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研究自然

   从对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能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把无机自然界研究与有机自然界研究分割开来会使人误入歧途。在16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柏拉图派学者以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看来，世界被设想成是有生命的——并在所有层次上都是如此。人们常常读到有关星体种子(astral seeds)使地球受孕并由此导致矿脉中金属生长的各种理论描述。许多人认为这一过程可与人类胎儿的生长相比。而且，人们还认为，就像在田野上可能收获谷物一样，人们因而也可能在地球内部一遍又一遍收获生长着的金属。中欧的矿工在20世纪早期之前通常都怀有这类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看来，空气中存在着一种所有生物都必需的生命精气(spirit of life)，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罗伯特·弗拉德的《哲学钥匙》(Philosophicall Key，1619)阐释了以这种“精气”(spiritus mundi)为基础的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而探求分离这种物质就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虽然许多人可能反对弗拉德的神秘爱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接受了他在这一点上的哲学假设。

    但即使有了这种解释，我们仍然发现，把矿工和冶金学家的工作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如果我们随后再去研究这些领域，就会发现16、17世纪发生的各种戏剧性变化。在此，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植物知识和动物知识让位于人文主义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而后让位于为了取代古代传统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而通过观察对新知识进行的广泛探求。

动物王国

    中世纪的动物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老普林尼于公元1世纪所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该书除介绍了其他方面的许多知识外，还介绍了与欧洲、非洲和亚洲动物有关的大量事实和民间传说。对于普林尼来说，最重要的是动物的习性，而不论怎样它们可能看起来像是寓言一样。他还描述了这些动物的外貌、各个部位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它们第一次在罗马被发现的时候，普林尼对各种怪兽的描述再次出现在中世纪的各种动物志中，这些动物志也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手中。但普林尼的原著受到人文主义者批评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伊谟拉·巴巴罗(Ernolao Barbaro，1454—1493)向37卷本的《自然史》提出挑战，并写下了篇幅与之相当的一部著作。巴巴罗在其《对普林尼的修正》(Castigationes Plinanae，1492—1493)一书中逐篇剔除了其中的各种错误。但在典型的人文主义风气中，他几乎毫不关心罗马海军将领描述的有关各种动植物的全新观察材料，反而去寻求普林尼所依赖的古代原始资料。因此，他反对普林尼认为大象寿命可达200年至300年的观点。正确的数字——他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是300年，而是120年。

    普林尼的百科全书传统在16、17世纪获得了丰收。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6—1565)①的著作包含了知识的所有方面，的确，他的《书目大全》(Bibliotheca universalis，1545)是第一部附有注释的有关各种已印刷书籍的大型书目提要。与该书有同样影响的是他的《动物史》(Historiae animalium，5卷本，1551—1621)，这部著作包含了古今权威们提到的所有动物。它还载有与每种兽类的栖息地、生理机能、疾病、习性、实用价值以及食性有关的知识。格斯纳收集了许多新的观察材料，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把动物界分成鸟类、鱼类、昆虫类以及其他基本种类。他依照字母顺序作分类。尤利瑟·阿德罗范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①甚至更加雄心勃勃，他在去世前不久出版了3卷对开本的论述鸟类和昆虫类的著作。但从他的注释中得知，他的学生将出版另外的11卷——而这些手稿至今尚未得到编辑整理。

①瑞士博物学家，被称为16世纪最伟大的“百科全书派博物学家”。——译注

①意大利博物学家。主持波伦亚植物园，著有《自然志》。——译注

    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对怪兽的描述有时受到质疑，但是他们所能找到的点滴材料绝大部分都向读者作了介绍。在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1572—1625)脱胎于此的著作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点。他的《四足兽史》(Historie ofFour-Footed 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 Serpents，1608)以对开本的两大卷篇幅，向詹姆士一世时期(the Jacobean)②的读者介绍了世界上的动物。在托普塞尔看来，牧师必须对动物感兴趣，因为他需要正确辨别《圣经》中的各种兽类动物。同样的知识对于医生来说也一样重要，因为动物可供人食用，它们的毒性会使人致病，它们的各个部位可作为药用。

