牛顿的著作中，阅读面最广、最常被人们引用的著作之一，是那篇方法论的“总附注”，此文是为《原理》（1713）第二版写的一个总结，在其中，他讨论了自然哲学中解释的本质以及假说的作用。
方法问题之所以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是因为新的科学或新的哲学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数学与实验的结合。旧的知识，是由各个学派、立法部门、学者并借助圣人、神的启示以及《圣经》等的权威通过立法确立下来的，17世纪的科学被认为是以经验和正确的感知为基础的。任何一位通晓实验技术的人都可以对科学真理进行检验——这正是新的科学与传统知识，无论是旧的科学、哲学或是神学，大相径庭的一个因素。而且，方法很容易掌握，从而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出发现或找出新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成了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促进民主的动力之一。真理的发现，不再只是少数几位精英——极为体面或有着非同凡响的天资的男人或女人才能得到的赏赐了。在介绍其方法时，笛卡尔说：“我从来没有自负，认为自己的心智有丝毫比一般人的心智更加完善的地方”（笛卡尔1965，4）。17世纪的科学没有哪方面像其方法及方法带来的结果那样富有革命性。
科学革命造就了两位杰出的集方法之大成者：弗兰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对培根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人们的看法有些分歧，因为他不是一位科学家，他甚至无视他那个时代哥白尼、吉伯以及伽利略等人做出的那些伟大发现。相反，笛卡尔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而且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第一流的哲学家之一。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一问题，即17世纪的科学中是否曾有过一场培根革命或笛卡尔革命，或者说，培根和笛卡尔是否也像哥白尼、吉伯和开普勒那样，为阐明、强调或（只在某种程度上）使科学革命具有某些基本特色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弗兰西斯·培根：新科学的先驱
人们通常认为，培根对科学革命的贡献有四个方面：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他提倡了一种研究大自然的方法；他集中地对科学（以及广义地讲，人类知识）进行了分类；他洞察到，新科学的实际应用将会改进生活的质量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讲且，他设想并组织了科学共同体（强调了科学院校和科学团体的重要性）。培根是归纳法的代言人，而归纳法——与大量的实验和观察相结合——构成了许多科学的基础，培根也就因此成了新科学的代言人。
培根抨击说，纯归纳逻辑没有创造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使知识增加。他还抨击了老式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因为这种方法只有在所涉及的事物的类都是有限的和可达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参见昆顿1980，56-57），例如这一命题：皇家学会的创始人都是年过30的男子。培根断言，他的新归纳法超过了这种亚里士多德的完全的或完备的归纳法（“以简单的枚举进行归纳的方法”——NOV．Org.，bk．l，aph．105），因为它将导致对所有事物的概括，而不仅仅是对某一有限枚举的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的概括。培根注意到，一个人是无法在普遍的意义上证明归纳的真的。“所有”这个词，肯定总是含有一种可能性，即有可能发现归纳概括的例外，因为归纳概括是——实际上它必然是—一以有限的例子为基础的。培根认为，单凭一个反例就足以否证一个归纳，而每一个正面的证明所能做到的只是增加我们的信念，这一正确的评价使培根赢得了荣誉。因此，在其《新工具》（bk．l，aph．46＝1905，266）中，他指出，反例更有力（“major est vis instaniae negativae”）。培根这么早就认识到了那些原则，即本世纪的G．H．冯·赖特和卡尔·波普尔所阐述的规律——自然或理论不是可证实的，而是可否证的；培根的这一功劳是了不起的。
