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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科学革命：对科学革命的首次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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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罗杰·B．梅里曼（1938），H．R．特雷弗-罗伯（1959），E．霍布斯鲍姆（1954），以及J．M．古利姆特（1975）等，已经注意到了17世纪中叶在欧洲的不同地区——美国，法国，荷兰，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几乎同时发生的起义、暴动或革命。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不稳定因素的时期，并且，看起来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革命，而不同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这一革命特定的表现形式。那时，正如特雷弗-罗琅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危机”，这对于当时思维敏捷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led3年1月25日，杰里迈亚·惠特克在众议院的一次讲道中宣称：“这些日子是令人战慄的日子，”而且，这种“战慄是世界性的：它出现在帕拉坦，波希米亚，德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以及英国”（参见特雷弗-罗珀1959，31，62n．1）。
17世纪也是科学革命的时代。1642年英国的第一次内战，恰恰始于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这部运动学的奠基性著作发表四年之后，笛卡尔的《方法谈》和《几何学》发表五年之后。牛顿的《原理》是科学革命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著作，它出版于1687年，亦即光荣革命的前一年；事实上，这本书是奉献给詹姆斯二世和皇家学会的。与17世纪的政治革命相比，科学革命在许多方面更为彻底、更富有创新性，而且业已证明，它的影响更为深远。不过，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把科学革命与在同一世纪发生的其他革命联系起来，也不曾有人推测说：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那种革命精神也许与导致科学巨变的那种精神是同一的。
确定科学革命的深度和广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17世纪已经初具规模的科学学科与其在中世纪末最为相近的学科作一番比较。我们来考虑一下重要的运动问题吧（因为“忽视运动就是忽视大自然”）。中世纪的学者们，按照通常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运动理解为从可能到现实的任何一种变化。因此，运动规律并不仅仅限于位移（位置的变化），它还要涉及任何一种能够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加以量化的变化，其中包括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的重量，甚或天惠的获得与丧失。在14世纪，当学者们对位移加以特别考虑时，他们就充分意识到了，运动既可能是匀加速的，也可能是非匀加速的，而且这些学者还能够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匀速运动速度的大小与加速运动速度的平均值相等的话，那么，在给定时间里，匀加速运动与同一时间内的匀速运动是完全等效的。然而，14世纪的数理哲学家以及15世纪讨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把这些数学原理应用于物理事件例如落体运动上，以便对它们加以检验。另一方面，伽利略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并未把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原理看作是纯数学的抽象，而把它们看作是在实验中制约着实际的物理过程和事件的定律。伽利略甚至用著名的斜面实验，对自由落体定律进行了检验和确证，他在《两种新科学》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伽利略对这些定律的阐述，与其14世纪的前辈们的阐述相比，在数学方面没什么差别，不过，他的数学是在物理学语境中表述的，而且用物理实验进行了检验。斯蒂尔曼·德雷克（1978）发现，伽利略的一些难以理解的笔记，原来记的是一组当时所做的实验，这些实验使伽利略发现了这些定律。