②指英王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1603—1625年。——译注

    托普塞尔认为，按照简单的字母排列就可以充分实现他的目的。然而，他的确在主类之下进行了再分类。因此，在论述鬣狗的段落里，出现了长着人头和三排牙齿的怪兽曼提克拉(mantichora)，它只是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神秘动物中的一种。由于《圣经》的权威性，他在书中收录了一种似牛的双角兽。而其他许多动物如萨梯(satyrs)③、斯芬克司(the sphinx)④和龙(dragon)之所以被包含在内，是因为古代原著中曾提到过。这些寓言式的兽类动物中，最不寻常的是拉弥亚(Lamia)⑤，托普塞尔收入这一动物是因为《圣经》中提到过它[莉莉丝(Lilith)①](图3．1)。该兽长着一副美女面孔和“一对硕大、漂亮的乳房”，它们对旅人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们一旦遇见男人，就敞胸露乳，以美色引诱他们走近并与其交谈，然后将他们揽入怀中，吞噬并杀死他们”。

③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一个长有公羊的角、耳和尾巴的半人半山羊怪物，耽于淫欲。——译注

④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译注

⑤希腊罗马神话中女头女胸的蛇身妖魔，吸血女怪。——译注

①闪米特神话中出没在荒郊野岭专害幼童的女夜妖。——译注

    托普塞尔还知晓各种不为古人所知或者在前一个世纪中已被重新发现的动物。因此，他收录了大量来自美洲(诸如“巴西陆地鳄鱼”，它实际上是一种鬣蜥或其他种类的蜥蜴)和东方的动物。人们可以从古代权威那里以及从1513年至1515年在里斯本(Lisbon)展出的标本里了解到，犀牛是印度动物之王，是“自然界第二大奇观”。虽然，托普塞尔毫不犹豫地认可了拉弥亚、曼提克拉和龙， 但他认为犀牛这种动物非常奇特，因而他必须向读者保证自己不会向他们撒谎。他说：“我不愿写下任何不真实的或者非我所发现且不能确定的东西，真理对我来说是如此可贵，因此我不会通过撒谎来获得任何人的热爱以及上帝及其作品的赞美。因为上帝不需要撒谎者。”

    16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专题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有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1517—1564)①和古依劳莫·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1507—1566)②所进行的鱼类、鸟类和海洋动物研究。贝隆曾到近东收集资料，在其《论鱼类的特性和效用》(La nature & diuersite des poissons，1551)一书以及论述各种动物、蛇、草、树、男人和女人的著作《图集》(Portraits，1557)中，他展示了这些资料。贝隆在“鱼类”中包括了所有生活在水中或者傍水的动物。他收录了鲸目动物，并描绘了一头逆戟鲸的分娩过程，在其产下的幼鲸身上仍然缠系着胎盘，因此使得其有可能把鲸确立为哺乳动物(图3．2)。贝隆的比较解剖学论文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在文中并列描绘了人和鸟的骨骼，引入注目的是两者各种恰当的同源关系(图3．3)。他还给新大陆的一只“水”鸟(实际上是一只巨嘴鸟)的喙绘了草图，而同时他也乐意画出西奈半岛各种飞蛇的插图和一种形如修道士的怪鱼插图。后来这幅怪鱼插图被格斯纳和朗德勒两人袭用。

①法国博物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译注

    朗德勒的研究动力至少部分源于他要确证亚里士多德各种观察材料的希望。他在著作中仔细描述了地中海的生物。但像贝隆一样，他也收录了与水有关的其他动物，如海龟和海豹，且并不反对描绘从格斯纳和贝隆那里借鉴来的诸如修道士鱼或主教鱼这样的怪物。

    在16世纪后期，有大量的专题著作得以出版或完成。格斯纳曾向约翰·凯厄斯(John Caius，1510—1573)要过一本论狗的书籍，并向爱德华·沃顿(Edward Wotton，1492—1555)①和托马斯·佩尼(Thomas Penny，1530—1588)要过一部论述昆虫的书籍。前者于1570年在伦敦问世。后者则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托马斯·莫菲特把沃顿、佩尼和其他人的注释搜集到一起，最后于1634年出版。