培根认为，他所提出的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归纳的方法，将会为科学提供一种新工具（novum organum），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这种老式的工具。培根不重视假说，他设想，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把实验和观察积累起来的实际资料汇集成大量的图表而完成的。当然，培根正确地认识到，仅靠信息的积累并不足以产生有用的归纳科学原则；他提倡进行筛选，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怎样确立筛选原则？玻意耳、胡克、牛顿等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表述了他们各自对培根哲学的信奉。在其《原理》（2nd ed．1713；3rd ed．1726）一书中，牛顿甚至探讨了归纳法的推广，即从可以实际对其进行实验的物体的属性或性质推广到“一切物体所固有的属性”（rule 3，bk．3）。他断然指出，培根已经用某种方式充分证明了“我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而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于正确的；虽然可以想象出各种与它相反的假说，但是在没有出现其他现象足以使之更为正确或者出现例外之前，仍应对它持如此态度”（3rd ed.，rule 4）。“这条规则，”他说，“必须遵守，以便不致于用假说来回避归纳论证。”
培根的实证论对17世纪科学思想的影响，可以从“判决性实验”这一概念的出现中略见一斑，伊萨克.牛顿在对他1672年的实验的描述中，在有关日光的分析与合成理论及颜色本质的理论中，十分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概念。这种表述出目胡克的《显微术》（1665，56），它是胡克从培根的“判决性事例”这一概念演变过来的（1905，343；培根，Nov．Organ．bk．2，aph，36）。牛顿对假说持反对态度，他在《原理》（2nd ed．）最后的总附注中所概括出的口号“力戒假说”就是一个例子，而培根的思想还有可能是这种态度的主要根源。
如果培根的一般归纳法真的被许多科学家采用的话，培根的程序分类和他的详细的规则也就无人遵循了。那些传统的辩护者们说，培根起到了科学方法的革新者和集大成者的作用（福勒1881，Ch，4），其实，这种说法在哲学中而非科学中更为恰当。培根的《新工具》读起来不像是一部论述现代科学的著作，他对热的讨论（这种方法在第二卷中的主要应用）更像是他应当抨击的亚里土多德和经院哲学式的讨论，而不像是新科学的一个范例。尤其像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培根除错表式的“机械论”系统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新的科学知识。“培根勋爵〔有关方法〕的观念超过了以前的见解，”皮尔斯（1934，224）写道，“对他的夸大其辞毫无畏惧的现代读者首先得到的印象就是，他有关科学发展过程的看法是不充分的。”
此外，培根科学观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认识到数学在科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事实的积累而不是假说的设立固然好，但培根所谓的发展过程却轻视概念的更新，而现已证明，在科学的发展中，概念的更新甚至比事实和限定性的归纳更为重要。皇家学会确实曾提出，把大量收集有关矿石、手工行业等等的实际资料作为它的一个目的。然而，实际的科学发展模式却往往（而且依然提概念性和理论性的，决非只是事实性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拒绝承认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的人说成是所谓的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呢？！
在科学史中，有一种学科在传统上是按照真正的培根方式发展的，这就是气象学。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众多的气象站中，科学家们一直在以一种会使弗兰西斯·培根欣喜的方式收集着有关温度、湿度、降雨量以及风力、风向情况的资料。不过有据可查的是，科学的这一分支没有（以归纳的或其他别的什么方式）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地质学那样，发展成一门实用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谈论天气，但我们不能十分准确地预报天气，也不能使天气有所改变。
也许，培根使科学哲学发生了革命，但他无疑并没有在科学领域中引起一场培根革命。培根对科学的分类，实际上是对知识的分类，情况亦是如此（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福勒1881，Ch．3；昆顿1980，ch．6）。培根体系被修正了，随后又荣幸地以表格和图解的形式出现在18世纪中叶狄德罗和达朗贝所编的伟大的《百科全书》的简介和导论中。无论如何，培根可能在哲学这一领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它并没有在科学中构成一场革命。