这类例子向我们表明，通过与数学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实验来发现原理，在经验的关系域中建立起科学定律，以及通过实验检验来考察知识的有效性，这些是多么新颖和富有革命性啊。在传统上，知识是以信念和直觉、理性和天启为基础的。新科学不再把所有这些作为理解大自然的手段了，而是把经验——实验和批判性观察——作为知识的基础和对知识最终的检验。推论像学说本身一样具有革命性。这是因为，不仅新的方法把知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了，而目，它还意味着，无论对什么人来讲，名人的话未必就是非信不可的了；人们可以用所掌握的经验对任何一种命题和理论加以检验。因此，17世纪新科学所考虑的，并非是著者或呈报者的身份。地位或学识方面的情况，而是其呈报中的正确度，是他对科学方法的正确理解，以及他在实验和观察方面的技能。现在，就连最普通、最卑微的学生也能对最伟大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定理进行检验（甚至能指出其存在的错误）。因此，知识所具有的是民主性而不是等级性，并且，知识更多依赖的不是少数精英的洞察，而是某种适当的方法的应用，这种方法，任何具有足够才智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而且能用来掌握新的实验和观察原则、了解从资料中得出恰当结论的途径。由此可见，对科学革命期间整理这种方法的人们理应给予很多重视，这样做不足为怪。这些人，加培根、笛卡尔、伽利略、哈维以及牛顿等人，都曾著书立说，阐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
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科学家们，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这种直接求助于大自然的思想方法的新颖性。这种思想方法在16世纪末有关植物和动物方面的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不仅展示了一种新的、源于观察的运用的实在论观点，而且还明确地阐明，书中的那些说明都是根据生物实例作出的。例如，富克斯1542年的植物标本集中有这样一整页的插图，它展示了艺术家和木刻家依照摆在他们面前的植物进行工作的情景。在维萨里的伟大著作《论人体的结构》中（1543），有一幅插图展示了进行解剖所需的所有必要的工具。该书的献词朴实无华：“自己动手。”维萨里不但希望他的学生一读者们能重复得出他的结果并证实他的发现，从而丰富我们的知识；他还表明，他的革命性著作是建立在实验事实和可检验的事实之上的。
16世纪对大自然的这种迷恋，在人们对发现新大陆、尤其是对发现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反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令人感兴趣的恰恰不是陆地的形状或地质沉积物，而是植物和动物等各种生命的形式。这些动物是否是挪亚时代的洪水冲到那里去的呢，是否是与欧洲的动物截然不同的呢？也许，它们与那些动物并无关联，是大洪水后特殊的创造物？这两个问题都会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看起来，它们的答案似乎与《圣经》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洲出生的人们的起源这一问题，就更会令人疑云难消了。
在17世纪初的10年中，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使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天空是什么样，这使得整个世界都为之兴奋。马乔里·尼科尔森为我们记述了全欧洲的人怀着渴望的心情期待着伽利略望远镜的每一次新的发现，他还借助诗人们所用的形象化的比喻，记述了伽利略是怎样迅速做出发现的。1620年，本·琼森发表了一部题为《来自新大陆的消息》但并非论述美洲大陆的著作，此书讨论的对象是天空，尤其是月球，书中论述了望远镜——而且总是与伽利略的大名连在一起，以便说明林利略的发现，该书还提到了《星际信息》或《信使》。琼森的著作是一部传播新生事物的著作，它像莫纳德的那部描述美洲药用植物群的题为《来自新发现的世界的喜讯》的著作一样富有幽默感。具有革命性科学的新生事物即将来临的预兆出现了。因为伽利略不仅宣布了新的事实、新的信息，而且很快得出结论说，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新的观察资料否证了托勒密体系（这点确实做到了），并且证实了哥白尼体系（这点并未做到）。
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科学革命的著作，其书名中都使用了“新”这个字。开普勒（1609）出版了一部以物学原理为基础的著作，题为《新天文学》。伽利略最后一部著作（1638）的题目是《两种新科学》；虽然，这题目也许并不是他选定的，但在谈及他已经发现的许多新的值得注意的事物时，他确实提到过这第三部关于运动的著作。塔尔塔利亚给他的书起名为《新科学》（1537）。冯·居里克把他用来阐述新发明的空气泵所取得的革命性实验结果的著作定名为《马德堡的新实验》（1672）。玻意耳在他许多著作的书名中都使用了“新”这个字。1600年，威廉·吉伯发表了一部题为《论磁石……一门被许多论据和实验证实的新的生理学》的著作，此书的书名可谓意味深长。他在献词中写道：“谨以这部几乎是全新的前所未闻的”关于“自然知识”的著作献给“你们，唯有你们，真正的哲学家，高尚之士，不仅能够从书本中而且能够从事物的本身获取知识的人。”吉伯知道，在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致力于“这种新的哲学探讨。”