①英国博物学家。——译注

    16世纪探险活动所带来的对动植物越来越详细的描述，也具有重要意义。到了该世纪末，一些更加令人惊奇的动物的绘图在欧洲出版物中已是非常普遍，但直到17世纪人们才开始对出现于世界各新发现地的动物进行仔细编目。维莱姆·皮索(Willem Piso，1611—1678)有关南美各种鱼类、鸟类、爬行动物类和哺乳动物类的绘图，精确地描述了诸如水豚、貘、猴、各种树懒、美洲虎以及南美食蚁兽这类异国动物。雅各布·邦特(Jacob Bondt，1592—1631)为东印度(山e East lndies)作了类似的工作。他纠正了犀牛有着铠甲般外皮的早期描述，并声明，尽管几乎没有其他欧洲人曾见过这种野兽，他却曾见过数干头(图3．4和3．5)。同样，他还亲自对老虎进行了描述，并绘制了猩猩的图像。他高兴地认为猩猩就是普林尼所描述的萨梯(图3．6)。

植物王国与医学传统

    医用植物的知识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并未成为古代自然哲学的主流。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著作仅留下一点残篇断章，但这的确表明了其有趣的抽象本质。他的学生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80一前287)①写了一部《植物史》(History of Plants)，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的是植物的繁殖。该书于1483年用拉丁语第一次出版，此后又于1497年以希腊语出版。它成了该领域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基本原始文献。

①古希腊植物学家，曾掌管亚里土多德学园的工作，并使其达到兴旺的顶峰。——译注

    然而，人文主义者对提奥弗拉斯特的兴趣肯定逊色于那些描述各种植物并列出其药用价值的实用草本志。在这方面，古代残留下来的主要有阿拉扎比乌斯的皮达尼乌斯·狄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fidesof Anazarbeus)所写的有关药物的著作。他是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随军外科医生，对约500种植物进行了描述并作了插图，着重强调了它们的药用。他所用的图解有一部分是新创的，但有一些却要回溯到也许可以追踪至克拉居阿斯(Crateuas，公元前1世纪)②的早期传统。古代高质量的植物插图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这部著作的手抄本中得到了最好反映。人们猜测这个抄本是为元老院议员弗拉维乌斯·安尼修斯(the Senator Flavius Anicius)的女儿朱利安娜·安尼西娅(Juliana Anicia，6世纪早期)制作的(图3．7)。这些插图于16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堡重新被发现，并卖给了神圣罗马皇帝。但它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植物插图的影响似乎有限，因为在此之前，依据活标本绘制各种新插图的需要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

②古罗马时期曾任小亚细亚古国彭都司国王的御医，被认为是第一个描绘了植物形态图的人。——译注

    植物插图的历史一直有完整记载，可追溯自6世纪的手抄本，经历了中世纪的艺术衰落，然后一直到16世纪早期艺术家和植物学家新的联合。早期的插图传统使人们有可能受到一千多年来那些独特绘图的影响。即使一代又一代抄写手在制作新的手抄本时遗漏了某些细节，人们还是有可能在数百年后的新本中认出原件。

    人们对具有医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的持久兴趣，导致了与这些草本植物有关的各种书籍不断问世。马瑟(Macer)10世纪所编的草本志调查了约80种植物，13世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巴塞罗缪·安格里克斯(Bartholomew Anglicus)以许多篇幅专门介绍了植物知识。这些著作及其他著作，与古代传统和当地习惯相结合，促使15世纪后期大量区域性草本志的出版。这类文献的典型是德国的《植物图集》(Herbanus，1485)。书中有许多附有说明的、有权威性的原创植物木刻图，并列出了这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图3．8)。但该书却超出了植物界的范围，还绘制了包括象、狼和鹿在内的大量动物插图并作了说明。同样，书中也详细讨论了那些被认为具有医疗价值的金属和矿物(包括磁石和金属汞)。

    德国《植物图集，植物志》(Herbarius，Le Grant Herbier，1458)和《格雷特草本志》(Grete Herball，1526)早期插图精美的版本可与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早期印刷版本相媲美。在此，由于涉及到一部重要的早期原著，人文主义者则运用他们惯常的学识去制作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原著。就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他们几乎不重视通过插图的描述来识别各种植物。相应地，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早期希腊语版本缺乏插图，而后来的各种版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迟至1549年，出现了一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双栏对照版本，其附录中列出了在有各种不同文本的较早版本中发现的长达10页的错误。然而，尽管这种版本对于古典主义者具有价值，但对于医生来说则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另一个逐渐才认识到的困难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许多植物在北欧并不存在。人们对识别植物的不断增长的兴趣，对新药特性的探求以及对新植物的认识，这一切导致了在欧洲各个医学院(首先在帕多瓦，1533年)设立植物学教席。同样的压力导致了16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波伦亚(Bologna)、巴黎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建立了公共植物园。