那么，对于培根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我们将提出什么结论呢？我像昆顿（1980，83）一样认为，培根主要在两个方面，即“作为一位倡导者和批评家”，可以说比较重要。他所做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使科学摆脱了宗教和宗教的形而上学，”“使对自然的研究因在当时被看作是巫术、被轻蔑、被认为是低级的辛苦且单调的工作而被禁止的状况发生了转变”（昆顿1980，83－84）。更为重要的是，培根认识到科学将提高人类的能力，使人类能更有效地控制环境。“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他在《新工具》中写道（bk．l，aph．81＝1905，280），“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虽然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而为一”（bk．2，aph．4＝1905，303）；“真理和功用……乃是一事”（bk．1，aph．124＝1905，298）。“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靠方术和科学了，”他写道（bk．1，aph．129＝19O5，300），“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无疑，人们极力把培根说成是“归纳科学哲学家”（B．法林顿1949）。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些观点中，培根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改变生活条件。相反，他认为，“各种成果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bk．1，aph．124＝1905，298）。
培根还是一位重要的倡导者，他提倡把科学家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学会和科学院，这种组织的特点就是进行集体研究。在一部题为《新大西岛》（1627）的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著作中，他描述了一个中央科学研究所，在这里备有实验室、植物园，动物园，厨房，熔炉，甚至还有机械工场。在这部著作中，培根宣称，在科学中；通过分工知识的生产会更有效地进行。关心经济史的人们常常称赞培根首先阐述了分工的一般观念。至于培根是否对皇家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可能会有一点怀疑，皇家学会这一研究部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认为是带有培根的烙印。在斯普拉特的《皇家学会史》中（1667），培根的名字不仅跃然纸上并且倍受赞扬，此外，他还成了富有寓意的卷首插图中的人物，由此可以证明培根的影响。我们会承认，皇家学会“也许可以公正地说是对弗兰西斯·培根的最大纪念”（法林顿1949，18）。
笛卡尔的科学革命
培根并非是他那个时代意识到真正的科学将会导致医学和各种技术领域进步的唯一的一位思想家。笛卡尔在他著名的《方法谈》（1637）中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在此书的结尾部分，他讨论了“尽我们所能为人类谋取普遍利益”的目标（1965，50）。与笛卡尔提出的原理并行发展的完备的科学，将会成为那种“在科学中极为实用的知识。”科学，恰当地讲应用科学，将会“使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在一些具体的目标中，他希望，机械装置的发明“能使我们不需辛苦便可享受各种农产品和地球上的所有财富。”他特别强调，对于医学。对于最终消灭“身体和心灵的疾病”。根除“老年人的衰弱”等等来讲，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笛卡尔1956，39—40）。由此看来，那种以实验或经验为基础的科学的发展，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使人们以为知识的进步会导致新的实用发明、会导致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
笛卡尔并不认为，正式的学会或研究机关可以资助和供应实验设备，以满足科学家团体进行共同的研究事业的需要，笛卡尔的这种观点与培根的观点不同。不过他也感觉到，单凭某一个人很难完成所有的实验；在《方法谈》的结尾部分，他讨论了一些也许会使研究者得到帮助的方法，例如，对他的“必要的实验的开销”提供捐款，并且提供保护以便使“他在闲暇时也不会受到任何勒索者的打扰”（笛卡尔1956，47）。他甚至公开提出了社会和个人赞助科学事业的问题。他在1632年5月10日给梅森的一封信中暗示，他渴望能有一位富有的赞助者为已经列出的一系列“天体现象”的研究提供资金（笛卡尔1970，24；1971，l：249）。
培根把他自己看作是新科学的先驱者，他的作用就是倡导人们去研究新的科学（“Ego enim buccinator tatltum”：培根1857，1：579；《进展》4，1）。“我所做到的只是，”他在写给普莱福（Platfer）博士的信中说，“摇铃，把有识之士一起唤醒。”笛卡尔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种新科学的创始人，他自己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619年3月他23岁时，笛卡尔曾（在给贝克曼的一封信中；参见1971，10：156）预告说，一门“全新的科学”即将出现；他自豪地断言，这门新的科学能普遍地解决数学中的问题。在当年的11月，他在梦中梦到了“一门惊人的科学的根据”被发现了（1971，10：179）。