科学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的方法，同时也产生出了提倡、记录和传播这种知识的新的机构。这类机构就是那些由志同道合的科学家们（以及那些对科学非常感兴趣的人们）组成的协会或学园。他们会聚一堂，一起做实验，他们去参观别处所进行的实验工作和对实验的检验，听其成员所做的有关科学工作的报告，了解其他的科学组织或其他的国家正在从事的事业。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科学革命的显著标志之一。到了17世纪60年代，在法国和英国都有了固定的国家级科学院，它们都有了官方的杂志，以便于它们各自的成员发表其研究成果。
以伊萨克·牛顿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入选成为这种学会的成员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1671年，伊萨克·巴罗（卢卡斯讲座的教授，牛顿的前任）把牛顿新发明的反射式望远镜的样品带到伦敦，呈交给皇家学会。牛顿的发明受到“称赞”，没过多久，牛顿就被选为皇家学会的成员。牛顿很高兴得到伦敦的科学家同行们的如此赏识，他不久就写了一封信，寻问学会何时聚会，以便他能够提供一份报告，阐述他所做的与光和颜色有关的一系列实验，这一系列实验是新的望远镜发明的基础。牛顿年轻气盛，他写信给已经竭尽全力使他成为其会员的那家学会，他对干事说，他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对大自然的运行所做的“最为奇妙的”探索。牛顿渴望立即向他新的科学家同事们展示其发现的这种心情，与他后来不愿发表（或勉强同意发表）他的任何发现这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向我们暗示着，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正式获准成为常设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何等重要。
牛顿论光和色的论文有着好几个第一：它是牛顿第一次发表科学著作；它是颜色物理学的第一篇或奠基性论文；它是第一次以文章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学发现。此外，它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描述了牛顿的实验以及他由此得出的理论结果，而没有为某个宇宙论体系或神学教条进行辩护；它是纯科学，这也就是从此以后直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含义。
不断出现的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一个革命性特征，就是正式的信息网的建立。这种信息网的确立，部分是依靠个人的出访和相互的书信往来，但主要还是依靠科学杂志和科学报告来完成的。短命的伽利略西芒托学院（实验学院）在一卷本的《智者》（saggi，1667）中用意大利文发表了其成员的成果。1684年又出版了英文版，在一卷本的英文版书中有一幅具有象征意味的卷首插图，以表示意大利科学院是怎样把其传统传播到伦敦的皇家学会的。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既有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也有用拉丁文发表的文章。为了方便欧洲大陆的读者，把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也全部译成拉丁文的学报，不久便问世了。《哲学学报》的文摘或摘要都是用英文出版的，但很快就被译成了法文，而法国科学院的各项发现，也可以从英文版的材料中得知。17世纪发表的伟大的科学著作的数量是令人惊讶的，但它们并非像人们通常所料想的那样都是用拉丁文发表的，它们是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发表的。例如，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意大利文版，1632；英译本，1661；拉丁文译本，1635），笛卡尔的《几何学》（法文版，1637；拉丁文译本，1649，1659），牛顿的《光学》（英文版，1704；拉丁文译本，1704），等等。其他此类的例子还有，笛卡尔的《屈光学》（1637），惠更斯的《光论》（1690），以及胡克的《显微术，或对微小生物体的生理学描述》（1665）。
从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大量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网所起到的作用。1668年，奥尔登伯格在写给当时在巴黎的惠更斯的信中，表述了学会想与他建立通信联系的愿望，并希望他向学会介绍“他在有关运动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发现，”即使他“认为还不适宜用书面形式发表的［成果］”也行。奥尔登伯格还问惠更斯，是否“愿意向他们透露他的有关理论，以及作为其理论根据的有关实验。”惠更斯同意了，“勿庸置疑，他的成果寄来时，学会将在他们的登记簿上备案，以便使其发现权得到保护。”几个月后，惠更斯的原文送来了，克里斯托弗·雷恩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研究。随后“进行了一些实验”，用以检验惠更斯的理论和雷恩的理论，由于实验设备的工作不甚理想，实验又被安排在以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上重做了一次。过了不久，惠更斯与雷恩的发现何者居先的问题就出现了。惠更斯把一份用“密码或变位字”写成的关于新的研究成果的陈述送交给皇家学会登记备案，以此作为“今后保护他的发明或发现的方式”，等到有朝一日“他认为适当时再用普通的语言对它们加以解释。”20多年以后，爱德蒙·哈雷力劝牛顿把一份对他的发现的说明递交皇家学会备案，以保护他的领先权。时至今日，仍然可以从登记簿上查到牛顿1684年秋天所写的小册子《论运动》，牛顿著名的《原理》，就是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
