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前言 

  本书汇集了美国记者斯诺所记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保安同他的几次谈话。斯诺在宋庆龄先生和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于1936年7月间来到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所在地的陕北保安县城。他是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采访活动甚为重视,他来后不久,毛泽东在7月16日就接见了他,并在几天内同他进行了关于当时抗战形势的谈话,在9月23日,进行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斯诺在陕北的三个多月里,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还到前线部队去过,于10月间回保安。这时,毛泽东又同他谈了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长征的主要经过情况。这些异常珍贵的谈话,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即1936年7月,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真知卓识,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和中国必胜的根据。后来抗战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的正确性。这是马列主义科学分析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典范,是毛泽东半个多世纪领导我国革命缔造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范例之一。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时曾经引用了他同斯诺谈话的几个段落。他根据抗战10个月的经验,对于谈话中所作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有系统的发挥,写成了《论持久战》这部指导抗战直到完全胜利的光辉的名著。这一著作的主要论点,毛泽东早在两年前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明了。 

  1936年10月间,斯诺从前线部队回来,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考虑了很久才同意了。他谈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红军的长征经过。毛泽东的这次叙述,不仅是无比的珍贵,而且是如何对个人成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光辉典范。他没有任何的矫饰,辩证地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黑暗旧社会中斗争过来,如何从一个早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旧社会的旧思想的某些影响的少年成长起来的进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光辉灿烂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后来在1962年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何等深刻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关于长征的记述,虽然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阐述,但可以看出他还吸收了其他同志所提供的具体材料,并且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写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后直接指挥工农红军,转败为胜,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成功地结束长征的英明统帅。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周恩来、朱德等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之下,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奠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从而在革命的紧急关#B005#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革命。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党和红军粉碎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英勇的长征能以伟大的胜利而告完成。如果不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巧妙的战略战术,那么英勇长征的工农红军,就有可能像石达开的太平军那样被反动派所消灭。我们的长征的胜利和往后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根本谈不到,我们革命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中国人民不知要再吃多少苦。斯诺的这一部分记述虽然没有足够地反映毛泽东在长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但是看了长征路上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也就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在缔造我们国家的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功勋和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英明正确,更有力地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一书,1937至1938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该书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毛泽东曾经看过,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书后来被译成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各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传诵,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了解到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些重要情况,促进了国际上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 

  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新闻记者,可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在几十年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对于我们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采取了热情友好的态度。特别是通过采访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他亲眼看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看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朱德不在保安)的伟大形象、英明领导和战斗生活,看到了许多革命干部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牺牲的实况,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斯诺开始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还怕村里的农民“共他的产”,分掉他所带的财物,但是当他离开根据地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此后他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后来提到斯诺说,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又提到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他不仅是第一个广泛报道中国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推动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两国的对话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他对中国的友好活动,50年代他曾经受到美国国内亲蒋介石的反动集团的多方打击,并曾经被迫离开美国迁居瑞士。他是1972年在瑞士去世的。他临终时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国,他的墓碑现在就矗立在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校园--现在的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都曾对斯诺作过多次积极评价。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这几篇谈话的整理出版,对于我国广大群众,一定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几篇谈话,由于我自己是当时的口译者,而现在又是当事人中的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加以整理。我建议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记》所收录的毛泽东谈话以及斯诺当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毛泽东同他的其他三篇谈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我只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经过了40多年,很可惜,现在这些有关的文字记录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记的东西,经过战争年代多次转移,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记述照译过来,在可能范围内做了某些校订工作。 

  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做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做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泽东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的脚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做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黎平 

  197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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