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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VitaActiva与摩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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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动物化劳动者的胜利
如果不是世俗化的过程，不是笛卡尔怀疑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对信仰的现代丧失，对个人生命不死的剥夺，或至少是对不死的确定性的剥夺，那么动物化劳动者的胜利本来是不完全的。个人生命再次终有一死，正如在古代世界生命终有一死一样。世界比起其在基督教时代来甚至更不稳定，更不持久，因而也更少能对之加以依赖。当现代人丧失了一个行将到来的世界的确定性时，他被扔回到了自己，而非这一世界。他决不相信这一世界可能是不朽的，他甚至无法确信这一世界是真的。就他打算假设它在一种平稳进步的科学的不加批判的，并显然不受干扰的乐观主义中是真的而言，他将自己从地球移到了一个比任何基督教来世将他移入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不管"世俗"一词当代的使用打算表明什么，从历史上说，它不可能与现世同日而语。当现代人失去了其他的世界时，他无论如何再也得不到这个世界，严格地说，他也得不到生命。他被扔回到这一世界，扔回到封闭内向的反思之中，在那里，他能体验的至高是一些空虚的头脑进行推断的过程，留下的唯一内容是欲望和情欲，其身体的无感觉冲动，他将它误认为"热情"，对它他永远是"不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不能"推理"，即对它们进行推断；唯一可能木死的东西--正如古代的国家不死、中世纪个人生命的不死一样--是生命本身，即人类可能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我们发现，在社会兴起之前，最终是一些表现自己的类的生命。从理论上说，从摩登时代早期坚持个人的"利己"的生活到后来强调"社会"生活和"社会化的人"（马克思），这期间的一个转折点是马克思将古典经济的粗糙概念--即所有的人就其行动而言，是为了自我利益这一理性而行动--改造成了利益的力量。它告诫、推动和指导社会的一些阶级，并通过利益的冲突来指导整个社会。社会化的人是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只有一种利益占统治地位，这一利益的主体要么是阶级，要么是人类，而不会是一个人或几个人。问题在于，现在人们所做事情中的甚至是最后的一种行动痕迹--一自我利益中隐含的动机--也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即生命过程本身的力量，所有人和人类活动都无一例外屈从的力量--"思想过程本身是一种自然过程"。这些人和活动的唯一目的（如果有的话）是保存人的动物种类。没有哪一种较高的人的能力能比人类的生命更长久地必须与个人的生命联结在一起：个人生命成了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它所需要的是保证人自身的生命和其家庭的生命的持续性。所不需要的，也不是生命的自然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仅仅根据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生命的奇特性就可以加以证实的--这样，人们就不认为密尔顿为了同一理由，出于与迫使蚕吐丝相同的催促写了他的那本《失乐园｝）。
如果我们把摩登世界与以前的世界作一比较，这一发展中包括的人的体验的失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沉思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体验。当思想本身开始"计算结果"时，它就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其结果是，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能比我们更好地来完成这些功能。行动在以往，并在今天仍然被完全按照制造和制作来理解，而只有制作--由于它的现世性和固有的对生命的漠视--现在只被认作劳动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过程的更复杂、但不是更神秘的功能。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聪明到足以在这一点--从人类活动中取消劳动再也不被认为是乌托邦--上发现一些减轻生命的艰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劳动对我们在我们居于其间的世界中正在做的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来说，是一个何等崇高、雄心勃勃的字眼。劳动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求职者的社会）要求其成员一种完全自主的功能，似乎个人的生命事实上已经融入了整个人类生命的过程，似乎个人仍然所需的唯一积极的决定准备--可以这么说--放弃他的个体性（个体仍然感觉到的活着的痛苦和艰辛），并默认一种令人茫然的、平静的功能性行为。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麻烦不在于它们的错，而在于它们的对，在于它们事实上最可能将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显而易见的趋势概念化。摩登时代肇始于人类活动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有前途的爆发，它会在历史所知的最死气沉沉的、最枯燥无味的消极状态中终结，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但存在着一些更危险的迹象，即人可能乐意，并确实--就演变而言--进入他想像已经从中而出的（自达尔文以来）动物类。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阿基米德支点的发现，并将这一发现用于人自己（正如卡夫卡要求我们不要去做的那样），用于他在这一地球上所做的事，那么这一点马上就变得很清楚了--他的所有活动（在完全从宇宙高度移去的观点来看）不会作为任何活动，而只会作为一些过程出现，这样，正如一个科学家近来指出的，现代的机动化就会像生物变异过程一样出现，在这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开始逐渐地被铁壳包围。从宇宙的观点来看，这一变异就像在我们眼前活动的小小的生物体中发生的变异一样神秘。我们用抗生素来对付这种生物体，它又神秘地发展出一种新的菌株来对付我们。这一阿基米德支点根深蒂固的使用如何反对我们自己，可以在今天的科学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这一隐喻中看到。科学家为什么能告诉我们原子核中的"生命"--在那里，每一粒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在一些社会科学家看来，统治这些运动的规律就像一些统治人类行为的、并使大量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出现（不管个体的粒子在其选择中如何'咱由"地出现）的统计规律一样--换言之，无穷小的粒子的行为为什么不仅与行星系的形式相似（正如它向我们展示的），而且也与人类社会的生命和行为形式相似，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和观察的方式，我们似乎像远离无穷小和无穷大-一即使可以用最好的工具观察到它们，但它们离我们太远，以致我们无法经历--一样远离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不用说，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他的能力，或正在丧失其能力。不管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就"社会动物"会告诉我们什么，人们坚持不懈地在创造、制造和建造，虽然这些本能越来越受到能力的制约，以至于相伴的现世的经历越来越逃避了普通的人类经历的范围。
同样，至少就过程释放的力量而言，行动的力量依然与我们同在，虽然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独有的特权，他们把人类事务的领域扩大到了取消人和自然界由来已久的分界线的程度。以这种成就（在不惹眼的静悄悄的实验室里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来看，他们的行为最终会比大多数所谓的政治家的行政和外交行为产生更大的新闻价值，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当然也不会没有这样一种冷嘲--那些公共舆论一直认为是最不实际和最少政治性的社会成员本来应当是留下的唯一的仍然知道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同心协力地行动的人，因为他们早期的组织--这些是他们在17世纪为征服自然而建立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他们确立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荣誉规则--不仅在摩登时代的变迁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成为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集团之一。但是，科学家的行动由于从宇宙的观点研究自然，而不研究人类关系网络，它缺少行动的展示性，缺少产生故事、形成历史的能力。它们一起形成了表明人类存在有意义性的来源。在这一从存在上来说最重要的方面，行动已成了一种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经历。这些仍然知道这对行动意味着什么的少数人甚至比一些工匠能手更少，他们的经历甚至比对世界的真正体验和热爱更少。
最后，思想--遵循前现代和现代的传统，我们将它从vitaactiva的再考虑中省略--仍然是可能的，并无疑是实际的，只要人生活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不幸的是，与当前有关不受思想家约束的众所周知的象牙塔的假设相反，人类其他的能力并非如此脆弱。事实上，在专制条件厂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体验，思想一直被假设为（或许是错的）只是少数人才知道的事。也许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少数人在我们时代没有减少。这或许与世界的未来无关，或许只具有限的相关性；但它与人的未来并非无关。如果不把测试（除了活跃的体验）和衡量（除了纯活动的范围）用于vita
activa之中的各种活动，那么很可能思想本身会超越所有的活动。谁在这种事中有任何经验，谁将知道Cato在讲以下一段话时是何等正确--"当一人无所事事时，没有什么能比他此时更活跃；当他一人自处时，没有什么能比他感到更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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