科学社团和科学院在建立发现和发明的领先权的记录制度方面的作用，是科学革命另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革命是有史以来第一种致力于连续的发展过程而并非某一目标的革命。如前所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政权或社会制度，尽管人们也许并未料想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这样的国家。然而，新的科学却被看作是一种发现过程，一种永无止境的研究过程。为了发表和传播各种发现，为了建立能够用来从事发现工作的实验室和天文台以及动植物园，准备工作一应俱全。出版杂志以发表新的成果、为保护发现的领先权而建立备案存档系统、对最富有革命性的进展予以奖励，通过这些活动，持续的变革过程得以制度化。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革命或革命运动能使即将到来的持续的革命进程如此制度化。的确，太阳底下还是有新东西的。
虽然，科学有可能是一种对真理永无止境的探索，但人们普遍希望，在有效地医治人类疾病方面，科学进步能导致具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和改进。这类记述出现于17世纪初，培根和笛卡尔有关方法论的专题论文也有这方面的论述。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谈》中写道：要是有个富人能向他证明，在医疗和卫生保健方面也能开发出类似于像农业机械化那样的实用技术，那该有多好呀。培根也反复论述过同样的问题，他论证说，科学——有关自然的知识——将会导致对我们的环境的控制，将会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培根很明智地接着指出，这种实际应用与其说是增加舒适的生活用品的手段，莫如说是具有更多的“预示真理和保卫真理”方面的价值。培根这样讲的意思是说，由于新的科学革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的原理也就有可能在实际的设计工作中体现出来。那些体现着新的原理或以新的原理为基础的正在运行的机器，为这些原理所包含的真理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所有这些革命性特点暂且不谈。是什么使得科学革命通过基本的科学进步真正得以实现了呢？我们已经看到，抽象的运动定律被枷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取代了。再进一步，把自由落体——一种典型的加速运动——与匀速的水平运动过程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像伽利略指出的那样，勾勒出抛射体的抛物运动的轨迹。磁学萌发于17世纪。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这些定律以后均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全面阐述了现代的宇宙日心说体系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哥白尼学说。牛顿不仅创立了颜色学，而且创造出了一种同时包容地球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数学体系。他的万有引力原理，既可以说明开普勒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又可以解释海洋中的潮汐运动和地球的形成。它甚至还可以提供依据，从而在管星出现四、五十年以前便可成功地作出预见。在其解释的简洁性方面，在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牛顿物理学无疑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
当然，在对大自然的理解过程中，并非只有物理学会遇到革命。生命科学也很有活力，正因为如此，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这导致了一场生理学的革命。在这里，就像在运动学中一样，革命也具有明确的无可争辩的否证色彩。如果不是亚里土多德本人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派的什么人预见说，在空气中，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运动得快，它们的运动速度与它们的重量成正比。很容易用实验证明，这是错的。与此类似的是，盖伦曾经认为，血液在静脉中有涨有落，而且还可通过心室隔膜或中隔上的微孔，从心脏的一边流入另一边。然而，正像上述预见被证明是谬误一样，盖伦也完全错了。