    随着对植物进行新的研究，以及对它们那些有效用的医药特性的认识不断增加，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对植物的精确描绘。到了16世纪中叶，无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纯洁原著，还是中世纪的陈旧木刻，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草本志的新时代开始于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489—1534)①在1530年、杰洛米·博克(Jerome Bock，1498—1554)②在1539年、列昂哈德·富克斯(Leonhard Fuchs，1501—1566)③在1542年所写的那些著作(图3．9)。这些著作展示了源于自然的各种新插图(图3．10)。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错误(如布伦费尔斯坚持认为德国植物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植物，或富克斯使用的字母分类体系)，但只有这些插图使植物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作品不太令人满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没有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因此，这部论述药物学的古代著作，仍然成了16世纪最流行的草本志。这要极大地归功于皮埃尔·马蒂奥利(Pierre Mauioli，1501—1577)④的努力，他对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评注(1544年)，在对这部古代作品的最新修订中收录了各种精确的插图和16世纪发现的新植物。这个世纪及此后的一个世纪出现了近百个版本的马蒂奥利评注本，有的附有狄奥斯科里德斯的原著，有的则没有。

①16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②16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③德国医生和植物学家。1542年写成《植物史》。他编纂了第一部植物名词术语的重要词汇，为近代植物学铺平了道路。——译注

④意大利植物学家。——译注

    马蒂奥利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不止于使狄奥斯科里德斯成为医药植物学家在实践上的领路人。由于充分意识到化学过程所具有的新的医学意义，他在其著作后来的版本中，增补了对蒸馏设备和蒸馏程序的描述。在他看来，这些材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到那时，对“精气”(quintessences)的探求已被人们广泛认识，而且这些古人不曾所知的方法当时已是人所共知了。实际上，马蒂奥利在这一点上追随了一种中世纪的传统。在维拉诺瓦的阿诺德、路佩西撒的约翰(14世纪)以及包括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Bmnschwig，1440—1512)和菲利浦·乌尔斯德(Philip Ulstad，活跃于1525年)在内的大量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作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

    这些论述蒸馏的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由康拉德·格斯纳撰写的。他的《万有文库》(Thesaurus Euonymi，1555，1569)很快被译成欧洲各种主要的语言。该书许多篇幅是关于蒸馏药草的各种技术，它的英文译者贝克(Baker)建议他的读者们要：

    “学会用技术分离出那些显现出来的和隐藏着的纯正物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医学中极大地有助于祛除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此后)我们在眼前清楚地看到，经过化学蒸馏所得的药物的功效，比那些正在使用的或惯常使用的药物更有价值、更好并且更有效。”

    贝克坚持认为，这些疗法能治愈瘫痪、癫痫、气喘病、抑郁症、法国天花、痛风、痢疾、结石、腹痛，甚至麻风病。贝克、格斯纳甚至马蒂奥利都赞同如下观点：化学蒸馏的确有可能从一种草药中有效地分离出纯净并且有效用的成分。

来自新大陆的喜讯

    早期植物志的不足之处在16世纪渐渐显露出来，因为它们的插图陈旧，遗漏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共有的植物，并且缺乏化学材料。必须在这类名录中增补论述植物的内容丰富的新材料，这些植物是前往东印度和西印度旅行的航海家们带回欧洲的。他们的著作讲述了那些富饶的新发现地。他们不仅记载了奇异的兽类，而且还描述了矿藏和不寻常的植物群。在这些珍宝中极其重要的是当地居民用作药物的许多新的药草。它们给那些在欧洲恐怕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带来了新希望。对这些植物的描述最先出现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著作中，但很快被转译、摘录、合并进新的草本志。连狄奥斯科里德斯也利用这些材料来使自己了解最新趋势。阿迈托·路西塔诺(Amato Lusitano，1511—1568)在他的评注(1553年)中明确表示他曾搜求过东方植物的标本。而马蒂奥利甚至更加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亚洲植物进行新的更好的描述。