10年以后，笛卡尔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受邀去听一个演讲，该演讲对学校中教授的传统哲学进行了批驳。这个演讲［据笛卡尔的传记作者贝莱特讲，译文见史密斯（1952，40ff．）］，“几乎获得了满堂喝彩。”在听众中，唯有笛卡尔“非常慎重，没有表露出任何赞许之情，“这，引起了巴黎奥拉托利会的创始人天主教枢机主教德·贝律尔以及教皇的教廷大使梅森神父等其他一些人对他的注意，所有这些人都力劝他陈述自己的观点。在随即而来的对话中，他吐露了他本人的“‘一般法则’，他有时也把它称作他的‘自然方法’”——它取之于“数学科学的宝库。”笛卡尔给德·贝律尔枢机主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邀请笛卡尔到他那里去作客，更为详细地解释其方法。笛卡尔向他剖析了自己方法的本质，并指出，“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的实际效益，将会使他的哲学研究方法被应用到医学和力学领域”，从而“导致健康的恢复和保护，并且……导致人类的体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和减轻。”枢机主教鼓励他“从事这项［研究自然的]工作，”竭尽全力进行科学和哲学的改革。
这一规划在1637年得以完成，是时出版了三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几何学》、《屈光学》、《气象学》）以及《方法谈》，并加以副标题“在科学中进行推理和寻求真理的正确途径。”这种方法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就已得到了充分的陈述，该书完稿于1628年左右（即他会见枢机主教德·贝律尔前后），书名为《指导心灵的规则》；该书在笛卡尔去世后（1701）约SO年才出版。笛卡尔的方法是一种清晰而成功的思维方式，但决不是实用的或为业余爱好者用来进行实验并从实验中获取结论的手段。然而，像培根的方法一样，笛卡尔的方法也是旨在通过把某个综合的和复杂的问题分解成较为简单的要素或组成部分来做出发现。他说，他的模型可以在他的新几何学中看到，在那里，对复杂曲线的研究就是通过这种分解成简单要素的方式进行的。这个方法得到了概括的表述；它不仅可以用于科学和哲学，而且还适用于“无论什么领域的……任何理性的探讨”[（伯纳德·威廉斯）1967，345〕。事实上，笛卡尔所信奉的是一种牢固的包括科学、哲学等在内的所有知识的统一体，他形象地把这种统一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的主干是物理学，树的分枝则是这些专门的论题：医学，机械学，伦理学等。他说，聚集起来的所有这些科学“是与人类的智慧同一的，无论所应用的学科多么不同，这一点是始终如一的”（鲁勒1；1971，10：360）o
尽管笛卡尔的大部分科学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他那些得到了充分阐述的科学概念和方法概念却是理性主义的和非经验主义的。他认为，科学最终还是应当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在笛卡尔看来，日常经验的元素具有“复合性”，必须把它们还原为“简单性”（“naturae smplices”），他后来又把它称之为“原理”（“princi-pa”），意指“第一存在”如“体积、形状、运动”等（鲁勒12；1971，10）。笛卡尔以天然磁石或磁铁为例（1911，1：47）：
［如果］问题是，“磁铁的本质是什么？”人们……马上就会去预言进行这种探索一定非常辛苦且困难重重，他们只盯住了最为棘手的问题，而对屡见不鲜的事实不予考虑，并且矇眬地指望，通过在潜藏着多种原因毫无成果的领域中的探索，能找到某种鲜为人知的东西。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不是由一些自明的简单本质构成的磁石中不可能有什么尚待认识的东西，反思这种观点的人对怎样进行工作不会心存疑虑。他首先会去收集所有观察资料，经验可以给他提供有关这种石头的观察资料，他下一步就是要从这些资料中推断出简单性之混合物的特性，这是展示他业已看到的与磁石有关的所有现象必不可少的一步。完成了这一步，他就可以大胆地断言，他已经在人类的智慧和已知的观察能够提供给他的有关磁石的知识的限度内，发现了磁石的真正本质。
从其最极端的观点看，笛卡尔哲学会把自然界的所有活动和现象还原为物质和运动的原理。
笛卡尔对科学改革的杰出贡献，就是这种机械论哲学的建立，它所寻求的是，以物体构成的部分为依据来解释物体的属性和活动。笛卡尔反对终极因或目的论的解释，并且抨击了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经院哲学家们用诸如“实体形式”和“神秘的属性”等同语解释现象的模型。但是，他又有别于其他反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他提出了一种现实的选择，亦即，把问题分解成主要属性、普遍属性和数量属性等小的类：“物质微粒的形状、大小、排列以及运动”（1971，8—1：314II：26）。他断言说，在整个世界中，并不存在无法用这种“纯物理原因——亦即，丝毫不依赖心灵和思想的原因”进行解释的现象。