同时代人的科学革命观
尽管很难否认，在16世纪机17世纪中已经产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进步，但有些评述者却宁愿把这些发展看作是改进而不愿把它们看作是革命，有些人甚至根本否认这种确实伟大的进步曾经发生过。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论战亦即著名的书战或古今之争中发表的那些著作，就是一个例子。由丰特奈尔、格兰维尔、佩罗、斯威夫特、坦普尔以及沃顿等人写的著作，甚至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中也倾向于使用知识的“改进”这一概念，而不使用“革命”。下面的事实更令人惊讶：丰特奈尔和斯威夫特在别的著述中却使用了革命这个词，丰特奈尔还把这个词和这个概念用于新数学之中。在谈到厚“今”薄“古”和我们称之为科学革命的伟大成就时，这些作者（除一人外顺乎都避免使用“革命”这个词。托马斯·斯普拉特为皇家学会所写的辩护（1667）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他的这部书致力于展示新科学所取得的成就，科学将会带来的——甚至会给语言带来的种种变化。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创新和改进之事，而不是革命。
17世纪末，科学革命开始被人们承认。尽管吉伯、伽利略、开普勒、哈维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强调他们著作的创新性，但我尚未发现，在问世纪末以前有过什么明确而清晰地探讨科学中存在着革命的论述。不过，有一封1637年用意大利文写的信中却引人注目地提到了哈维著作的革命性。
对于科学革命史的研究而言，这封信确确实实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它清晰地说明了科学中的新发现是怎样被人们发觉具有革命性的，不过它也说明了，用单一的一个词来描述这种革命性是何等的困难。这封信写于笛卡尔的《方法谈》和《几何学》出版的那一年。写信的人是拉法埃洛·马吉奥蒂，罗马的一位牧师和科学家。他将此信寄给他的一位牧师同行，佛罗伦萨的法米亚诺·米凯利尼，他向他的朋友们，包括上了年纪的伽利略在内，通报了哈维做出并于1628年公布的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他写道，“这就是血液在我们的身体中所进行的循环”。这一发现“足以推翻整个医学体系，就像望远镜的发明已经使整个天文学颠倒了过来，以及指南针（已经）对通商、火炮对军事技术的影响那样”（伽利略1890，17：65）。
在1637年，只用“革命”这个词或这个概念来描述哈维发现的激进性还为时过早。也许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能说，血液循环的发现，将会使一场“医学革命”由此开始。马吉奥蒂使用的动词是“rivolgere”，其意为“使转变”、“熟思”（如“再三考虑”），有时是指“推翻”。为了确保他的读者能得其要领，他解释了他使用这个词所指的意思，因为在当时，对某一门科学有如此“毁灭性的（亦即革命性的）作用的发现并不常见。所以，马吉奥蒂把它的影响与技术上的两个重要突破——黑色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作了比较。培根曾说，这组技术上的革新以及活字印刷术，已经使现代世界发生了最为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培根并没有马上使用“革命”这个词，也没有使用这个词公认意义上所谓的革命概念。）马吉奥蒂实际上是在说，就把一门科学学科颠倒过来这一新的现象而言，既没有适当的名称也没有清晰的概念，这种新现象也不是某种已被认定的事件，它很像已经使世界性的贸易、探索和战争等状况发生了变化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发明。截至1637年为止，在科学的任何分支业已做出的发现中唯一最富有戏剧性、并且从推翻旧的学说的意义上讲最具有革命性的发现，就是伽利略所揭示的新的天体现象。为了有效地阐明他的观点，马吉奥蒂又把哈维的发现与伽利略的发现作了比较。伽利略给了托勒密体系致命的一击，他证明，托勒密体系是错误的，而且，数千年以来天文学家所写的论述天空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有关天体的概念是正确的。同样，哈维指出，盖伦的体系是错误的，因此，以盖伦的生理学为基础的所有医学体系应予更换。正因为这样，马吉奥蒂说，血液循环之发现的作用可以与“望远镜的发明”相媲美，望远镜的发明已经使“天文学颠倒了过来。”在这一事例中，马吉奥蒂没有（像他刚才那样）使用“rivolgere”这个动词，而使用了“rivoltare”，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是“背叛”，而且还意味着“颠倒”，“翻过来”从而“走向反面”，“抛弃”等。