    印度药用植物的原始资料主要出自加西亚·德奥塔(Garciad'Orta，1501—1568)之手，他的《关于印度药草与药材的密谈》(Colo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e Sonsas medicinas da lndia)于1563年在果阿(Goa)①出版，书中描述了约60种植物。作为一名祖先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德奥塔在1534年漂洋过海前往果阿学习新药之前，曾在里斯本讲授医学。他承认，“如果我呆在西班牙，我就不敢说反对盖仑和古希腊人的任何话”，但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古代权威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他甚至写道：“别用狄奥斯科里德斯或者盖仑来吓唬我，因为我只想说我所知道的那些真实的事。”他的著作表现出对任何一种医学理论都颇不耐烦。相反，他描述了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各种疾病(如亚洲霍乱)，还描述了被当地医生所使用的各种植物。他将这些植物收集起来并栽种在自己的植物园中，它们包括芦荟、樟树、檀香和槟榔。在他的书中，他先对这些植物进行了鉴别和描述，然后对它们的药用价值进行说明。

①印度西南部一地区。——译注

    尼古拉斯·巴蒂斯塔·蒙纳德斯(Nicolas Bautista Monardes，1493—1588)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他在第一部出版物里曾经抨击了新大陆药用植物的使用。但是，他的主要著作《两本书……关于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的那些东西》(Dos libros…que trata de todas las cosas quetraen de nuestras lndias Occidentales，1565年；两个增补本分别于1571年和1574年出版)却强烈提倡美洲的药物。该书很快由约翰·弗兰帕顿(John Frampton)译成英文(1577年)，书名改为《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full Newes Out of the Newe Found World)。

    蒙纳德斯从未离开过西班牙，而且与他的同代人德奥塔相比，他并不太愿意抛弃旧医学。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另一些人对这些“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和损伤”的植物的特性非常敬畏，以至于有许多人“从医学的古代秩序和方法中极力逃脱出来……”

    在蒙纳德斯的记录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此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植物和动物。可可、黄樟和菝葜得到了详细的讨论。梅可卡，即“印第安大黄”，如今人们知道它只是一种温和的泻药，可当时它却被用于治疗范围广泛的各种身体失调。愈疮木被当作治疗性病的真正的印第安药，而烟草与大量用它制成的软膏和混合物一起，被作为一种药物得到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图3．11)。然而，蒙纳德斯特别提到，印第安人“吸食烟草，以使他们自己沉醉其中而产生幻觉，并想象出各种东西，从中获得快感”。

    德奥塔和蒙纳德斯两人的著作由于查尔斯·勒伊克路斯(charles L'Ecluse，1526—1609)将其翻译并节录成拉丁语而在全欧广为流传，随后又迅速被译成其他各种文字。我们已经提到过约翰·弗兰帕顿的英文译本，而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追随者杰奎斯·格豪里(Jacques Gohory，1520—1576)是第一个重视蒙纳德斯提出的梅可卡具有广泛治疗功效的人。

    源源不断的新材料被增补进来。胡安·弗拉戈索(Juan Fragoso，16世纪)在157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在印度十分普遍的各种芳香物质和果树。克里斯特伐·达·科斯塔(Christavao da Costa，1540—1599)的《论东印度群岛的毒品和药物》(Tractado de las drogasymedicinas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1578)部分源于德奥塔的早期作品，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由他本人绘制的插图和新材料。几乎同样重要的是雅各布·邦特的《论印度药物》(De medicina lndorum，1642)，该书以全新的面貌全面描述了东印度植物和疾病。邦特的这部著作不但本身逐渐广为人知，而且在17世纪中叶还与普劳斯佩罗·阿尔比尼(Prospero Alpini，1553—1617)的一部论述埃及医学(1591年)著作的各种版本一起出版。阿尔比尼在其《论埃及植物》(De Plantis Aeqypti，1592)一书中，又描述了57种埃及植物。对于北美洲来说，托马斯·哈略特(Thomas Hariot，1560—1621)的《弗吉尼亚新发现地的真实简报》(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Virginia)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版画，但没有提供西班牙、丹麦和葡萄牙的探险家们以及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收集的详细资料。