到牛顿的《原理》发表时，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已经在欧洲科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参见第1章）。玻意耳在谈到“有关物体、物质及运动的两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原理”时（玻意耳1772，3：16）、想到的恰恰就是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玻意耳所著的《形式和性质的由来》（1666），为的是要说明机械论哲学，并且“根据其组成部分的运动、大小、外形以及装置”说明“……物质的行为者的”活动。玻意耳把这里所说的那些属性称之为“物质的机械影响，因为人们乐意把它们看作是各种机械的不同运转”（玻意耳1772，3：13）。惠更斯和莱布尼兹总的来讲都是机械论的信徒。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双双拒绝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一万有引力是指一种穿越空间对物体和运动发挥作用并且不会减小的作用力。
牛顿本人在接受机械论哲学的教育时是很理智的。与极为偏狭的笛卡尔原理不同，牛顿相信（类似于玻意耳的）原子的存在；因而也承认真空的存在。笛卡尔不相信有虚空，他甚至认为物质和广延性是同一的。当时得到公认的哲学要求使所有现象符合物质运动的原理，从而在科学中只允许接触性作用力的存在，在这样的时代牛顿居然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种超越空间的万有引力，这的确是一种大胆之举。牛顿的这一步［正如韦斯特福尔指出的那样（1971，377－380）］意味着他对得到公认的哲学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也意味着（科恩198O，68—69）“牛顿式”的发展允许其万有引力概念这类成果，尽管他当时仍然希望或寻求找到一种途径，使这种在哲学上不可接受的新的力的原理与笛卡尔有关物质和运动的概念协调起来。在牛顿的《原理》和《光学》中，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大体上是信奉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的，他努力寻求把现象还原为“所有物体的普遍属性”（《原理》，2nd ed.1713，bk．3，rule 3）。
笛卡尔的《宇宙论》写于1629和1633年间，但此部著作在他去世以后才出版。此书内容包括他关于运动的思想，以及对其惰性原理最早的明确的表述。匀速直线（或惯性）运动状态在力学上完全等同于静止状态这一大胆的陈述，尚不等于牛顿的惯性原理，但这二者多少在形式上是相等的。只不过，笛卡尔把他的原理建立在一种永恒的学说上——即上帝在创世时造成的运动是不能被消灭的；而牛顿的原理则源于质量的本质。
笛卡尔在他的《原理》中公布了他的惯性规则，同时还有一组碰撞规则。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动量的矢量本质，他的规则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从他所做的一些简单的实验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一点。笛卡尔还在他的顺理种充分说明了他的涡旋体系：规模宏大的稀薄的或精微的物质不断运动的涡旋，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引力效应，其中包括使行星进入椭圆形轨道。他还在书中阐述了后来遭到牛顿反对的相对空间概念。
结果笛卡尔认为，“真正的物理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只有“通过数学才能获得真正的物理学知识”（笛卡尔1971，II：315－316；雷1974，311）。他在《哲学原理》中声称，他的理论是以他的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中既不需要也不希望有任何原理不同于几何学和抽象数学中的原理，因为后者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在1637年12月写给梅森的一封信中（笛卡尔1974，I：478；雷1974，32），他解释说，《屈光学》和《气象学》——这两本1637年被笛卡尔描述为“运用这种方法的短论”的小册子——有助于使大多数人相信这种万法“比通常的方法好”，而笛卡尔本人非常骄傲的是“这一点已经在我的《几何学》中得到了证明。”
笛卡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89，617）欢呼说，笛卡尔的数学是“这门精确科学发展中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进步。”笛卡尔也许承认这一点。他在写给梅森的一封信（笛卡尔1971，I：479；雷1974，28）中说，他的新几何学（解析几何学）“胜于一般的（亦即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恰如西塞罗的修辞学高于小孩子的ABC那样。”
