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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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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劳工运动
工作这一活动（同他人隔离是这一活动的必要前提）尽管不能建构一个自治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作为人展现自我--但在许多方面都同展现空间有关；至少它同由它产生的有形的俗物世界有关。因此，技艺可能是一种非政治的生活方式，但它当然不是反政治的。然而，这恰恰是劳动的一种状况，它是这样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既不与世界在一起，也不与他人在一起，而只与自身相处，面对生存的必需。当然，他也与人相处交往，但这种相处并无真正的多样性的明确记号。这种相处如同技艺（更不用说那些独特的人的相互关系了），不寓于不同技术与职业的有目的的结合中，而是存在于从根本上相似的个体的增殖中--因为仅仅作为有机物而言，他们都是相似的。
把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劳动（在这当中，众多的个体"就像一个人似的共同劳动'勺，这正是劳动的本质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相处与劳动的联系比与其他任何活动的联系更密切。够但是，这种"劳动的集体性本质"除了建构一个（对劳动者群体的每一个人来说）可认识、能鉴别的实体外，反过来也使他fi］丧失了对个性和身份的自觉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劳动中产生的所有"价值"超越了它在生命过程明显的功能，它完全是"社会性的"，在本质上与吃喝所带来的附加快乐没什么不同。社会性来自人同自然的新陈代谢活动，它不是建立在平等上，而是建立在相似上；在这一观点看来，以下一点再正确不过了--"从本质上说，哲学家在天资秉赋与性情方面同街头小贩并无多大区别，就像驯犬与猎犬没多大区别一样"。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确实更适合于一个消费者社会，而非交易市场中聚集的人群。这个交易市场使生产者的技能和品质得以展现，因而总是给差别提供了某些基础。
在一个以劳动、消费和共同表达为基础的社会里盛行的相似性与共同劳动的肉体经历密切相关--在共同劳动中，劳动的生物性节奏促使劳动者融合成这样一个团体，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个体，而是都同其他人相连的一分子。当然，这也缓和了劳动带来的辛劳困苦，就像排队行军可以使每个士兵走得轻松一样。因此，对于动物化劳动者而言，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劳动的意识与价值完全依赖于社会状况。"即依赖于劳动和消费过程轻松自如地发挥功用的程度，而不受"恰当表达的专家态度"的制约。问题仅在于，最佳的"社会状况"正是那种有可能使人的身份得以丧失的状况。众人合一在根本上是反政治的；政治或商业社会盛行的是众人合一的反面--一以亚里土多德为例--这一反面不包括两个物理学家的结合，而是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农民的结合，"总之，是不同的独特的人"的结合。
公共领域中的平等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平等，在某些方面以及出于某些特殊目的需要被"平等对待"。如此，平等化的因素不是来自人的"本性"，而是来自外部，就像金钱（再举亚里士多德为例）作为一种使物理学家和农夫的不平等活动平等化的外部因素为人所需一样。因此，政治平等与我们在死亡面前的平等（死亡作为所有人的共同命运来自人的条件），与上帝面前的平等（至少，在基督教的解释中我们平等地面对人生与生俱来的原罪）恰恰相反。在这些例子中，无平等者可言，因为相似性随处可见；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相似性的实际经历（即生与死的经历）不仅在疏离状况中发生，而且在完全孤独的状况中发生。在这种状况中没有真正的交流，更不用说结盟与组织社团了。从尘世和公共领域的角度说，生死以及表明相似性的一切东西都是非尘世的反政治的、真正的超验体验。
动物化劳动者无力作区分、无力言语和行动，这好像被古代和摩登时代缺乏令人瞩目的、重大的奴隶反抗所证实。然而，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劳工运动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突然而至、而又常常具有非凡成果的作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其组织起来、因而成为人民的领导者而言）在现代史上写下了最辉煌、也许是最有希望的篇章。，不过，尽管政治和经济的界线，政治组织和工会的界线已经模糊，但这两者不能被混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并为之战斗的工会有责任使自身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尤其有责任在经济安全、社会威望及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利益集团，这与代表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集团没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在那些罕见的、决定性的时刻（即在革命的进程中），会突然出其不意地出现这种状况：这些人--如果没有正式的党纲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对在现代条件下建立民主政府具有自己的看法。换言之，二者的区别不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与经济要求的问题，而只是对上种新的政府形式所持的立场。
历史事实--工人阶级的政治生产力--与从劳动活动的分析中得到的表面资料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很可能在深入考察劳工运动的发展结果及本质后不复存在。奴隶劳动与现代自由劳动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劳动者是否拥有个人自由--行动、经济行为及个人不可侵犯的自由，而在于他是否有权参加公共领域的活动，并作为一个公民获得完全的解放。劳动史上的转折点是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一直到这之前，自由劳动的地位一直与古代不断获得解放的奴隶人口的地位非常相似；这些人是自由的（与外籍居民的地位相同），但不是公民。与古代奴隶的解放相比--作为一条规则，当奴隶不再是奴隶时，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劳动者；因此，奴隶制保留了劳动的社会条件，不管有多少奴隶获得解放，劳动的现代解放旨在提升劳动活动本身，而这在作为人的劳动者享有个人及公民权利之前就已是事实了。
然而，劳动者事实上的解放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影响，这就是这一人口的全新部分或多或少突然被允许可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是公开出现；幽与此同时，不被纳入社会，不在社会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充当任何领导角色。可以说，这些人又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展现自我、惹人注目，它的一个重要作用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事实所作的解释更准确的了：劳动者，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感到有必要穿上自己的服装，在法国大革命中他们甚至从服装中产生了自己的名字。借助这套服装，他们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作了区别。
劳工运动之所以在其早期遭受挫折--这一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东欧，还有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法国仍然如此--在于它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在一个相对较短暂，且常常处于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巨大的潜在力量，乃是由于这一事实：不管所有的高谈阔论与理论观点怎样，他们是政治舞台中唯-一支不仅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在进行一场成熟的政治斗争的阶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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