真正把“革命”这个词与哈维发现连在一起的，是威廉·坦普尔爵士在17世纪下半叶所写的一篇论文。从作者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革命概念出现初期时的情况。坦普尔的这篇论文大约写于1686年以前（见伍德布里奇1940，212），题目为《论健康与长寿》，作者在文中谈到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创立的古代医学体系，谈到了帕拉切尔苏斯“废除全部盖伦模式”的尝试以及他在引入“化学医学疗法”方面的工作，随后他讨论了哈维和血液循环。坦普尔（他对，I：73）把这一系列事件称之为“生理学帝国中的”亦即“医术”或医学帝国中的“伟大变革或革命”。“帝国”这个词的使用暗示着，坦普尔在这里意指的并不是某一独特的戏剧性事件的出现这一新的含义，而是“革命”这个词在“帝国革命”这个短语中的那种传统的含义。很有可能，坦普尔在别的著述中（《英雄的美德》，1821，1：104）把帝国革命想象为逐渐展开或前后相继的事件。此外，坦普尔本人并非真地相信哈维革命，他认为，对于循环学说，“人们期望着它能够使整个医学事业焕然一新”，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这样的作用。”
在《古今学问论》[1690（1963），71]中，总的来看，坦普尔所持的是一种厚古的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是最好的，而且，用阿方索·埃尔·萨比奥的话来讲，生活中值得追求的只有“燃朽木、饮陈酒、会旧友、读古书。”他问道，“哪些是我们自认为技高一筹的科学呢？”在1500年的时间中，“除了笛卡尔和霍布斯大概可以自封为哲学家外”，再没有什么新的声名显赫的哲学家了。他发现，在天文学中“除了哥白尼体系外，没有什么可与古人相竞争的……新东西了，在医学中，除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的新发现外，情况也是如此。”坦普尔坚信不疑地认为，“即使它们是真的，”“这两项伟大的发现也没有改变天文学或医学事业的结论。”因此，尽管这些发现使“发现者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它们“对世界的用处并不大。”（pp．56－57，71）
丰特奈尔在其1683年出版的《死者的新对话》一书也讨论了医学中的革命问题。该书中有一段古希腊后期的医生和生理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塔与威廉·哈维（书中称之为埃尔韦）之间的对话。对话开始，由埃拉西斯特拉塔首先发言，他简要地概述了哈维所报告的奇迹：血液在身体中循环，静脉血管把血液从末端输送到心脏，然后，血液离开心脏进入动脉血管，由动脉把血液送到末端。他承认，去代的医生以为，血液只是一种非常缓慢的从心脏到身体末端的运动，这是十分错误的；他还叙述了世界多么感谢哈维“消除了那个古老的错误。”接下来，埃拉西斯特拉塔在对话中承认，现代人能比古代人成为更好的科学家，而且，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不过，他宣称，他们“成不了更好的医生”，因为古代的医生能像现代的医生一样，为人们医治疾病。
哈维反驳说，许多病人的死亡都是由于对血液循环的无知造成的。埃拉西斯特拉塔答复说，“你相信你的新发现确实有用，那么有什么用呢？”在哈维作出肯定的回答时，埃拉西斯特拉塔问，为什么现在还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的死者走入极乐世界呢？“哦！”哈维说，“如果他们死了，那是他们的错误，而不是医生的错误。”在回答结束时，哈维对未来作了一番乐观的解释，他说，到那时世界就会“有闲暇充分利用新近的发现，”因为“巨大的效益”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发现。在约翰·休斯所译的英文本中（丰特奈尔1708），埃拉西斯特拉塔有这样一句粗暴的评语：将来“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相信我的话吧。”这就是说，人类以前就有了“一定的断定有用知识的标准，”尽管对它又做了少量的补充，但它永远不会被超过。丰特奈尔在结束这篇对话时作了一番悲观的解释：无论科学家在人体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发现都是徒劳的，因为“大自然是不可战胜的”，而人们还会不断地在既定的时刻死去。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篇对话是极有意义的。首先，丰特奈尔把像哈维（“在人体中发现了新的管道”）那样的发现，与天文学家发现“天空中的一颗新的恒星”加以比较——这类发现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其次，尽管丰特奈尔十分信奉笛卡尔的哲学，但他却直截了当地反对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所说的那段大话，即如果得到资助，医学研究将会使生命周期无限延长。最后，我们会注意到，丰特奈尔（借埃拉西斯特拉塔之口）提出的医学中没有革命这一主张，与丰特奈尔本人的这一认识即数学中存在着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看来，对革命的可能性的否认，也许可以说是法国医生普遍反对哈维的伟大发现的一个标志（参见罗杰1971，13，169）。虽然笛卡尔热心支持血液循环学说，但丰特奈尔可能并不认为，对医学事业来讲，这一发现算得上是什么伟大的成就。事实上，丰特奈尔似乎并非相信，在医学中曾发生过革命。埃拉西斯特拉塔所说的“不会有这样的革命”这句话，无疑已经表白了丰特奈尔的信念，不过，他本人所说的话略有不同。在约翰·休斯的译本中，埃拉西斯特拉塔说的是：“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相信我的话吧。”而丰特奈尔是这样写的：“Sur ma parole ，rien ne changera”（“相信我的话吧，什么都不会变”）。