对笛卡尔数学成就的许多论述都只限于坐标几何学和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方面。不过，笛卡尔的重要改革也许并不在这种简单的技术层次上，而在于用综合的分析方法进行思维的模式上（雷1974，30）。例如，求一个量的平方，传统上意味着作一个其边长等于或相当于此量的正方形：“平方”就是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求立方的情况与此相似。笛卡尔是一种新的表示幂的方式（如用X2表示。或X的平方；用X3表示xxx或x的立方）的倡导者，一旦引入这种指数记法，就会出现这样一种重大的进展，即笛卡尔的这种幂或指数概念成了抽象的实在。这使得数学家可以写下xn”，在这里，n的值既可以是2或3，而且事实上甚至也可以是分数。笛卡尔使代数摆脱了几何学的束缚，从而使数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并导致了“一般代数学”的出现，它使得那种认为在几何学和算术学中“人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及的一些”都业已获得的主张（1628）成为合理的了。牛顿有关积分的最初思想，是在仔细地研究笛卡尔的数学著作以及一些评论者们对笛卡尔《几何学》的论述时形成的（参见怀特塞德所编的牛顿，Math，1967，l）。笛卡尔数学具有革命性，这一点不仅从笛卡尔以前和以后的数学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而目，注意一下117世纪的数学（以及以后几个世纪的数学）牢固地带有笛卡尔思想的印记，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笛卡尔数学通过了鉴别革命的历史的检验。
对留卡尔科学中其他的革命部分。如以机械论为基础对动物和人类生理学的解释，对人类生理心理学的解释（参见笛卡尔1972），我将不予讨论。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笛卡尔要把所有动物的（以及人的）功能还原为机械的活动，这一目标大概是他在科学中最大胆的一项创新，以后几个世纪的生理学家称赞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之举。笛卡尔同意哈维对血液循环的看法，不过他对一些本质问题尤其是心脏的活动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还对地理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提出了一种地层理论，认为地球是依据物理-机械原理的长期活动形成的。
像伽利略和开普勒一样，笛卡尔也把他自己看作是一位创造新科学的革命者。只不过，伽利略认为他创造出了一门新的地面运动的科学和一门新的材料力学，开普勒则断言他创造出了一门新的天文学，而笛卡尔声称；他使所有的科学和数学、甚至还使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发生了革命。当然，他的主张还不足以使人们相信有一场笛卡尔革命，但这一主张却受到了17世纪许多作者所作的评论的支持。例如，约瑟夫·格兰维尔在他对古代学问和现代学问的比较中，不仅表述了他对笛卡尔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巨大成就的评价，而且还把笛卡尔的名字用大号黑体字印出来以示其伟大（格兰维尔1676，《随笔》3，13ff）我们已经知道科学界人士是怎样采纳了笛卡尔的新的数学以及他那富有革命性的机械论哲学。他的崭新的惯性原理及其富有革命性的运动状态概念，成了牛顿的理论力学和天体力学的基础。他的还原论的生物学原理，最终在现代生理学的大部分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毋庸置疑，镇卡尔在科学中的创新，通过了鉴别科学革命的前两项检验。
此外，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已经断言，18世纪中叶以来有过一场与笛卡尔相关的革命，从那时起，把革命这一概念用于科学的发展上就成了一种通常的惯例。这是第三项检验。笛卡尔科学也通过了第四项亦即最后一项检验——当时在世的科学家们的看法。对笛卡尔革命的证明，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追溯到达朗贝有关笛卡尔革命的讨论（1751）和A．R．J．杜尔哥的断言——笛卡尔“发动了一场革命”（参见杜尔哥1973，94）。安托尼·孔多塞有关笛卡尔的观点是根据“人类命运革命的第一原理”来描述的。艾蒂安·博奈·孔狄亚克承认有过一场笛卡尔革命，但是他明确地否认培根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物——一位革命的鼓动者乃致发动者。到了19世纪，曾经论述过笛卡尔与一场反对革命的活动的关系的威廉·休厄尔指出，培根“公布新方法”时并非“只是纠正了一些特殊的流行性错误”（1865，I：339）。培根的方法“把反叛转变成革命，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哲学王朝。”