观察与排序

    几乎不用怀疑，草本志是16、17世纪出版的最流行的书籍之一。有了这些书，人们不必花很多时间就能对该领域中迅速扩增的知识确信无疑。在狄奥斯科里德斯(描述了约500种植物)和一个中世纪传统(马瑟描述了80种植物)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家们很快发现了数千种以前不为人知或在过去从未得到恰当描述的植物。必须要做的是给它们编制插图，配备精确的说明，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收集有关它们药物特性的资料。马蒂奥利和其他人彻底修订了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以使这部古代著作在新的时代仍然有用。但另一些人对此并不怎么满意，于是大量新的草本志不断问世。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无法编制一部完整的书目。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1510—1568)①充满新观察资料和仔细描述(特别是英国植物)的草本志，也应当注意到兰伯特·多登斯(Rembert Dodoens，1517—1585)有近900幅插图的《彭特德斯》(Pemptades，1583)，还应当注意到玛斯亚斯·洛比留斯(Mathias Lobelius，1538—1616)①的许多植物学书籍。在英国，约翰·格拉德(John Gerard，1545—1612)②于1597年出版的《草本志》(Herball)中，仍然对详细描述西红柿、“弗吉尼亚”马铃薯以及各种英国花园植物怀有兴趣，但该书极大地吸取了亨利·赖特(Henry Lyte，1529—1607)于1578年翻译的多登斯著作中的材料。而格拉德的这部著作后来又成了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于1629年出版的篇幅更大的《乐园》(Paradius)的基础。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一般的惯例是从手头任何一部著作中自由借用其各种插图和说明。

①英国植物学家。——译注

①荷兰植物学家。——译注

②英国植物学家。——译注

    内容最为全面的著作出自博欣兄弟之手。让·博欣(Jearn Bauhin，1541—1613)③的《普通植物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e plantes，在他死后于1651年出版)描述了5000种植物并包含了3500幅插图。他的兄弟盖斯帕(Gaspard，1560—1624)甚至更加勤奋，他著名的《植物图集》(Pinax，1623年)包含了6000种植物的资料，并且声称有600个全新的种类。在此后的200年中，该书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一直是一部基本的原始资料。

③瑞士植物学家。——译注

    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带来了一个对其进行组织的问题，这一问题几乎是中世纪或者16世纪草本植物学家们不曾梦想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必须指出植物的医用特性。在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作者为分类问题而烦恼。对于许多人来说，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就足够了，而列昂哈德·富克斯(1542年)和威廉·特纳(1568年)似乎也满足于此。约翰·帕金森(1629年)把植物分成“香味的”；泻性的；有毒的、催眠的、伤人的及各自的解药；创伤药草；凉性的；辛辣的；蓟类植物等共17类。有些植物由于不知其用途而且又不适合于任何一类，帕金森就增补了一类称之为“编外类”。

    如果说富克斯仍然满足于传统的字母排列顺序，那么他的同代人杰洛米·博克(1539)则不然。由于因循亚里士多德传统，他把材料分成草本类、灌木类和树类。但他指出：

    “我把所有植物都归并在一起，但将其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些植物是相关的、相连的，或在其他方面是彼此相似的、可以比较的。我放弃了在旧有的草本集中可以看到的从前那种陈旧的A、B、C规则和排序。因为A、B、C排序可引起许多差错。”

    波希米亚植物学家亚当·扎鲁兹安斯基·冯·扎鲁兹安(Adam Zaluziansky von  Zaluzian，1558—1613)以一种新的方式抛弃了他在《草本植物学方法》(Methodi herbariae，1592)中运用的较早的体系，而从最简单植物开始排序，然后一直到更加复杂的种类。他主张把植物学从医学中分离出来，从而使他的著作更加有趣。

    “人们习惯于将医学与植物学联系在一起，但科学的处理态度要求我们应该对两者分别加以考虑。事实上，在每一门技艺中，理论一定是与实践相脱节并彼此分离的。在两者相结合之前，必须依其恰当的次序单独地、分别地加以讨论。有鉴于此，为了植物学(实际上是物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在其能够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之前可以自身形成一个整体，就必须将其从医学中分离出来、拆解出来。”

    再早一个世纪，几乎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陈述的。

    16、17世纪的许多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满脑子都装着分类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方案。洛比留斯建议以叶的外形作为分类基础，但这遭到了法比奥·科隆纳(Fabio Colonna，1567—1650)①的反对。他认为，植物的其他部分——如花、花托、种子——对于此类方案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德烈·塞萨皮诺(Andrea Cesalpino，1519—1603)②为了试图在自然哲学研究中重建亚里士多德权威，出版了《植物论》(De Plantis，1583)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基于花和果实的分类方案。