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在其1656年1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革命：
我告诉您一件很平常的事，您就会了解愚蠢入的轻率的推断有可能使他疯狂到什么程度：某些寡廉鲜耻之徒竟然把不可思议的荒谬的事物归咎于神灵，而毫不为之脸红。谈到消息的公开性，最近全面而完美的成功的消息仅仅限于在议会的大墙之内传播，以致于我现在只能抄录报纸，至多只能事先根据报纸去猜测。对于我们新的代表们将会证实什么、或者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我不敢妄加猜测，更不敢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我不会有所顾忌的只是承认，我的希望和恐惧都是有非常特别的动因的；我还可以无所顾忌地说，我据以预计会有时雨或猛烈的暴风雨来临的云彩，尚不是看不见的未凝结的水气。至于我们的思想方面，我的确可以信心十足地预计，会有一场革命，通过它，神将会成为一个失败者，而真正的哲学繁荣也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7003，fols．179／80］
在科学范围内，我没有发现玻意耳有过什么类似的陈述〔在詹姆斯·雅各布把玻意耳看作是革命者的那部著作（1979）中，也没有提到这类情况]。不过，综观玻意耳那些行文繁冗的论著，如果有人断言说，这些书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类问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冒尖的学者。
我已经指出，许多17世纪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了他们的成果具有的创新性，而且在他们自己著作的标题中都表明了这一点，一些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吉伯、开普勒、笛卡尔、哈维、牛顿）对他们各自著作的非传统的特性作了明确的陈述，他们指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作者的错误，并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亨利·鲍尔在其所著的《实验哲学》（1664）的结尾部分，对新的应用科学作了丰富的阐述。“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写道，“哲学伴随着一场大潮来了。”“消遥学派的信徒们也许希望阻挡这一潮流”，就像“阻止自由哲学的泛滥’哪样。他断言，“一定要抛弃所有陈腐的垃圾，推翻腐朽的建筑，”这是因为，“不得不为一个更为宏伟的、永远不会被推翻的哲学专业奠定一个新的基础的时刻来到了。”他说，这种新的哲学，“将以经验和感知为基础，详细讨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从自然界事物的本源那里推究其原因，就像我们所观察的事物可以被艺术再创造出来和力学证明确实可靠那样。”
我发现，在18世纪初的数年中，丰特奈尔的著作中就有了相当早的关于数学革命的陈述，此陈述完全是现代式的而且十分清晰。当时，丰特奈尔正在伏案撰写论述微积分的著作，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的，它无疑是17世纪最富有革命性的知识成果。丰特奈尔在其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用革命这个新的概念，以此来说明这种数学理论是多么不同凡响。它给予科学家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范围。革命只是刚刚开始，但这已经使那些开创者们与在此不久之前还可谓是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数学家们相比，能够更巧妙地解决数学问题。
在医学领域中我们发现，1728年牛顿去世后不久，W．科伯恩医学博士在谈到帕拉切尔苏斯时，曾明确地在新的意义上使用了“革命”这一术语，甚至还暗示，革命的发生是医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征。
三十多年以后，数学家克雷洛为牛顿在理论力学领域中开始的一场革命而欢呼，理论力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了数学和物理学两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为纯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做出的伟大贡献，其革命方面那样明确地得到了承认，这是因为，牛顿的成就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顶峰。现在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判断，而且更加强调了这一点：17世纪最富有革命成果的领域是纯数学和理论力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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