在一些分析家们看来，培根已经对哲学中的革命或科学方法论的革命产生了影响，笛卡尔则对科学本身产生了影响。在路易斯·菲吉尔和亨利·德·布莱恩维尔论述科学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有关这种影响的有力陈述。在其1874年的《论假说：动物即自动机》这篇论文中，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写道，笛卡尔“确实为运动和感觉的生理学做出了贡献（哈维则为血液循环的生理学做出了贡献），并且开辟了通往关于这些过程的机械论理论的大道，他的后继者们遵循的都是这种机械论理论”（赫胥黎1881，200－201）。在本世纪，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查尔斯.谢灵顿勋爵作出了更为有力的断言。在讨论笛卡尔的动物的身体就是一架机器这一思想时，谢灵顿（1946，187）注意到，“我们周围的机器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增加和发展，以致于机器这个词在17世纪的部分词义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笛卡尔对这个词比对别的词使用得更多，而且这个词比富有革命色彩且一直充满变化的生物学具有更广的意义。”不过，L．罗思却断言，“现代的批评及对盖德·弗罗丹塔尔的评论表明，笛卡尔主义的创新之处既不在于其生理学、认识论，也不在于其伦理学或形而上学，而在于其物理学，”罗思得出结论说，“笛卡尔的‘革命’在于这样一种尝试，即用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物理学来代替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1937，4）。
保罗·施雷克是本世纪评述17世纪科学和哲学重要的分析家之一，他写道，尽管“牛顿的《原理》…在物理学中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很难说是与笛卡尔的《原理》具有同等档次的富有革命性的著作”（1967，36）。施雷克援引了伟大的历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的观点，米什莱“断定，随着《方法谈》的发表，1789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小约翰·赫尔曼·兰德尔在其《现代思想的形成》中（1926，235ff．），一次又一次地谈到笛卡尔革命。他毫不怀疑，笛卡尔革命是17世纪最有意义的革命。
笛卡尔满足了所有重要的鉴别科学革命的检验要求。他也在使哲学发生革命，不过，这也许与思考他对科学的影响并非完全相关。他同时代的人对他思想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证明，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他的《哲学文集》被编入了《禁书索引》，而且直到20世纪最后一次印刷此索引时，该书仍保留在这一索引中，而此时，伽利略的《对话》已被从中划去有一个多世纪了。
笛卡尔革命有几个与许多科学革命不同的特点。首先，它没有持续下来。牛顿的自然哲学是对笛卡尔物理学直接的、正面的打击（参见前面的第1章）；牛顿在其《原理》第二编的结论中指出，涡旋体系是与开普勒的面积定律相矛盾的。不过，笛卡尔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以致于到了18世纪中叶，法兰西主要的电学科学家阿贝·诺莱，像他同时代的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利昂纳德·欧拉一样，仍然信奉笛卡尔的涡旋原理。笛卡尔对真空或虚空的可能性的否认，木久就过时了，不过他关于运动状态的基本概念以及惯性定律，则成了以后物理学发展的中心。在生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笛卡尔的直接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以后。
笛卡尔革命与其他科学革命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哪个伟大的科学原理或理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在仍被讲授的此类原理或理论中，没有哪个是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曾一度被称之为笛卡尔折射定律者，很像是这种特殊的发现，但是，由于其第一发现者是斯奈尔，所以该定律现在被称之为斯奈尔定律（也许，有人错误地称它为斯涅耳定律），而笛卡尔已被证明是从这位第一发现者那里剽窃了这一定律。然而，在数学方面，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笛卡尔革命最为深刻，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使用笛卡尔符号律这一名称，就是表明我们对笛卡尔在代数领域诸项发现中的一个发现的承认。数学家们把直角坐标系称之为笛卡尔坐标系，以此来赞誉笛卡尔这位现代科学之初的一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