①意大利植物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生物学家。——译注

    盖斯帕·博欣受到塞萨皮诺排序方法的部分影响，运用了一种双名制植物命名法。他利用植物的共同特征，将《植物图集》分成12卷，然后又依次将每一卷分成若干部分。前者大致与我们今天的属(genera)相对应，后者则与种(species)相对应。博欣根据植物的共同特性，将它们收录在各个部分中。在这方面，博欣有时取得了成功，比如当他把一组具有麻醉(化学)特性的植物归并在一起时，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并非如此，比如当他把一组不常见的、除了都能产生有用的香料之外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性的植物归并在一起时。像扎鲁兹安一样，博欣把分类从较简单的植物形式(草)推进到更加复杂的形式(树)。

    约齐姆·荣格(Joachim Jnng，1587—1657)①和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②发展了博欣的研究。他们将植物和动物进行分类编排——这种编排的遗风在现今的分类中仍然很明显。因此，尽管卡罗留斯·林耐(Carolus Linnaeus，1707—1778)③的工作仍然是植物和动物现代分类的基础，但是，已知动植物种类数量的激增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导致了长达一个多世纪进行分类的努力，林耐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作。

①德国博物学家、医生。——译注

②英国植物学家。——译注

③瑞典生物学家，生物分类法的创立者，提出物种不变的假说。——译注

    在16、17世纪科学史领域的各种变化中，也许没有哪一个领域比植物学和动物学中的变化更加明显。如果我们追踪早期印刷的书籍，我们首先就会发现15世纪的各种草本志以其民间观点和原创的动植物木版画所反映的仍是中世纪世界。在巴巴罗的《对普林尼的修正》一书中，在使狄奥斯科里德斯现代化的努力中，在对原著批评的谨慎关注中，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尽管人文主义学者们在这方面竭尽全力，但是，直到植物插图和说明得到了改进，医生和植物学家才有可能从这种研究中获益。这是德国植物学的前辈们如布伦费尔斯、博克、富克斯以及他们在16世纪后期的追随者们的贡献。在插图更加准确的同时，已知植物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这种进展部分是由于对欧洲植物的新兴趣，部分是由于对世界新发现地动植物的迷恋。狄奥斯科里德斯著作中最初的500种植物，在1623年盖斯帕·博欣出版的《植物图集》中剧增到6000种。如果说较早期的草本植物学家们几乎没有关注几百种植物的组织编排问题，那么到了新旧世纪的转折之际，却导致了关于分类的各种论战——这些论战直到进入18世纪之后才告停息。

    植物界的知识与动物界的知识是同时增长的。在16、17世纪的进程中，人们在中世纪的草本志、普林尼讲述的故事以及古老的动物寓言集中发现的零散资料，被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有关动物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所取代。那些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并试图将自己从古人的说明中分离出来的作者们，他们撰写的论述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其他动物类的各种专著，对以上这些努力进行了补充。这正如在植物方面一样，从欧洲到美洲各地、亚洲以及东印度的航海促进了人们对新的生物类型的热情。

    然而，虽然在这几个具有决定性的世纪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知识爆炸，但简单地用近代科学的胜利来对此进行诠释却是错误的。爱德华·托普塞尔的著作表明了他对神兽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格斯纳、贝隆和朗德勒的著作除了包含各种生物种类外还都讲到了怪物。这一时代最好的反映也许可以从邦特身上看到。他在猩猩身上发现了古代萨梯存在的证据。的确，在17世纪晚期伦敦皇家学会《会刊》(Transactions)的早期卷帙里，仍然存留着寻求各种怪兽的证据。

    在草本志传统中，我们也许能辨认出旧有的药效形象说的一种延续。根据这种学说，某种植物的名称和形状与人体某种器官的名称和形状相似，表明了这种植物固有的医疗作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并没有从原理上否定这种学说，而是通过引入化学方法来寻求改革。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蒸馏，才有可能真正分辨出某种“特征”。因为蒸馏能将植物的纯粹精华从它外在的粗陋物质中分离出来。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我们论及的这一时期，占星术与植物知识的联系确实没有减弱。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研究中，随之出现了类似的知识增长，这是我们下一章即将讨论的主题。但正如将要看到的，我们也可以发现神秘主义与严格的观察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